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亦稱土木堡之變，指發生于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的慘敗事變。土木之變后，明英宗淪為瓦剌軍隊的階下囚，于謙同文武官、內外臣擁立朱祁鈺稱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1450年(明景泰元年)放回明英宗，1457年奪門之變英宗復辟。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明代土木堡之變，希望對你有用!

　　明代土木堡之變圖片

　　明代土木堡之變歷史背景

　　15世紀初，蒙古族自元順帝率蒙古貴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繼續統治塞北地區，史稱北元。洪武后期(14世紀末)，蒙古族分裂為韃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韃靼為明朝對東蒙古的稱謂，游牧于貝加爾湖以南，大漠以北，東至鄂嫩河、克魯倫河流域，西至杭愛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區。瓦剌為明朝對西蒙古的稱謂，游牧于阿爾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廣闊草原之西北部一帶。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遼東邊外。

　　蒙古分裂后，東西蒙古互爭雄長，征戰不休，并不時出兵南下，騷擾明邊。永樂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別遣使與韃靼、瓦剌“諭之通好”。瓦剌首領馬哈木為借助明廷力量對付韃靼，向明廷稱臣納貢，明成祖亦分別封之為王。經長期征戰，韃靼勢力不斷削弱，瓦剌逐漸強大。永樂十六年(1418)，馬哈木之子脫歡襲父爵為順寧王。幾年之間，脫歡攻破韃靼，兼并其眾，又統一內部，其勢日張，雄視漠北。脫歡立成吉思汗后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為太師(丞相)，掌蒙古實權。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后，不僅漠南諸部全被征服，且東脅朝鮮，西略哈密，環明之北邊，盡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于明。初，所遣使者不過五十人，后貪朝廷厚賞，歲增至二千余人，并屢屢索要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賜財物，不得不歲有所增。

　　明正統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遣使2000余人貢馬，詐稱3000人，向明朝政府邀賞，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并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制造釁端。遂于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于貓兒莊。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御敵。

　　時英宗寵信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縣。一說山西大同)人。明宣宗時自閹入內，侍皇太子朱祁鎮讀書于東宮。宣宗死，朱祁鎮九歲即位，是為英宗。王振狡黠，得帝歡，命掌司禮監，備受寵信。英宗稱之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日，英宗大宴百官。按明制：“宦者雖寵，不得予王庭宴。”英宗懼王振不悅，派人觀察慰藉。王振正大怒，自比為周公，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英宗當即命大開東華門中門，使王振赴宴。至則與會百官，皆望風拜謁，王振始悅。

　　正統七年(1442)，張太后病逝，元老三楊或死或貶，王振更加擅作威福，無所忌憚，竟盜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內臣干預朝政所立之鐵碑。從此，大權獨攬，廣植私黨，使其侄王山為錦衣衛指揮，王林為錦衣衛僉事，其黨羽個個升官進祿，飛黃騰達。他又排斥異己，陷害忠良，侍講劉球在奏疏中語諷王振，即被逮捕入獄，殺害于獄中。御史李鐸路遇王振不跪，被謫戍鐵嶺。一次王振會議東閣，眾公卿見王振到，皆俯首揖拜，唯大理寺少卿薛瑄見王振不揖不拜，昂然挺立。王振懷恨在心，借故治其死罪，投入牢獄，最后雖未殺死，卻被削職罷官。

　　王振還大興土木，“廣置塌房、莊所、田園、馬房，侵奪民利，不輸國課”。役使軍民廣建府第于皇城之內，重堂深閣，宏麗不亞于皇宮。賣官鬻爵，收受賄賂，州官入朝，無厚禮相贈，便橫加迫害。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每次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振“嗾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寺少卿”。家中金山銀窟，財寶不計其數。后抄沒其家時，有金銀六十余庫，玉盤百面，珊瑚高達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幣帛珠寶無算。

　　王振如此專橫奸險，英宗卻不以為奸，反褒以為忠孝。正統十一年(1446)，英宗賞給王振白金、彩幣等物，并特賜敕一道，稱王振“性資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足見其臣奸，其君昏。

