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日本關東大地震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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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日本關東大地震的歷史:
9月1日中午11:58(日本時間),正是家家戶戶午餐之時,大地突然劇烈地上下垂直抖動起來。5分鐘內,強度為7.9級的三次強震持續爆發,以相模灣的伊豆大島為中心,死神迅速籠罩了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以及靜岡縣。
幾乎在地震的瞬間,50%~80%的房屋立即坍塌。海岸邊,有的地方瞬間下沉90~180米,如入無底深淵。岸邊行駛的火車,連人帶車都消逝在茫茫的大海中。另一些地方迅速隆起,最高竟達229米,地面的一切都如同被大炮轟上了半空。被撕裂的大地,裂縫居然寬達4~5米,吞噬周邊的一切。地震引發的海嘯,浪高達到10米,浩浩蕩蕩,橫掃一切。
這就是人類災難史上著名的“關東大地震”,因其摧毀了日本最為精華的關東平原而得名。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到中國時,中國政府迅速行動,展現了極其罕見的高效率。
此時的中國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處在波動當中。這年6月份,在曹錕等人的逼迫下,大總統黎元洪被驅逐,而參與驅黎的國務張紹曾也隨即辭職,依照法律規定,由內務總長高凌攝政,代理職務。
這一攝政內閣在日本大地震次日(9月2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駐華使館表示慰問。9月3日,內閣召集會議,外交總長顧維鈞提出,對于日本震災,“我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賑恤”。
內閣一致通過了5條援日救災決議:除了分別電令駐日代辦張元節、駐神戶總領事館緊急調查災情之外,撥款20萬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官聯合紳商地方團體組織日災急賑大會,與政府一致進行”,同時“派遣商船運送糧食藥品,及紅十字會赴日”。
9月4日,攝政內閣以大總統令的方式號召全國人民“廣募捐款,盡數撥匯,藉資拯濟,以申救災恤鄰之至意”。內閣還邀請各界名流,共同商議援助日本的具體事項。會議從中午一直討論到傍晚5時,進一步決定:通令各省區一律籌款賑濟;迅速運米30萬石到日本;解除糧食輸出之禁令;邀請各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及銀行、新聞、商會、軍警各界組織日災協濟會等。
代表“中國人民”表示慰問的,還有廣州的孫文“大元帥”。他致電日本國攝政裕仁親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值貴國京城和國家遭受空前災難,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際,請接受中國人民的深切慰問。”同時,他還給他的日本朋友們犬養毅、福田雅太郎、大倉喜八郎、藤村義郎、久京房之助、頭山滿、瑩野長知、宮崎寅藏家屬等,致信表示慰問。
已經下臺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災同志會”,通電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孫文、各省軍政長官及各團體,號召“廣為勸募”,賑濟日災。
負責運送醫療隊和救災物資前往日本的是北洋政府海軍部長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戰中“定遠號”副管駕,與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時毅然發下仇怨,本著人道主義,調派軍艦兩艘,載運糧食急駛往橫濱拯救災民。
諷刺?罕見的凝聚力
政府號召下,全國人民積極響應。進入民國之后一直分崩離析的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協力。
上海總商會決定,“購辦面粉一萬包,米三千包”,并墊付611萬元,由顧馨一、榮宗敬購置面粉及裝船,虞洽卿辦理報關。招商局則派出“新銘”號輪船免費運送。他們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當天,滿載著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災物品的“新銘”號,就起錨駛往日本,這成為日本接受到的國際第一筆援助,也成為與美國軍艦同時到達的第一批國際船只。
