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學是怎樣的
北朝文學指北魏、北齊、北周三代的文學。南北朝時期由于南北政權的長期對峙和許多少數民族入居黃河流域，因此北朝的魏、齊、周三代，文學的發展不同于南方。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北朝文學是怎樣的?
北朝文學和南朝文學的區別
歷史上所謂“北朝”大致開始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進兵中原，滅北燕前后(公元407年左右);而結束于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滅陳，歷時約一百八十多年。在這個時期中，由于南北政權的長期對峙和許多少數民族入居黃河流域，使北朝的魏、齊、周三代，在文學方面的情況和南朝不很一樣。
溫子升 關于南北朝文學的差別，《隋書·文學傳》曾有所論述，認為南朝文人“貴于清綺”，擅長詩歌;北朝文人“重乎氣質”，便于作應用文字。近人劉師培作《南北文學不同論》，也主張“北朝文人，舍文尚質”，和《隋書》的看法類似。但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指出，北朝文人其實都是模仿南朝的，只不過在辭藻綺麗方面還有些不及，并非他們在文風上有什么獨創。這一見解是很正確的。試看《北史·魏收傳》所載北齊兩位頗著名的作家邢劭和魏收互相譏諷的話，就可知一斑。據云，邢劭議論魏收說：“梁朝任昉的文章，本不甚好，而魏收卻只知一味模仿他!”魏收聽到后反唇相譏說：“邢劭自己專門去剽竊沈約的作品，反而來笑我學任昉!”據《顏氏家訓·文章篇》載，當時北齊首都鄴城的文人分成了兩派，互相攻擊，為首的就是邢、魏二人。盡管北朝文人也曾有人非議過南朝作品，但總的來說，他們對南朝作品還是稱賞者居多。唐張鷟《朝野僉載》曾講到，庾信初到北方，有些人看不起他，及見《枯樹賦》，就不敢再非議了。相反地，庾信早年出使東魏，回南方后講起北方文人，卻認為只有溫子升的《韓陵山寺碑》值得一談。由此可見總的情況確是北朝人效法南朝，仰慕南朝。
如果說在藝術技巧方面北朝文學主要是模仿南朝的話，那么在內容方面卻又與南朝文學不盡相同。這主要是由于北方曾經經歷了長期戰亂，又由于各族的雜居和逐步融合，在文化上相互影響，生活狀況、心理狀態都與南方有所不同。因此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以至風格也有所差別。試看北朝樂府民歌和南方的《子夜歌》、《西曲》等民歌的差別就很清楚。即使文人的創作，區別雖不如民歌顯著，但精神風貌卻也有自己的特點。所以我們談論北朝文學，既要看到它與南朝文學相同的一面;也不能忽視其相異的一面。
北朝文學三個時期
北朝文學的發展大約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從北魏道武帝滅后燕進兵中原到孝文帝元宏(拓跋宏因為推行漢化，改姓為元)即位(471年)為止是第一個時期;從元宏即位逐步推行漢化到北魏政權的陵替，分裂為東魏與西魏(534年)為止，是第二個時期;從東魏與西魏對峙到北周滅北齊，隋文帝楊堅代周自立又滅陳統一中國為止，是第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即北魏初年。由于鮮卑拓跋氏所受漢族文化的影響較之十六國時代的匈奴、羯、氐、羌和鮮卑慕容部等都要淺得多，因而對文學不很重視。加之當時黃河中下游一帶在經歷西晉末年以來百余年的戰亂之后，文人大抵南逃，很少有人從事文學創作，當時北魏境內較有名氣的文人只有崔浩和高允等。他們的文章多數是一些質樸的應用文字。