　　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準備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吏部尚書王直率群臣上疏勸諫，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執意親征。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據守北京，然后和王振率官員100多人，帶領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護駕從征。

　　由于組織不當，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成國公朱勇為大，但在王振面前皆膝行而前;戶部尚書王佐請帝回軍，王振就命其跪在草叢里，直到天黑才能起來。隨征的文武大臣卻不使參預軍政事務，軍內自相驚亂。19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未交鋒，鎮守太監郭敬報告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剌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后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13日，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剌軍已緊逼明軍。

　　明代土木堡之變事變過程

　　記載土木之變其真其詳者莫如當事大臣李賢記載的《順天目錄》：“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因為土木堡地勢高)。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臺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余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余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英宗被俘，英宗的護衛樊忠萬分憤怒，掄起鐵錘對準王振的腦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這個禍國殃民的惡宦，終于落得個罪有應得的可恥下場。

　　被俘

　　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但王振不準。土木堡地勢高，無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被瓦剌軍占據，將士饑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隔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并主動撤離，以麻痹明軍。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饑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發動攻勢。明軍只得倉促應戰，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戰死，明英宗盤而坐，不久被俘，王振被護衛樊忠用大鐵錘所殺，樊忠不久亦戰死。此役明軍死亡過半，大量輜重盡為也先掠奪，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幸逃出。

　　正在明軍爭相亂跑之機，瓦刺伏兵四起，明軍潰敗。英宗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不一會兒，瓦刺兵沖上來，一個士兵上前要剝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著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賽刊王在盤問英宗時，英宗反問道：“你是誰?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或者是賽刊王。”賽刊王感到英宗說話的口氣很大，立即報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軍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認，才知道他就是英宗。[1]

　　反擊

　　于謙建議百官預支俸祿于京城90里外的通州，這樣就使也先沒有糧食可以搶。二十三日，都御使陳益上奏：誅殺王振全族。郕王不知道該怎么辦，百官發怒，毆打王振的心腹馬順，打死黨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錦衣衛指揮使)。九月初六，瓦剌進攻宣府、大同、勾結關內的蒙古人，燒殺搶掠，挾持英宗叫門，宣府守將楊洪不聽。

　　于謙任命：石亨從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晉升為右都督，掌管五軍大營;推薦東莞的河伯所閘官羅通為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四川按察使曹泰為山東都指揮使，韓青守紫荊關，任大同副總兵;郭登為總兵，守大同。從于謙的布置可以看出，當時不論地位卑賤與否，只要是有才能的，都用上了。十月初一，也先、脫脫不花掠過大同，奪下紫荊關，明朝又失一城。也先兵分兩路：一路由古北口、密云進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從宣府、洪州進攻，30000人左右。

　　兩路軍最終的會合地點是居庸關以西的白羊口，妄圖直抵京師!如此，則京師危急。此時，于謙的先遣4將(羅通、曹泰、韓青、郭登)都沒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剌軍長驅直入，看似要滅亡大明王朝。

　　于是，于謙執行第二方案：親自領兵22萬，列陣于九門外，親自披甲執銳，于是，京師各地士氣大振。侍郎吳寧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謙親自列陣于德勝門外。十月初二，副總兵高禮、毛福壽迎敵于章儀門的土城之北，敗瓦剌先鋒官，首戰告捷，軍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復到土城拜謁英宗。

　　十三日，也先進攻德勝門。石亨，范廣等將領在民間的土房內埋伏，二人大敗敵軍!也先的弟弟孛羅、平章卯那孩戰死。也先轉而攻打西直門，又大敗十四日，戰于章儀門，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勝!此時，圍攻居庸關的瓦剌軍與明軍大戰七天七夜，還是大敗!