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理事長莊得之、醫務長牛惠霖,親自率領“男女醫士四人,救護員八人,書記會計各一人,女看護士四人,隊役四人,現款二萬元,藥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輪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東京參與賑災工作。這是到達日本災區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
京劇大師梅蘭芳發起成立了“全國藝界國際捐賑大會”,余叔巖、楊小樓等明星都參加了義演,為日本賑災籌集了5萬元大洋。“上海伶界聯合會”也在“新舞臺”開展兩天的義演,由何豐林、盛竹書、汪精衛、史量才、虞洽卿、葉楚傖、張季鸞等人贊助。上海書畫保存會通過拍賣,為日本賑災籌集款項,拍賣的畫作包括會員們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劉墉(劉石庵,即“宰相劉羅鍋”)、吳昌碩、李梅庵、錢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縣教育局、教育會發起成立“救濟日災會”,上海縣立各小學都成立了“募捐隊”,除向學生及家長募捐外,孩子們還“手執‘救命’、‘恤鄰’等字樣小旗,沿途演說,挨戶勸捐,精神充足,言論切當,路人頗義之”。
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集會,北京銀行公會捐助10萬元購買米面3萬石。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決定撥付5萬元賑災,派代表攜帶糧食、衣物、藥品趕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隸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會商援助日本災區。天津紅十字會、天津報界公會等紛紛行動,籌糧籌款,支援日本。廣州、南京、東三省等都捐出大額糧食、物品和款項。
在段祺瑞的“救災同志會”成立儀式上,倪嗣沖、周學熙、靳云鵬、曹銳、曹汝霖、張勛、鮑貴卿等出席并捐款,當場籌集了價值10萬日元的款項,次日直接匯給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此外,擔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捐款5萬元,3萬元為賑濟日人,2萬元為賑濟旅日華僑、留學生;兩湖巡閱使吳佩孚、湖北督軍肖耀南各捐款2萬元;江蘇韓國鈞、直隸王承斌、松滬護軍使何豐林、安徽呂調元、浙江督辦盧永祥、浙江張載陽等均捐款1000元至1萬元不等……
有學者統計了上海《申報》(9月12日至1月29日)、天津《大公報》(9月11日至12月25日)的鳴謝公告,及天津《大公報》(9月15日至12月30日)另行刊登的“救災同志會段祺瑞等謹啟”的捐款實收公告,僅此三項的捐款總額的大洋就達到44萬元以上。
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成為這次救災的主力,包括溫州在內的不少中小城鎮也建立了賑濟日災團體。日本輪船甚至直放溫州,運載木炭、煙葉、菜子、鮮蛋等物,一次價值就高達51萬元。
中國積極援助日本,當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實在是日人夢想不到的事,大驚嘆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
關東大地震簡介:
關東大地震(Great Kantō Earthquake of 1923,也稱關東大震災,かんとうだいしんさい) 是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的7.9級強烈地震。地震災區包括東京、神奈川、千葉、靜岡、山梨等地,地震造成15萬人喪生,200多萬人無家可歸,財產損失65億日元。據當時的報紙報道,處于饑餓狀態的幸存者試圖從池塘里和湖泊里抓魚充饑,并排著兩英里的長隊等待著每天的定量口糧或每人一個飯團子。地震還導致霍亂流行。為此,東京都政府曾下令戒嚴,禁止人們進入這座城市,防止瘟疫流行。同時,日本政府借此機會屠殺革命黨人和僑居日本的中國人、韓國人。1996年9月16日,經日本鹿島公司技術研究所等單位的精確計算后稱,1923年發生的日本關東大地震,應為里氏8.1級。也就是說,地震規模比原來的說法要大一倍。
日本關東大地震造成巨大災難,死者和下落不明者共達14.2萬人。因為當時東京的地震儀已經遭到破壞,根據仙臺市地震儀的記錄推算出這次地震為里氏7.9級。