但崔浩寫過一篇冊封沮渠蒙遜為涼王的文章則駢儷氣息較重，說明他并非不能寫駢文，只是當時朝廷中通用的文字，一般是散體。高允也曾吟詩作賦，他的《羅敷行》只是略述漢樂府《陌上桑》的梗概，毫無詩味;另一些四言詩更是純粹的說教，簡直味同嚼蠟;他還寫過一篇《代都賦》，業已散佚，另一篇《鹿苑賦》見于《廣弘明集》，亦無多大藝術價值。相對地說，從西涼和北涼入魏的一些文人如胡叟、胡方回、劉曬等人的作品，倒顯得較有文采。這是因為十六國初期割據涼州的張軌所建立的前涼政權，遭受戰亂較少，一些文人避亂來到這里。前涼的張駿和西涼的李暠又都能提倡文學，他們兩人也都作有詩賦傳世。所以《魏書·胡叟傳》講到：“自張氏以來，此土(涼州)號有華風。”北魏初年的文人，有不少人來自涼州，另一些人則多少受到涼州文化的影響。
這個時期的鮮卑族歌謠，據說在唐代還有保存的，由于語言的隔閡，這些作品后來全部亡佚。現今所存的“北朝樂府民歌”，大抵保留于《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中，其中雖有少數民族歌謠，但多數產生于十六國時代的氐、羌諸族，且已經過南方樂工的潤飾。《魏高陽王樂人歌》、《咸陽王歌》以及胡太后所作的《楊白花歌》，似皆漢族人所作;《魏書·李孝伯傳》所載《李波小妹歌》，也是漢族民歌。至于當時鮮卑族人所作的公文，現在保存于《魏書》中者，大抵與漢族人所寫的無甚差別。這些文章有些可能是出于漢人代筆，也有些可能是魏收載錄時作過潤飾。值得注意的是《宋書·索虜傳》所載魏太武帝拓跋燾給宋文帝劉義隆的兩封信，質樸幾同口語，其中有些話簡直幼稚可笑，如：“取彼亦須我兵?，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這篇文章大約是拓跋燾用鮮卑語口授，由別人用漢文寫成的。象這種文字，魏收自然不會收進《魏書》中去。
第二個時期即元宏即位到北魏衰亂這一階段，由于元宏大力推廣漢化，士人中從事創作的頗不乏人。據日本僧空海《文鏡秘府論·四聲論》說，當時“才子比肩，聲韻抑揚，文情婉麗，洛陽之下，吟諷成群”。但是曾親歷這一時期的魏收卻說當時的文壇“學者如牛毛，成都如麟角”(《魏書·文苑傳》)。這兩人的看法其實并不矛盾，當時的文學確實由于元宏的提倡而逐步興起，至于產生較好的作品，總得經歷一定的發展階段。元宏統治時代畢竟產生了鄭道昭、袁翻、祖瑩和常景等文人。他們開始向南朝文人學習，寫出過一些比較講究辭藻的詩和駢文。這些詩人雖然不大受人重視，卻是北朝文學開始興起的標志。
在上述的這些作家中，鄭道昭的詩今存三首，見于《山左金石志》，其中有兩首由于刻石缺損，有的字已不可辨認。但總的來說，情調接近于郭璞的《游仙詩》，在寫景手法方面，又和謝靈運較近。常景的《蜀四賢贊》，題材和用意都取法于顏延之《五君詠》及鮑照《蜀四賢詠》，但形式上卻是四首五言八句的詩。如詠司馬相如那首：
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游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這種詩除了平仄不調外，中間四句是對句，已接近后來的律體，這和《玉臺新詠》中所收梁中葉后的不少詩在形式上十分相似。不過那些詩一般均屬艷體，情調遠不如此詩高昂。常景還作過《四聲贊》，以響應沈約的四聲說，文見于《文鏡秘府論》，足證他是努力學習南朝文學的。和他差不多同時的甄琛則作《磔四聲》，對沈約的詩論提出異議，沈約也曾作文答辯，可見當時北方某些文人的意見，已能引起南方沈約這樣的大作家的重視。
這個時期北方的詩、賦和駢文，還不足與南朝相媲美，而散文方面卻出現了酈道元的《水經注》。這部書雖系學術著作，而且其中有一些傳誦的片段如《江水注·三峽》，實取材于宋盛弘之《荊州記》，但仍有不少名篇出自酈氏手筆。這些文章在散體中也夾有駢句，說明作者在行文中也頗講究辭藻。
第三個時期即從東西魏對峙到隋文帝統一中國為止，是北朝文學的繁榮時代。此時東魏和后來北齊的首都鄴城，曾經是北方文化的中心。北魏分為東西兩個政權以后，北方的經濟和文化中心都在東魏境內。一些文人大抵聚居鄴城。《文鏡秘府論·四聲論》中曾贊嘆北齊文學之盛說：“及宅鄴中，辭人間出，風流弘雅，泉涌云奔，動合宮商，韻諧金石者，蓋以千數，海內莫之比也。郁哉煥乎，于斯為盛。”這些話雖不免有些頌揚過分，但確也證明東魏、北齊時代文學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