　　連續的失敗，士氣低落，再加上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軍隊也已經快到達京城，于是，也先坐不住了。十五日夜，拔營而走，明軍以炮火追擊，殺敵萬人，也先向回良鄉逃去。十七日出紫荊關，明軍奮起直追，敗敵于固安、霸州，擒阿歸等18人。此時，京師保衛戰基本結束。明朝在先損失200000人的情況下依然率領二線部隊扭轉戰局，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明代土木堡之變事變結果

　　此一戰役，明軍死傷十余萬，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英宗被俘消息傳來(史書上假稱英宗被俘為“北狩”)，京城大亂。廷臣為應急，聯合奏請皇太后立郕王為皇帝。皇太后同意眾議，但郕王卻推辭不就。文武大臣再三請求，郕王無奈應允，于九月初六登基，是為景帝，以第二年為景泰元年，奉英宗為太上皇。瓦剌俘虜明英宗，便大舉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為名，令明朝各邊關開啟城門，乘機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荊關、居庸關，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勢不可擋，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遷都城。兵部侍郎于謙極力反對遷都，要求堅守京師，并詔令各地武裝力量至京勤王。隨后，調河南、山東等地軍隊進京防衛，于謙主持調通州倉庫的糧食入京，京師兵精糧足，人心稍安。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挾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衛戰開始。明景帝讓于謙全權負責守戰之事。于謙分遣諸將率兵22萬，于京城九門之外列陣，并親自與石亨在德勝門設陣，以阻敵人前鋒。十三日，于謙派騎兵引誘也先，也先率數萬眾至德勝門時，明朝伏兵沖出，神機營火器齊發，將也先兵馬擊潰。也先又轉攻西直門，城上守軍發箭炮反擊，也先又敗。京師之圍解除。

　　正統十四年秋，明軍于土木堡(今河北懷來土木鎮)大敗于瓦剌，英宗被俘，導致嚴重的軍事危機，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但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對這次戰役的記載頗多歧異與疑點，尚需條梳史料以澄清事實;明軍參戰人數、瓦剌軍行進路線、明軍回軍策略以及明邊鎮在土木之戰中的作用等諸多問題仍需探討;以此為例，并可初步認識明代中期京營、邊鎮的規模和有關明代前中期史實記載的可信程度。

　　在土木堡之變死難的群臣中，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栗、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鑄、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鑒、張塘、鄭瑄、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二人皆死于混戰之中。

　　明代土木堡之變歷史影響

　　土木之變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獲;四朝老臣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殺，無數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于一旦，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英宗復位后更是殺了以于謙為首等新生代文官武將，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后第二次斷層。強盛的大明朝由盛轉衰。明朝戰略由攻轉守全面改變，明朝進入中期階段。而所以隨著開國武人勛貴集團和靖難功臣集團在土木堡之變被消滅殆盡(有一種猜測這土木之變是明朝上層文官集團的陰謀)，文官集團有重新獲得了宋朝以來的權利并且權利更大，皇帝只能通過內廷的宦官來制衡文官集團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和整個國家的意志，所以明自正統以后，國家大事動輒被文官集團掣肘，國勢日蹙。明末清初之際明王朝最大最直接的問題，是同時面對農民軍和滿清兩線作戰，又始終不能徹底解決其中一個，在于廟堂之上的權力對比失衡，東林黨一家獨大導致江南富庶地的稅收不上來，只能去西北貧瘠之地壓榨人民，直接逼反了農民軍，給明王朝來了致命一擊。

　　文官大臣和君王離心離德，此時崇禎君臣可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為仇寇”。崇禎平時勤政節儉減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銀者盡充軍餉。崇禎在最后之時，曾經懇求臣子獻出積蓄救國。可大臣變著方的不睬他，有獻年奉的(明朝工資極低，大家都主要靠灰色收入，這是不成文的慣例)，有在家大門貼張“此物出售”的條子號稱“毀家紓難”的。反正就是絕不掏錢。后來李自成攻破北京，自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而在大臣抄家抄出來數萬兩，甚至數十萬兩白銀的都不在少數，得銀甚巨。在李自成綁架拷問大小官員“追贓助餉”的40天中一共得銀7000多萬兩，合明末14年的財政的收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宮里的宦官一張張銀票往外拿，讓崇禎深為感動。這也是后來崇禎重新啟用宦官的原因之一。之后滿清打著“為君父報仇”的名義叩關，殺死逼死崇禎的李自成，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