1923年9月1日,日本的橫濱和東京一帶發生的地震災。這一帶在日本稱為關東地區,故此震習慣上被稱為關東大地震。震中在附近的相模灣內,在東京的西南方約70~80千米,震級為8.2(日本所定震級,最高為7.9,最低為7.8)。據日本政府發表的數字,死亡和失蹤的人數共計14萬余人,其中東京的4萬余人是被大火包圍因烘烤或窒息而死。震后的三角測量表明,相模灣以北和東邊的房總半島的地面有較大的向東南的水平位移。對相模灣海底的測量則表明相模灣中部的海底下沉了100~200米,有的小區竟下沉了400米,而在主要的下沉區以北發現一處海底上升了250米。這表明這次地震導致了海底地形的大變動。日本南部海域處于菲律賓海板塊與日本列島的鄰接部位,這里的板塊消減運動方向與上述海底地形變動是相符合的。
1906年和1915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學系地震專業的大森房吉教授和他的助手今村明恒副教授兩次就東京是不是將會有大地震襲擊進行了爭論。今村副教授根據歷史地震分析,提出東京存在發生大地震的危險性,并且強調要特別注意火災的發生。作為日本地震學界泰斗的大森教授,以避免人心混亂為由,一直否定。
1923年9月1日大森教授訪問澳大利亞悉尼天文臺。當地時間下午1時09分,當他來到天文臺地震觀測室的瞬間,地震儀的記錄筆突然發瘋一樣大幅擺動,“太平洋的什么地方發生大地震了”,大森一邊說一邊仔細分析地震記錄,頓時,他驚呆了,大地震似乎就在東京附近!不久,就傳來了東京大地震和大火的外電。
關東大地震產生的原因眾說紛紜,最多人的說法是在5分鐘內發生三起地震所構成的:[1]
最初的地震是發生在日本時間11時58分32秒、規模7.9的雙中心地震,發生地點于相模灣兩側的半島,地震歷經時間約15秒;
第二個是12:01,規模7.3的余震;
第三個是12:03,規模7.2的余震。這三個地震合計連續搖了大概5分鐘以上。
震后的三角測量表明,相模灣以北和東邊的房總半島的地面有較大的向東南的水平位移。對相模灣海底的測量則表明相模灣中部的海底下沉了100~200米,有的小區竟下沉了400米,而在主要的下沉區以北發現一處海底上升了250米。這表明這次地震導致了海底地形的大變動。日本南部海域處于菲律賓海板塊與日本列島的鄰接部位,這里的板塊消減運動方向與上述海底地形變動是相符合的。
1923年9月1日11時50多分,時近正午,日本關東地區的大多數人家都在準備午飯。突然,地下傳來一陣可怕的轟鳴聲,緊接著大地劇烈地抖動起來,剎那間房倒屋塌,許多人來不及反應就被砸死在屋子內。燒飯的爐火翻倒,引起木造房屋著火……。
地震的震源在東京灣西南的相模灣。沿此海岸除東京和橫濱兩大城市外,還有許多小城鎮,統稱關東地區。這里人口稠密,工業發達,經濟繁榮,是日本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震中距橫濱約60多公里,距東京約90多公里,因為這一地區復蓋著松軟的沖積層,一些抗震性差的木造房屋大多在地震中完全倒塌毀壞,損失嚴重。
地震發生時又正在中午做飯時間,房屋一塌幾乎馬上起火。東京、橫濱雖然開始火勢很小,但因為地下供水管道破壞,消防設施也已震毀,許多街道擁擠狹窄,消防人員根本無法撲火。救火人員千方百計從水溝和水井中抽水,但是無濟于事。當大火臨近時,人們爭著攜帶家財用具,拉著人力車逃命,結果堵塞交通,貽誤救火,而且把火帶過馬路,使火勢不斷蔓延。火長風勢,風增火威,熊熊烈火卷起陣陣旋風又使著火區不斷擴大。
特別悲慘的是東京下町區(墨田區),約4萬人逃到被服廠廣場避難。因地處下風,不久廣場就被猛烈的大火包圍,無路可逃,許多飛濺火星隨風而至,衣物家什開始燃燒,整個避難廣場一片火海。有不忍燒烤的人跳入河中,不是淹死就是被高溫河水燙死,3.8萬人活活燒死于此地。
大火燃燒了3天,直至可燒的燒盡。關東大地震引發的次生火災,燃燒時間、過火面積和死亡人數等在災難史上留下了難以忘卻的印象。
除了建筑倒塌和次生火災,這次地震引發的山崩、海嘯等次生災害也十分嚴重。
大地震中,天災也引發了人禍。地震后,“朝鮮人放火”,“朝鮮人要暴動”,“大地震還要來”等謠言引起人為恐慌,警察和軍隊一些人趁機消除異已,造成了社會的動亂。中、日、韓三國學者編撰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這樣記述這一事件:
在地震后的混亂中,警察散布了“朝鮮人要舉行暴亂”的流言,日本政府宣布東京與神奈川戒嚴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軍隊、警察和市民自發組織的自警團殺害了許多朝鮮人,據“在日朝鮮同胞慰問會”后來調查的結果,被殺害的朝鮮人約6000名。另外,還有數百名中國人也被殺害。
警察和軍人認為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指導者的大杉榮的思想很危險,因此也借故將其殺害了。另外,有些外地的日本人由于操地方口音被錯認為是朝鮮人也遭到殺害,因為警察僅根據“15元50錢”這幾個詞的發音辨別是朝鮮人還是日本人,因為朝鮮語中沒有濁音,講這幾個詞有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