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廉潔無私的故事3則
包拯,字希仁,北宋名臣。包拯以廉潔公正、不攀附權貴著稱,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推薦的包拯廉潔無私的故事3則希望各位看官能感興趣哦。
包拯廉潔無私的故事:外甥打舅舅,認法不認親
包公首次響亮地喊出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八個大字,流傳至今。要做到這八個字,只能先從自身做起。他平時辦案執法沒有私人請托條子,沒有親朋好友因私事打擾,為秉公執法而“六親不認”。
他調任廬州(含合肥)知州時,家鄉親友個人笑逐顏開,以為可以大沾其光,紛紛跑去拜望,不料全都吃了閉門羹。他娘舅覺得外甥來當官,自己犯點事也總會得點照顧,但包公照例開庭審訊,按律責打七十大板。從此以后親戚朋友都格外小心,誰不敢仗勢胡來。“外甥打舅舅──不認老娘親”,此事轟傳四方,老百姓拍手叫好,親友們有的罵包公六親不認,不近人情,成心沽名釣譽。包公坦然自若,揮毫賦詩一首: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精鋼不做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
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末兩句意思是:史書中記載著圣賢的教誨,我要身體力行,決不違背,免得給后人留下恥辱。這是包公一生做人做官的真實寫照。
包公對子女管教嚴格。他的長子官居通州(州府官員之一種),政聲亦好,英年早逝;幼子在包公去世時年僅5歲,包公留下的家訓是:“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意思是說,后世包家子孫在外做官,如果有違反家法規定而受賄、貪污者,生不得讓他回到包氏宗族來,死不得葬在包氏祖墳中。據說包子孫都能嚴守祖訓,無一貪官。
歷代清官廉吏無不淡泊利祿、清心明志,包公尤其如此。包公年輕時中進士,即被任為朝官和知縣,卻為侍養年老雙親而推辭。父母去世后很久,他已四十來歲了,經鄉里父老苦勸才出去做官。他苦讀經史,修身養志,數十年如一日,做官后身體力行,即使貴為大臣也不改平民生活和平民作風,衣食同百姓時一樣,從不搞特殊。當時端州(今廣東省肇慶市)盛產名貴的“端硯”,制度規定每年必須進貢一定數量給朝廷,歷任知州大都另征數十倍于定額的“端硯”獻給各類權貴,以求升官發財,搞得端州百姓叫苦連天。包公做端州知州后,下令只按定額征收,不得多征一方,百姓奔走相告,一片歡呼。他離任時,吏民精制一方最好的“端硯”相贈,公包婉言堅辭。“不持一硯歸”,當時就傳遍端州內外。
包拯廉潔無私的故事:黑臉一沉,皇帝也怕他三分
包公唱黑臉,只看事不看人,即使面對皇帝身邊的宦官、靠山鐵硬的皇親、手操生殺予奪大權的“真龍天子”,他也“照黑不誤”。宋仁宗皇帝因寵愛張貴妃而提拔其伯父張堯佐為三司使,包公就帶頭上奏:“張堯佐是個凡庸之輩,靠貴妃得寵這層特殊關系才一步登天。這不知遭到多少人背后譏罵,可陛下為什么非要護著一個張堯佐而違天意、逆人心、自釀危機呢!”又說:“歷代外戚,即使有才者,明君也不肯輕易給他實權,何況無才者!……請陛下撤掉張堯佐,另求賢才!”宋仁宗無奈,只好照辦,但又抵抗不了枕頭風,不久又授予張堯佐宣徽使之職。宣徽使是皇帝近侍高官,與副宰相級的樞密使同列,所以張貴妃特別看重此職,曾再三叮囑宋仁宗一定咬住不放,宋仁宗滿口答應。包公寸步不讓,立即率同僚七人入奏。宋仁宗一見這陣勢,不禁“龍顏大怒”,與七位諫官舌戰朝堂,嚇得膽小朝臣直打哆嗦。張堯佐見眾怒難犯,慌忙聲明辭去宣徽使之職,宋仁宗也怕為此喪失人心,趕緊順水推舟以示“虛心納諫”,并且下詔,以后皇親國戚不得擔任任何有實權的高官。
張貴妃眼巴巴地盼望佳音,一見宋仁宗回宮便急問道:“宣徽使……”宋仁宗埋怨她說:“宣徽使宣
徽使,你就知道個宣徽史,咋就不知道包拯是個御史!”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一個人在皇帝面前都敢唱“黑臉”,其他場合可想而知。自古以來,只有那些不怕丟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只怕國家受害百姓遭殃的人,才敢唱“黑臉”。幸運的是包公生逢比較開明的宋仁宗,加之具有高明的斗爭策略,才得以安居高位,享其天年。假如碰上聽不得一點反面意見的皇上,早就被殺頭了。
