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在學校男廁所被同學用有廁紙、尿液的垃圾筐扣在頭上，被同學取不雅綽號，出現失眠、情緒激動、恐懼上學等癥狀，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醫生診斷為“急性應激反應”……

近日，一篇名為《每對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園霸凌說NO！》的文章在社交平臺流傳，文中關于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二小發生的“校園欺凌”事件引起廣泛關注，目前事件仍在調查中，但校園欺凌這個話題再度引發熱議。

據統計，2014年至2015年，媒體曝光的校園欺凌／暴力事件共43起。其中，2015年3月以來就有26起。校園欺凌頻發的原因是什么？出現校園欺凌事件如何追責？面對校園欺凌，社會還有哪些短板有待補齊？

“上小學的孩子是一張白紙，發生校園欺凌這樣的事情，家長、學校和社會都應該檢討，有沒有從小給孩子一個自尊自重自強的教育，重視孩子內心的成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認為，校園欺凌案件頻發背后應探討的并不是一己之責。

阮齊林提出，校園欺凌主要是指同學間欺負弱小、言語羞辱及敲詐勒索甚至毆打的行為，該類行為的發生存在一個氛圍，即以多欺少或是恃強凌弱。阮齊林稱，從心理層面上說，欺負者與被欺負者對“欺負”這件事情是認可的，欺負者不會覺得自己的行為是錯誤的，被欺負者通常也因害怕而默默承受和不敢反抗。“校園欺凌涉及到人性中潛在的獸性，關鍵是看家長、學校和社會有沒有及時發現并加以引導。”

心理教育工作者鐘秉穎表示，校園欺凌事件的發生并不是一個偶然的行為，而是一個積累的過程，“我們應該關注發生欺凌行為背后的原因是如何產生的？”

鐘秉穎舉例稱，小孩之間以“玩笑”“惡作劇”之名發生相互推搡摩擦時，一般會發生兩種情況：一是一方在無意推搡后進行了道歉，另一方及時表達不愿被這樣對待，雙方的矛盾得到化解；二是在一方推搡后哪怕說了“對不起”，另一方也要反推回來以牙還牙，矛盾不斷升級，并種下一些“惡與恨”的因子。“在這些小事上，老師與家長往往會以為是孩子間正常的打鬧，但在孩子心中會不斷積累委屈與不公，又沒有成人的干預，等下次一方找到另一方的弱點時，就會進行有目的的報復。”

專注于反校園欺凌的“減低校園欺凌”公益項目負責人沈旭認為，校園欺凌事件發生時，我們是否可以不要那么快判斷孩子是惡意還是非惡意，而是去了解過程，分析每個步驟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沈旭曾經接觸過一個有校園欺凌行為的孩子，這個孩子存在智力發育障礙，行為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只要看到比他弱小的同學，就會上前進行挑釁，并觀察對方反應進行下一步的攻擊，或用腳絆倒同學，或向同學吐口水，老師一度勸其退學。“我剛遇到這個孩子時，就在想為什么這個孩子有那么強烈的攻擊行為？”

沈旭通過與孩子的父母溝通后得知，這個孩子由于智力原因，從小時常被小區里的同伴惡作劇，上一二年級的時候被女生欺負，被同學脫褲子，等他長大一些后，就有了要欺負女同學的意識。沈旭說：“怎么判斷目的是惡意的？欺凌行為背后一定是惡的嗎？產生惡之前發生了什么？這值得我們重視。”

在長期從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問題研究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看來，處理這類事件要遵守一個原則：“以保護孩子為前提，教會孩子成長，教會他們怎么去面對生活，而不是讓他們受到懲罰和傷害，讓他們感到害怕，害怕并不能解決問題。”

“要把孩子當成孩子。”李玫瑾談到，家長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同學之間相互欺負的事件在全世界都是不可避免的，家長要做的是教會孩子遇到這種事情時有正確的態度去面對與處理。

阮齊林也認為：“校園欺凌不是存在于一個國家的現象，也不是當下才有的行為，想要得到改變，家庭和學校進行基本的仁愛教育是基礎，小學時期正是樹立和培養素質文化的重點階段。”家長在此階段應關心孩子的行為變化，老師應避免對學生使用“熊孩子”“笨孩子”等稱呼，對班上成績優秀與處于下游的同學都要進行表揚和鼓勵。

沈旭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在解決校園欺凌問題時，他們的經驗是先對老師、家長進行培訓，開設“老師和家長責備孩子的藝術方法”課程，協助雙方共同構建與孩子相處的模板。

除了需要進一步加強仁愛教育，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校園欺凌事件隨處可能發生，這是個有普遍性的問題。但對于校園欺凌，我國目前還缺乏健全的懲戒機制。

此外，熊丙奇提到，校園欺凌案是校內事件，也是公共事件，同時是法律問題，需要司法機關的介入。“如果被侵害的一方家長有訴求，學校就應該配合家長起訴施害人家長，追究相應的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