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888年,李鴻章鑒于日本野心勃勃,在建議興修津通鐵路[天津至通州]時,又提出了兩項理由:首先,有利于戰守。“沿海設防,固須有精銳水師而后能戰,尤賴有精煉之陸師而后能守”,一旦鐵路修成,即可使水陸配合,相得益彰。其次,有利于掌握軍事主動權。

　　甲午戰爭前后的鐵路建設介紹?李鴻章為什么要建鐵路呢?接下來跟這小編的腳步去看下

　　李鴻章為了加強海防,倡議興修鐵路

　　鐵路是近代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重要產物。它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在諸如原料的運輸、產品的銷售、客商的往來等方面均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因而鐵路所經之處,就會為沿線各地帶來市場發達、百貨云集、人煙輻湊、信息靈便的欣欣向榮之局。所以,鐵路的出現也反映了封建主義的物質文明向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嬗變和演進。

　　自從1825年英國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條鐵路之后,由于它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軍事上所起的作用,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于是歐美各國接踵而起紛紛效法,在短短十余年間鐵路建設即有長足進展。處于封建末世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觀察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這一驚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為之吸引。如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環考略》等書都對鐵路作了初步介紹,而洪仁玕則于1859年在其所著《資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鐵路的具體建議。他說:中國各省應當皆有鐵路,“以為全國之脈絡,通則無病焉”。顯然,他是把鐵路作為人身血管來看待的。只有血脈流通,才能健康無病。應當說,這一譬喻是恰當的。

　　將洪仁玕修建鐵路的理想付諸實踐的卻是敵對派李鴻章。李在1865年以前對于鐵路為何物尚屬茫然,1867年后才有所轉變。而轉變的關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侵華意圖日益顯露:

　　首先,因1871年日本一再要求與中國締結通商條約一事而引起警覺。李鴻章上奏清廷說:“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聞該國自與西人訂約,廣購機器兵船,仿造槍炮鐵路,又派人往西國學習各國技藝”,其志不小。“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在這里,李鴻章對于日本積極向西方學習的動向深感不安,特別是對它“廣購機器兵船,仿造槍炮鐵路”之事深以為憂。因為當時中國尚無新式海軍,更無一寸鐵路。

　　其次,1872年日本擅自宣布琉球為“內藩”,接著又借口琉球船民被臺灣生番殺害一事,竟向清廷大興問罪之師,使得李鴻章深感憂慮。他說:“臺灣生番一案,尤覺離奇。日人力小謀大,尤為切近之患。中土不亟謀富強,□擾正無已時耳”。可以說,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李鴻章就把防卸外侮的重點放在日本身上。為此,他又奏陳清廷說:日本近年“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由此可知,李鴻章對于日本侵略的野心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于是除了加強軍事力量之外,李鴻章鑒于日本“仿造鐵路火車”也把修建鐵路事宜提到日程上來。

　　其三、1874年12月,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正式提出了修建鐵路的問題。他說:“中國南北洋濱海七省自須聯為一氣,方能呼應聯通。惟地段過長,事體繁重,一人精力斷難兼顧”。倘使“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于旁,聞警弛援,可以一日千數百里,則統帥當不致于誤事”可見李鴻章對于鐵路在軍事上的價值已有相當認識。

　　其四、1888年,李鴻章鑒于日本野心勃勃,在建議興修津通鐵路[天津至通州]時,又提出了兩項理由:首先,有利于戰守。“沿海設防,固須有精銳水師而后能戰,尤賴有精煉之陸師而后能守”,一旦鐵路修成,即可使水陸配合,相得益彰。其次,有利于掌握軍事主動權。李鴻章說:“圣朝幅員廣大,超越前古,如欲令沿海各省,逐處皆屯重兵,即使財賦所入足資供給,設敵以偏師相擾,我即須全力因應,長年不休,何以堪此?”可是有了鐵路之后,“則運兵神速,畛域無分,糧餉煤械,不慮缺乏。主靈而客鈍,守易而攻難”,實為以逸待勞的萬全之策。津通路雖因清廷內部意見不一而未能興修,伸津榆路(天津到山海關)卻很快動工了。這里反映李鴻章對于修建鐵路在軍事上的價值所具有的認識,又較前有了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