包拯廉潔無私的故事: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包拯雅號“黑包公”,其實歷史上的包拯長得并不黑,只因為他做人不隨波動逐波,堅持原則;做官不巧言令色,剛直不阿,橫眉冷對一切明里暗里干壞事的大小官吏,嫉惡如仇,除惡務盡,所以人稱“黑包公”,意指他執法如山,敢唱“黑臉”。
包公是封建官僚,未必能象書上說的“愛民如子”,但他對勞動人民即有很強的同情心,憂國憂民,以“興利除害,濟世益民”為己任。按舊制,百姓告狀不得直入開封府大門,而要通過府吏轉達,府吏便乘機勒索,看錢說話,造成一些冤假錯案。包公調往開封任府尹后,馬上命令大開正門,讓老百姓直接到大堂申訴。從此。府吏便不敢再欺上瞞下,包公親傾聽申訴,快速取證,“秉公辦案”。舊衙門“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積弊當即掃除一空,官吏敲詐勒索,徇私舞弊的惡風立即被煞住,原先多年的冤假錯案統統被糾正。百姓高呼“包青天”,貪官痛罵“包黑子”。
京城的官宦富豪依仗權勢,在惠民河兩岸霸地筑堤,大造豪宅園林,甚至圈占水面,搞得河水受陰,嚴重威脅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惠民河變成了“害民河”。包公上任后,迅速發動百姓把那些“違章建筑”全部拆除,又疏通河道,廣種花木,惠民河煥然一新。老百姓對“包青天”感恩戴德,可是那些權貴卻對“包黑子”恨得咬牙切齒。
包公在京在朝期間,到處流傳著一句民謠:“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一是說窮苦小民打官司,無錢無人給通關節不用怕,自我閻羅王包老大人為你做主;二是說大官富豪足然有錢有人通關節,但什么關節也通不到包公那里。“閻羅王”是佛教說的地獄之神,鐵面無私,陽間任何請托關節也休想通到他主管的“陰曹地府”。
據史書記載,包公做官二十余年,歷任二十余職,不管是升是降是平調,都不改初衷,一生正大光明,鐵面無私,所以政績突出,官聲極好,贏得了千古清名,萬民頌揚。
包拯鮮為人知的那些事:
包拯是北宋仁宗時代的名臣,是歷史上著名的好官、清官。《宋史·包拯傳》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這個記載,不僅說明包拯剛毅為官,使“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而且為政多創舉,如他改革了訴訟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狀,得通過“門牌司”層層上遞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這個機會訛詐百姓。包拯裁撤門牌司,人們可以直接接觸辦案官員,使“吏不敢欺”。
包拯的剛正不阿、一心為公、兩袖清風、明察秋毫等品質與為政行為,不僅在歷代影響都很深遠,對今人亦不無啟迪。
激濁揚清剛直
包拯,字希仁,安徽廬州人。北宋天圣進士,先后任天長縣令、權開封府、監察御史、龍圖閣直學士、樞密副使等職,人稱“包青天”。監察御史掌管監察百官、巡視郡縣、糾正刑獄、肅整朝儀等事務,包拯任監察御史,曾直面天顏三諫反對超擢張堯佐。
張堯佐是宋仁宗寵妃張貴妃之父張堯封的堂兄,志大才疏,為人淺薄,卻憑借張貴妃的這層裙帶關系,在仕途上春風得意。最初,張堯佐被委任為“三司使”。包拯極力反對,向皇帝諫議說,像張堯佐這樣的人,就連小官也沒有資格做,更不用說“三司使”這樣顯赫的大官了。但是,宋仁宗一心想討張貴妃的歡心,不但不理會包拯的諫議,反而又加封張堯佐為節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繼續上諫,堅持怒責張堯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聞,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張堯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進諫,痛加陳詞,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當面辯論起來,終于迫使皇帝罷了張堯佐的官。張貴妃老大不高興,一再在仁宗耳邊吹風,為其伯父張堯佐說情。宋仁宗告訴她說:“包拯進諫時,唾沫直濺到朕的臉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還在當御史!”
