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學(Americaliterature)表現為平民化，多元化，富于陽剛之氣，熱愛自由，追求以個人幸福為中心的美國夢。美國文學大致出現過3次繁榮：19世紀前期形成民族文學，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文學兩度繁榮，并產生世界影響，已有近10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美國民族文學形成于獨立革命時期。這場斗爭產生大量的革命詩歌，并且造就了美國頭一批重要的散文家和詩人。政治上的獨立促進文化上的獨立。戰爭結束之后，美國作家的作品陸續增多，逐漸擺脫英國文學的壟斷局面。年輕的民主共和國使人們滿懷信心，并吸引著舊世界更多的人們奔向新的大陸。這樣的社會條件促使19世紀上半葉的文學創作具有浪漫主義的色彩。作家們吸取歐洲浪漫派文學的精神，對美國的歷史、傳說和現實生活進行描繪，美利堅民族內容逐漸豐富和充實起來。從20、30年代到南北戰爭前夕，是浪漫主義運動的全盛時期，各種不同風格的作家泉涌而出，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批評家們稱這一時期為美國文學“第一次繁榮”。到了世紀中葉，浪漫主義文學的基調由樂觀走向疑慮，迫切的社會矛盾，如蓄奴制，又使某些作家采取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民族文學的誕生

　　獨立革命是美國民族文學誕生的背景。早在戰爭爆發之前，美國殖民地人民在歐洲啟蒙主義學說影響之下，已經具有民族獨立的意識。富蘭克林(1706～1790)世俗的格言比愛德華茲清教主義的教誨更能吸引廣大群眾。富蘭克林用清晰、幽默的文體傳播了科學文化，激發自力更生的精神，他的愛國熱忱和關于自學、創業的言論，對于美國人民的人生觀、事業觀和道德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獨立革命期間充滿反抗與妥協之間的尖銳斗爭，迫使作家們采取政論、演講、散文等簡便而又犀利的形式投入戰斗。發表“不自由毋寧死”這一名言的演說家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象戰鼓那樣鼓動戰士奮勇殺敵的托馬斯·派恩(1737～1809)，行文樸質無華卻字字擊中要害的托馬斯·杰弗遜(1743～1826)，都是無畏的戰士，他們為了戰斗的需要錘練自己的語言藝術。

　　那個時期的詩歌也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大量的革命歌謠出自民間。菲利普·弗瑞諾(1752～1832)是當時著名的革命詩人，他的創作開創了美國詩歌的優秀傳統。

　　早期浪漫主義文學

　　19世紀初，一些以美國為背景、美國人為主人公的作品開始出現，初具美利堅民族的特色。歐文(1783～1859)致力發掘北美早期移民的傳說故事，他的《見聞札記》(1819～1820)開創了美國短篇小說的傳統。庫珀(1789～1851)在《皮襪子故事集》中以印第安人部落的滅亡為背景，表現了勇敢、正直的移民怎樣開辟美國文明的途徑。詩人布萊恩特(1794～1878)筆下的自然景色，完全是美國式的，他歌頌當地常見的水鳥和野花，而且通過它們歌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這些作家的作品滿懷樂觀向上的時代精神。色彩陰暗的愛倫·坡在詩歌、短篇小說和理論批評方面達到新的水平，標志著民族文學的多樣性和在藝術上的發展。

　　超驗主義與后期浪漫主義

　　19世紀30年代以后，東北部沿海的美國文化中心新英格蘭地區成了最早的工業區。杰克遜總統的民主主義路線又使國內的民主空氣增漲。這在意識形態上造成兩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出現了超驗主義者團體，另一 方面使一些作家產生不少疑慮，浪漫主義文學的基調由樂觀轉向懷疑和消極。超驗主義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先表現為宗教、哲學思想中的改革，后擴展到文學創作領域。以愛默生(1803～1882)為首的超驗主義者為了摒棄加爾文教派“以神為中心”的思想，吸取康德先驗論和歐洲浪漫派理論家的思想材料，提出人憑直覺認識真理，因而在一定范圍內人就是上帝。這一派思想的出發點是人文主義，即強調人的價值，反對權威，崇尚直覺，主張個性解放，打破神學和外國教條的束縛，對美國作家產生不小的影響。

　　到了50年代，隨著工業化引起的種種社會問題的出現，作家們敏銳地感受到民主制的弊病。梭羅(1817～1862) 側重超驗主義中人的“自助”精神，主張回返自然，保持純真的人性，因此與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發生沖突。在霍桑與梅爾維爾身上，這種矛盾以抽象、神秘的形式表現出來。霍桑(1804～1864)深受加爾文教派的影響，又想有所擺脫，于是轉向對人類狀況與命運的探索，如《紅字》(1850)。梅爾維爾(1819～1891)同霍桑一樣，把他所感覺到的社會矛盾歸結為抽象的“惡”，而“惡”的強大與不可理解使《白鯨》(1851)等作品蒙上神秘、悲觀的氣氛。

　　婆羅門

　　“婆羅門”是指這一時期新英格蘭地區一批有高度文化教養的作家，或稱“紳士派詩人”。朗費羅(1807～1882)、洛威爾(1819～1891)和霍姆斯(1809～1894)都是知識界的名流。他們出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歌頌愛國主義精神，反對蓄奴制，同情印第安人，也對社會流弊提出一些批評。由于他們的出身地位和文化教養，他們的觀點和情緒一般較為溫和。

　　廢奴文學

　　19世紀30年代之后，北部進步人士掀起越來越高漲的廢除黑奴運動。黑人的處境激起許多作家的同情，從愛默生、朗費羅到惠特曼都寫過反對蓄奴的詩篇。影響最大的作品是斯托夫人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1852)，林肯(1809～1865)稱她為“發動了一次戰爭的小婦人”。詩人惠蒂埃(1807～1892)抗議蓄奴制的詩篇數量最多，反映了19世紀廢奴運動歷次重大的斗爭。廢奴文學雖限于道義上的譴責，卻推動了廢奴斗爭，在文學史上，也是19世紀現實主義創作的先聲。偉大的民主詩人惠特曼 　美國19世紀的民主精神在惠特曼(1819～1892)的《草葉集》(1855)里得到充分發揮。他以豐富、博大、包羅萬象的氣魄反映了廣大勞動群眾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樂觀向上精神。他歌頌勞動，歌頌大自然，歌頌物質文明，歌頌“個人”的理想形象;他的歌頌滲透著對人類的廣泛的愛。詩人以豪邁、粗獷的氣概蔑視蓄奴制和一切不符合自由民主理想的社會現象。他那種奔放不羈的自由詩體，同他的思想內容一樣，也是文學史上的創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