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有不少新聞界人士為了報道事實真相，揭穿反動派的嘴臉而英勇犧牲了。沈藎(jin盡)是他們中間最早的一個。

　　戊戌變法時，與譚嗣同、唐才常等相交，認為湖南要實行革新，非有一番破壞不能奏效。變法失敗后，東渡日本留學。1900年春返回上海，與唐才常等共同組建“正氣會”，后來改名為“自立會”。擔任干事，主持交通，工作十分積極，出力甚大。隨后又到漢口，參加自立軍，為右軍統領，活動于湖北新堤一帶。后來事情敗漏，避走上海，潛往北京，并繼續從事反清革命活動。1903年，在報上揭露《中俄密約》的內幕，進而引發了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和國內各階層對清庭的反抗情緒。遭清廷搜捕，不久被槍殺。

　　沈藎(1872—1903)，生于湖南長沙，原名克誠，字愚溪。他“性直倔強，雄于膽略”，很早就立下反清救國的志向。戊戌變法期間，沈藎與維新派譚嗣同、唐才常等人交往甚密。變法失敗后，他到日本進行革命活動。1900年沈藎返回上海，與唐才常等人創立正氣會(后改名自立會)，并組織自立軍，準備舉行武裝起義。自立軍失敗后，沈藎由上海潛往北京。他在京津兩地，以日本某報采訪記者的公開身分為掩護，從事反清活動。他從內部偵知了出賣中國東北利益的《中俄密約》并將這個消息在天津的《新聞西報》上予以揭露，各報隨即轉載，日本新聞界還為此出了號外。密約一經披露，國內群情激憤，國內外輿論大嘩，清廷陷入非常難堪的狼狽境地。不料，沈藎揭露密約一事，竟被他的兩個所謂“朋友”告密，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7月19日，沈藎在北京被捕入獄。惱羞成怒的慈禧太后，下令于7月31日將他“杖斃”。沈藎在被宣判時毫無懼色，高聲說;“快些了事。”他被害的情景慘不忍睹，行刑者“以竹鞭捶之，至四小時之久，血肉橫飛，殘酷萬狀，而未至死;最后以繩勒其頸，而始氣絕”。清廷的殘暴野蠻，激起了社會公憤，連外國報刊也紛紛加以譴責。

　　沈藎為新聞事業獻身的業績，在當時震動了全國，影響達于國外，進一步暴露了清廷反動兇殘的面目，更加激勵了革命人民為推翻清王朝而進行英勇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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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國》大型圖冊中,收有一張沈藎烈士的照片。照片原件用以墨綠色的卡襯,在照片卡襯的下方,燙金“清國天津山本誠陽”等字樣,想必是日本人開的照相館。照片洗印得相當考究。按常理,這樣的照片應是沈藎烈士生前送給莫理循的。贈予照片,表示兩人相互尊敬與友好。在照片的背面,有手寫的英文“沈克威,杖斃,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沈藎”。查看莫理循日記中的手跡,照片背面的英文,是莫理循所寫,只是一改他龍飛鳳舞的寫字習慣,寫得異常工整。歷史已匆匆走過了103年,我們能想象莫理循當時是懷著什么樣的心情寫下這幾行字的嗎?

　　照片上,沈藎的眉宇間凝結著睿智和憂郁。一介書生啊,何以讓“那個該殺的兇惡老婦人慈禧太后”(莫理循語)惱羞成怒,親下手詔將他杖斃呢!

　　這是中國第一位殉職的新聞記者,這是用生命說真話的湖南漢子。1903年,沙俄背信棄義,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東三省條約》中分期撤兵的約定,還提出新的“七條”要求強迫清政府接受。慈禧喪權辱國,欲與沙俄締結《中俄密約》。密約事關中國的命運,沈藎以記者的正義,在簽約之前把它昭示天下,阻止其簽約。他將打探到的密約草稿立刻寄給天津英文《新聞報》。密約提前在報上發表后,世界輿論一片嘩然,中俄簽約計劃成為泡影,他也惹來殺身之禍,犧牲時年僅31歲。

　　1903年7月21日《大公報》刊出了沈藎被捕的消息,以后又連續發出了七篇報道,直到沈藎被殘酷地立斃杖下。8月4日報道:“拿來刑部之沈藎,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報。茲聞是日入奏,請斬立決。因本月系萬壽月,向不殺人。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為立斃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諳習。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繩緊系其頸,勒之而死。”9月16日報道:“……當杖斃時……骨已如粉,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以為斃矣。不意沈于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

　　烈士犧牲得如此慘烈,激起了西方輿論的巨大的反應,1903年9月14日《大公報》披露:“探聞政府自杖斃沈藎后,各國公使夫人覲見皇太后時,談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頗有悔意。已面諭廷臣,會黨要嚴拿,萬不可株連良善,致離人心,等語。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絕無不合公理之舉。蓋恐駐京各國公使嘖有煩言也。”皇太后迫于各公使的壓力,裝出了鱷魚流淚般的“仁慈”和“悔意”。烈士犧牲后,革命派報紙《中國日報》發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為之號泣,志士為之飲血,各國公使為之震動,中西報紙為之傳揚,是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可以想見,沈藎的犧牲也給了莫理循極大的心靈震撼。莫理循當時是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他站在英國人利益的立場上,早已看不慣俄國在中國東北坐大的態勢。在莫理循收藏的照片里,有在1901年前后的旅順口照片,還有不少俄軍駐扎在滿洲地區的照片,就可見一斑。八國聯軍侵華之后,沙俄乘人之危,以兵相脅,軟硬兼施,逼迫中國地方官員密訂《奉天交地且章程》,企圖將中國東三省變成黃俄羅斯。莫理循從李鴻章處獲得情報,立即于1901年1月3日在《泰晤士報》上披露,引起國際輿論和清廷一片嘩然,清政府駐俄公使楊儒拒簽訂約,斬釘截鐵地對沙俄帝國說:“不!”使沙俄吞并中國東三省的陰謀沒能得逞。

　　兩年后,沈藎做的事,也是莫理循希望做的事,當他得知沈藎烈士犧牲時,在照片上工整的題字,滿載著莫理循對同行的崇敬和對烈士犧牲的悲憤。這位犧牲的同行比他整整年少10歲。莫理循積極利用《泰晤士報》的版面,發動了一場遏制俄國影響的運動,呼吁俄國的天敵日本與俄國對決,以達到制衡,促成了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以致于當時的國際輿論界把這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日俄戰爭”稱之為“莫理循的戰爭”。但在日俄戰爭結束后,莫理循又不滿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罪惡行徑,不惜與《泰晤士報》上司交惡,報道的筆端轉向抨擊日本,并提醒英國政府,日本威脅了英國在華利益,以至后來日本人對他恨之入骨。

　　1912年莫理循當了袁世凱的政治顧問,但他此前16年《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的影響力,遠此他當顧問的影響力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