編者按：曹操倡導文武兼習，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很有現實意義。筆者有位同事，他的孩子在一所有名氣的中學。這所中學高級干部子女比較多，這位同事告訴我，學校組織學生去部隊學軍，這是多好的事情呀。

　　曹操的教育思想介紹

　　近期，隨著河南省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當選“2009年十大考古新發現”之后，新一輪的“名實之爭”再度升溫。筆者是搞教育的，不懂考古，自然對“高陵”的真偽不敢置喙。卻因此引發了探究曹操教育思想的興趣。

　　曹操是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并不是教育家，那么，曹操的教育思想還有什么可以探究的嗎?

　　筆者以為，作為政治家，曹操深知教育的重要作用。所以，建安八年(203)，他打敗了豪強勢力的代表袁紹集團，奠定了統一中國北方的基礎，就及時頒布《修學令》，指出：“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者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這表明曹操很注意運用教育手段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務。然而，當時國家尚未統一，諸侯頻繁爭戰，曹操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于政治和軍事，難得進一步顧及教育。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裴注引《吳歷》說：“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攻濡須，孫權與之對壘。曹操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在緊張的戰斗中，曹操還不忘教子成才，足見他對培養接班人的重視。

　　曹操培養接班人確實有一套。他的長子曹昂早亡，次子曹丕、四子曹植都有文采，是建安文學的中堅，尤其是曹植，鐘嶸《詩品》稱之為“建安之杰”。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植的《吁嗟篇》以轉蓬為喻，形象地描繪了自己“十一年而三徙都”的生活處境和痛苦心情。詩歌末尾四句：“愿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愿與根荄連。”用不惜“糜滅”，愿與根連，反襯轉蓬去根之苦，強烈地表達出詩人對“流轉無恒處”的不滿，令讀者驚心動容。前人評論說：“寫轉蓬飄蕩，淋漓生動，筆墨飛舞，千秋絕調。”(《采菽堂古詩選》卷六)曹植詩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很能代表影響后世的“建安風骨”。曹操的三子曹彰“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三國志·魏書·任城陳蕭王傳》)建安二十三年(218)，代郡烏丸叛亂。曹彰率兵北征，身先士卒，沖鋒陷陣，不僅大破烏丸，而且讓坐山觀虎斗的鮮卑大人“請服”，北方悉平。

　　在教子成才，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杰出的帝王都不成功，跟他們比，曹操可算相當成功。由此看來，我們可以從教子成才，培養接班人的角度，探究曹操的教育思想。

　　曹操教子的材料不算多，又零碎，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教育思想。現將探究所得歸納成條，貢獻出來，供學者專家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一、堅信“德厚流光”的古訓，擇師重德行

　　曹操的用人方針是“唯才是舉”。他認為，有德行的人，未必有作為;有作為的人，未必有德行。他舉陳平、蘇秦為例，說：“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曹操自己用人，重才能，輕德行。他曾下《舉賢勿拘品行令》，要求僚屬推薦有治國用兵才能的人，即便不仁不孝，也不許遺漏。可是，曹操為諸子選擇教師卻重德行。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攻破南皮，殺袁譚，全部占領冀州，辟冀州名士崔琰為別駕從事。曹操對崔琰說：“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崔琰回答：“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涂炭，而校計兵甲，唯此為先，斯豈冀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史書記載：“太祖(曹操)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三國志·魏書·崔琰傳》)足見崔琰是一位敢于仗義執言的人。第二年，曹操征并州高平，留曹丕守鄴，讓崔琰當曹丕的師傅。崔琰盡職盡責，受到曹操的賞識，曹丕的敬重。

　　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任丞相，調崔琰任東曹椽。東曹椽是丞相府主管二千石以下官吏升降事宜的辦事機構。椽，是辦事機構的長官。曹操在《授崔琰東曹椽教》中說：“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意思是：“你有伯夷的操守，史魚的耿直，貪心者因敬慕你而變得清廉，強壯者因尊崇你而更加奮勉，你這就可以做時代的表率。所以委派你去擔任東曹椽這個職務。《谷梁傳·僖公十五年》有“德厚者流光”的說法。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影響深遠。”后人把它簡化為成語”德厚流光“。從曹操《授崔琰東曹椽教》的內容看，他堅信“德厚流光”的古訓，重視表率作用。

　　正是基于這種思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下《高選諸子椽屬令》，說：“侯家吏，宜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高選”是嚴格選拔。“椽屬”，是諸侯屬吏的正、副長官，實際上是諸侯的師傅。令文意思是：“諸侯的屬吏，應當選擇深明法理，像邢顒那樣的人。”《三國志·魏書·邢顒傳》說：“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也。……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讓邢顒為平原侯家丞，讓“名高德大“的北海名士邴原為曹丕五官府長史。長史是府內的總管。曹操指示兒子，要以師傅之禮待邴原。在《轉邴原為五官府長史令》中，曹操寫道：“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意思是：“我兒子懦弱無才，恐怕難走正道，我有個過分的想法，委屈你去匡正勉勵他。這雖然處于我對你的信任和倚重，但不能不令我慚愧。”令文遣詞用語的謙虛和誠懇，寄托著曹操對培養接班人的殷切期望。

