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是孫中山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綱領，設想通過三民主義的實施能夠“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進而實現國富民強、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是中國國民黨信奉的基本綱領。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三民主義基本信息，希望對你有用!

　　三民主義的提出者孫中山圖片

　　三民主義基本信息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二為節制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三民主義要點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地)，二為節制資本(私人不可操縱國民生計)。

　　三民主義負面評價

　　三民主義的批評者眾多，他們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陳炯明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提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于國情亦未適合。(詳細批評，非本論范圍，但國民黨賢者，必知其說，不過頭上有偶像，不敢觸犯耳。如有馬丁路德出于其黨，庶有中興之望)。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強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趨步耶!”

　　三民主義詳細資料

　　三族主義

　　劉宗正批評孫中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后，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余人。所以就大多數說 ，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后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第四講)[1]

　　三權主義

　　權能區分

　　孫中山又常以諸葛亮與阿斗的故事說明“權能區分”的重要性[4][5]，“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權和能照我所發明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6]。這些理論的問題點在于孫中山混淆了歐美國家人民的權利(rights)，政府的權力(authority)，與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歐美的“阿斗”其實“權”與“能”都有，隨時有“能”，行使其“權”，以更換不適任的“諸葛亮”。最早指出孫文思想這個病理的是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后來他的學生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家，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并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7]

　　西方對三權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孫文卻只怕不是“萬能政府”。他認為可以用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來防止萬能政府變成獨裁政府。罷免、創制、復決等權利是理論可行，實際上不易實行的。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于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松，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8]。

　　國民大會

　　孫文發明權能區分，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如此一來，孫文對共產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這種情況下，國民大會變得很復雜，國民大會若是完全按共產制度來實行，運作的程序，優點和缺點很清楚。但是，在國民大會外另社總統，情況就復雜了。本來，五院是直接歸國民大會管理監督，現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設總統，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只能調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時，張君勱拿出三權憲法，要求國民大會無形化，其權力只剩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復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等等。然而，這些權力除選、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外，其他的權力又都受到種種限制，所以，國民大會到底是甚么，我實在不清楚。[9]

　　五權分立

　　孫文采取三權，確認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更重要的是，孫文不采取西方“性惡論”的思想，卻采取“性善論”，讓五權分工合作，造就一個萬能政府，把以性惡哲學為基礎的法律、政治價值觀，一變成以性善為基礎的憲政思想，這種轉變是何等的巨大，整個憲政的架構和運作不同，甚至目標也不同。[10]

　　考試制度

　　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它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所以，后來就陳倉暗渡，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當時設立這機構是黑機關，所以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以合法化，但臨時條款廢除以后，人事行政局又成為黑機關，政府又將它放在《國安三法》中夾帶過關[11]。

　　監察制度

　　臺灣憲法專家李鴻禧指出“國父孫文發明了監察制度，將屬于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另外成立監察院。在國外，彈劾權是國會兩院制的國家才具有的，由下議院提出彈劾，上議院來審判。但是在我國：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后，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這是違背法學、政治學學理的笑話。彈劾是追究政治責任，不是追究法律責任。誰才能追究政治責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將監察院改成目前的準司法機關已是大笑話，因為有權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們所選的民意代表，但現在監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機關人員的責任，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里的成員又是輪調、派任的法官擔任，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又何德何能來審判公務人員是否有行政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臺灣未來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規劃，整個司法問題才能有比較好的解決”。

　　三生主義

　　在漲價歸公方面，孫中山以為“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愿多報，也不情愿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13]此一理論的問題在于如果地主永遠不賣土地，沒有買賣的行為，漲價歸公便無從實施。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念是來自于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于1879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氣的平等權利一樣。”，張五常認為亨利·喬治的“漲價歸公”理論是“閉門造車”，對經濟學一竅不通。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臺灣早期大量的國營事業，如：臺鹽、臺肥、臺鐵、煙酒公賣局、郵局、中華電信等企業賺取大量的費用但是服務品質也不見提升，原因就是沒有競爭，自從開放民營競爭以后品質才略有改善。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本具有濃烈的社會主義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便提到“...民生主義究竟是什么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于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沖突，并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么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于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于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