宋祁是北宋文學家。天圣二年進士,官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曾上疏認為國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費”,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費是道場齋醮、多建寺觀、靡費公用,主張裁減官員,節省經費。并與歐陽修等合修《新唐書》(《新唐書》大部份為宋祁所作),書成,進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景文,與兄宋庠并有文名。宋祁本是殿試時的狀元,宋庠為探花,但章獻太后劉娥不同意,謂弟不可以先兄,將宋庠定為狀元,而置宋祁為第十名。世人稱譽兄弟倆為“雙狀元”,分別稱為“大宋”、“小宋”。
宋祁詩詞語言工麗,因他的《玉樓春》詞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世稱“紅杏尚書”。王國維曾贊“‘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人間詞話》)。
但宋祁的生活作風極差,奢糜享樂,癡迷于蓄妾納妓。他在任益州知州時,每頓飯必不少于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葷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葷半素的菜。他還養著三十二名侍女,分別為他搖扇、捶背、敲腳。在他下榻的床邊,每夜都有一名丫環通宵守候,照顧他的隨時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計地將她納為小妾。他道德敗壞,丑聞很多。后來,宋祁回到朝廷,被任命為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包拯多次向皇帝上書揭發宋祁的丑行,終于使朝廷罷了宋祁的官。
“三司使”張方平也是被包拯參倒的。張方平早年多作古文,善論時事,享名一時。他對眉山蘇洵及其子蘇軾、蘇轍都十分欣賞,并積極為之延譽。曾推薦蘇軾為諫官。包拯參張方平的理由是抨擊其假公濟私。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京城開封發生一起因房屋歸屬產生的糾紛案。當時京師有個叫劉保衡的富商開了一家酒場,但卻經營不善,欠下官府一百余萬文酒曲錢。主管國家財政的“三司使”張方平屢次派人督催劉保衡還債,劉保衡自然不敢與官府抗衡,不得不變賣家產以還債。劉保衡的房屋甚是豪華氣派,張方平在劉保衡拍賣家產時,以較低的價格買下了他的房屋。
這件事后不久,平地再起風云,劉保衡的姑姑到開封府告狀,說劉保衡并非劉氏后代,而是一個無賴地痞,無權賣掉劉氏祖宗基業。開封府派人調查后,發現劉保衡姑姑所說的情況屬實。如此一來,當初購買劉保衡房屋的三司使張方平就成了風口浪尖的人物,嫌疑極大。包拯當時任御史中丞,立即上書彈劾張方平,指責他身為三司使,卻乘人之危,賤買所管轄富民的住宅,寡廉鮮恥,實在駭人聽聞,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處之以高位。張方平因此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職務。
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利用職權,“興販私鹽一萬多斤”。案情揭發后,張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審理。按法例,販賣私鹽的罪行輕重,是依照查獲私鹽的數量來定刑的。數量越多定罪越重。張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販賣私鹽,數量雖多,但是轉手迅速,從來不留倉儲,被查獲的數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時,也無計可施。包拯主張不能過分拘泥成法。他說,張可久身為轉運使,竟然目無法紀,公然販賣私鹽,如果以“見捉獲斤兩條貫定斷”,則“議罪必輕”,因此要求“特于法外重行遠地編管”,加重處罰。”在包拯的堅持下,張可久受到嚴厲制裁,被流放到邊遠的荒蠻之地去了。”
有一個叫任弁的官,也撞在了包拯的槍口上了。任弁在擔任汾州知州時,役使一百多名兵士為他做私家工作,占用的工役達二萬三千六百多個,折合細絹一千六百余匹。根據宋朝的法律,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罪行,不僅要做出賠償,罰銅十斤,還要充軍到三千里外的邊疆去。仁慈寬厚的宋仁宗體恤任弁對朝廷有功,御筆一揮,免去了他發配充軍三千里外的刑罰。包拯上書據理力爭,他說,作為知州這樣的大官,利用職權,公器私用,知法犯法,不能隨便減輕對他的懲罰。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包拯還留下了一則七斗王逵的故事。王逵在任地方官時,橫行不法,隨意增派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萬貫。他把搜刮來的錢財,大量賄賂京官,謀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殘忍,并且隨意殺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轉運使時,百姓聞風逃散,紛紛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但王逵一直受寵于上,平步青云,甚至升到淮南轉運使的高職。包拯為民請命,七次上書朝廷罷免王逵,而且言辭一次比一次猛烈。在包拯的不斷彈劾下,民怨甚大的王逵終于被削職了。