　　曹操擇師重德行的教育思想值得借鑒，如今高教界有抄襲論文的博導、學術造假的院長、提倡換妻的副教授;普教界有引導學生考試作弊的教師、校長乃至教育局長，還有大難降臨，丟下學生，只顧自己逃命的教員。師資道德素質已經嚴重地影響著革命接班人的培養。

　　二、倡導文武兼習，允許學有偏好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這是毛澤東詞作《浪淘沙·北戴河》中的名句。躍馬揚鞭，登山觀海，吟詩抒懷，在毛澤東筆下，東漢末年的曹操是一位文武兼備的英雄。這一形象具有真實性。

　　曹操能文能武。他也要求諸子兼習文武。曹操曾令工匠打造五口寶刀，取“百煉利器，以辟不祥”之意，命名為“百辟刀”。曹操作《百辟刀令》，說：“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余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與次與之。”這個令文反映出曹操倡導文武兼習，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

　　曹丕在《典論自序》中回憶：“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建安二十二年(217)，剛過而立之年的曹丕被立為太子。這時的曹丕已像父親一樣，文才武藝俱佳。在當太子期間，他撰寫的《典論·論文》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濫觴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擅長擊劍，曾用甘蔗當劍，跟通曉五種兵器的奮威鄧展比武，結果擊敗對手。曹操倡導兼習文武、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在曹丕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曹操雖然倡導文武兼習，但允許學有偏好。《三國志·魏書·任城威王彰傳》記載：“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圣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曹操得知三子曹彰立志為將以后，并沒有再責備他棄文好武，而“大笑”，實際上是允許曹彰學有偏好。曹操對待四子曹植也是這樣。曹植喜文而厭武。他在《與楊德祖書》中說：“仆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曹操賜他百辟刀一把，勉勵其習武。曹植作《寶刀銘》，說：“造茲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意思是：佩戴鋒利的寶刀，并不意味著自己崇尚武功，只為防身自衛。對于曹植這種言行，曹操也沒有訓斥。允許學有偏好，按照現代教育理念說，就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選擇，允許良好的個性發展。曹操能夠做到這點，難能可貴。

　　曹操倡導文武兼習，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很有現實意義。筆者有位同事，他的孩子在一所有名氣的中學。這所中學高級干部子女比較多，這位同事告訴我，學校組織學生去部隊學軍，這是多好的事情呀。一些孩子怕吃苦，不想去學軍，有些家長托關系去醫院給孩子開病假條。個別教師還把這條“經驗”向另外的學生家長推薦。這些家長、教師只知道溺愛孩子，根本不理解習武學軍對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作用。

　　三、委以重任，在實踐中培養、鍛煉、選拔接班人

　　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西征張魯，十一月張魯降，得漢中，十二月自漢中郡治所南鄭還。隨后，曹操發布《諸兒令》：“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壽春面對孫權，漢中面對劉備，長安是西漢故都，當時都是重鎮。令文意思是：“當今壽春、漢中、長安這三個重鎮，先打算各派一個兒子去駐守治理。想選派慈善、孝順不違背我命令的，也不知道用誰好。兒子們雖然小時候都被我疼愛，但長大后德才俱好的，我一定重用他。我說話算數，不但不對我的部下有偏私，就是對兒子們也不想有偏私。”《諸兒令》反映出曹操對兒子們敢于委以重任，在實踐中培養、鍛煉、選拔接班人的教育思想。

　　曹操愛才，對才思敏捷的四子曹植非常寵愛，數次想立為太子。建安十六年(211)七月，曹操西征馬超、韓遂，留曹丕守鄴城，臨行前沒講一句體貼勉勵的話。這使曹丕倍感冷落凄涼。他作《感離賦》，序中說：“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這“不勝思慕”四字含義被曹植察覺。曹植作《離思賦》，安慰兄長，“愿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己。”建安十九年(214)七月，曹操南征孫權，留曹植守鄴城，行前下《戒子植》：“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曹操以自己青年時代的作為勉勵曹植，在嚴格要求的背后，寄托著厚望。

　　然而，事情的發展并不以個人的愿望為轉移。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醉酒，開司馬門私出，乘車馳御街至金門，犯禁。曹操震怒，下令說：“始者謂子建，兒子最可定大事。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不久，立曹丕為太子。

　　曹丕沒有辜負曹操。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遠征漢中，留曹丕守鄴城。西曹椽魏諷勾結長樂宮衛尉陳褘謀襲鄴。曹丕得訊，當機立斷，誅殺魏諷及其黨羽，平息叛亂，保證了鄴城安全，為曹操西征解除了后顧之憂。反觀曹植，他并沒有接受開司馬門私出犯禁的教訓。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被關羽圍困。曹操以曹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想派他去救曹仁，讓人去叫曹植，可曹植酩酊大醉，不能接受任務。兩相對比，證明曹操委以重任，在實踐中培養、鍛煉、選拔接班人的教育思想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