在官場,敢于堅持原則激濁揚清,是最可貴的品質。這一點,包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可謂戰果累累。
論人處事公道
宋仁宗慶歷年間,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宋仁宗采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慶歷新政”。此時,包拯剛剛從地方調進中央,雖然他年紀不小了,但在大佬云集的朝廷中尚書于小字輩。
這場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著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改革派與保守派進行了激烈的斗爭。把包拯從端州拉到監察御史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在朝中大臣們的眼里,包拯當屬于保守派序列。
“慶歷新政”以革新吏治為第一目標,其重要舉措之一,就是由新政的執行者范仲淹等向各地派出按察使,專門監督地方官吏。按察使一句話,就能決定地方官是上中央還是下監獄,正所謂大權在握、為所欲為。
包拯上奏章一篇雄文:《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快,關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敗的爭論達到白熱化。宋仁宗開始意識到,改革派官員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樣有人渾水摸魚。在中央機關資歷甚淺的包拯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使保守派大臣們喜出望外。
但接下來包拯做的事情,讓保守派們瞠目結舌:1045年新春,范仲淹罷相離京,新政失敗,保守派彈冠相慶。誰料這當口上,包拯一篇《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洋洋灑灑,大談范仲淹用考試選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應該維持下去。
保守派們想錯了。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沒有派系,只有公道人心;沒有黨爭,只有實事求是。沒有利益集團,只有社稷江山。
為官兩袖清風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由天長縣調任肇慶知端州。包公在肇慶做官時的一些故事,至今仍廣為傳頌。如倡導開鑿水井、興建星巖書院、愛護百姓嚴懲貪官污吏、包公擲硯等。
聞名遐邇的“文房四寶”之一端硯就產自肇慶。端硯已有1350多年的悠久歷史,早在唐朝時候,端硯就聞名全國了。宋代時,端硯是朝廷欽定的貢品,當時的權貴、大臣、學士們都以家中存有幾方端硯為榮。因此,歷任知府為巴結權貴、討好上峰,都要向民間工匠和作坊無償索取比進貢數量多幾十倍的硯石,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包拯到任后,翻閱前任文卷,發現上任知州額外征收端硯太多。按朝廷進貢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塊。可去年的登記中,寫的都是“三十又六方”。這三十六方比朝廷的要求高出數倍!包拯于是下令:按朝廷規定,進貢之端硯每年只做八塊。包拯令出必行,歷年來為制硯不堪其苦的硯工們和老百姓的愁眉終于得以舒展了。
包拯在肇慶知端州三年,政績彪炳,深得民心。端州人民在城內建包公祠紀念他,在鼎湖區硯洲島建包公廟奉祀他。他在端州任內寫有一首言志詩,刻藏于包公祠內。詩曰:“清心為治本,有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食充燕雀喜,草盡兔狐愁。往哲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其意是:廉潔奉公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嚴守正道是自身的要求。道德品質優秀的人,終究要成為國家的棟梁。要剛毅正直堅貞不屈,像鋼鐵那樣直而不鉤。要糧倉充實民康物阜,燕雀喜啾啾。要開荒修渠擴耕地,讓狐兔無處而發愁。歷代圣哲給我留下了寶貴的訓示,我決不會給后人留下愧與羞!
包拯在端州確實做到了兩袖清風。離任時,就連他平時在公堂上用過的端硯,也造冊上交了。
相傳包拯離開端州的那天,當船行至西江羚羊峽時,忽然狂風大作,烏云滿天,波浪翻滾,船只不能前行,包公大驚,立即命隨從仔細搜查船艙,看是否有非分之物。隨從知道包拯的脾氣,趕忙拿出一塊用黃布包著的東西,戰戰兢兢地雙手送到包拯的面前,說是肇慶市父老臨別時贈送以表心意的,包拯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方雕刻精致的端溪名硯。他雖然十分喜愛,但心想:這是端州人民的寶貝,我不能帶走。于是二話沒說便把它扔進洶涌澎湃的西江。
說也驚奇,江面立即風平浪靜,陽光普照。在包拯擲硯的地方,慢慢地升起了一片綠洲,后人稱它為“硯洲”。
斷案明察秋毫
包拯年輕時,曾當過天長縣(今屬安徽)縣令。一日,有個農民到縣衙告狀,說他的耕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宋代為保護農業,曾頒布法令,嚴禁屠宰耕牛。)但是由于兇手是趁著夜間休息的時候作案的,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因此判斷起來非常困難。
包拯問:“你來告狀,別人知道嗎?”那人回答:“不知道。”
“耕牛被割去舌頭,鄰居知道嗎?”“我沒有跟別人說過,別人也應該不會知道。”
包拯心里一下有了計策,對告狀的農民說:“聽我的吩咐,你回去偷偷地把牛殺了,把肉賣出去。但切記一定不要聲張。我會有辦法找到那個割牛舌的人。”農民雖然心里有些疑慮,但仍然按包拯的囑咐去做。隔了沒幾天,有個人跑到縣衙告那個農民私宰耕牛。包拯知道這個人就是割牛舌的兇手,看到他自投羅網,心里很高興。他聽完訴狀,大喝道:“大單刁民,你為什么要割掉耕牛的舌頭?”
那人萬萬沒有想到包拯會查出自己,頓時呆若木雞,只得供認出割牛舌的經過。
原來,此人是牛主人的仇人,想害牛主,便偷偷地割了牛舌頭。他以為牛沒了舌頭便不能吃草,牛主人只能將牛殺死,這樣就要觸犯私宰耕牛的法令,想借此陷害牛主人。聰明過人的包拯,將計就計,找到了割牛舌的人,并依法治了他的罪。
此案的順利告破,使包拯贏得了斷案入神的美名,由此也可看出包拯的智慧。智慧型的領導,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是受人尊敬的。
1061年,包拯官至樞密副使(副宰相職),成為中樞重臣。這一年,他63歲時。一年后,包拯一病不起,宋仁宗親自到了包拯家里,探視病情。這是君臣倆的最后一面。1062年5月,包拯病逝于開封,舉國哀慟。
歐陽修曾以這樣的文字評價包拯一生:“少有孝行,聞于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可謂是對包拯的中肯之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