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四大家指關漢卿、鄭光祖、馬致遠和白樸。四者代表了元代不同時期不同流派雜劇創作的成就，因此被稱為“元曲四大家”。但歷史上還有部分人認為元曲四大家是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和白樸。

　　關漢卿大約生于金代末年(約公元1229年—1241年)，約生于金末，大都人(今北京)。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約公元1300年前后)，元代雜劇作家，與馬致遠,王實甫,白樸并稱為“元雜四大家”。號已齋叟(一作一齋)。賈仲明《錄鬼簿》吊詞稱他為“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可見他在元代劇壇上的地位。關漢卿曾寫有《南呂一枝花》贈給女演員珠簾秀，說明他與演員關系密切。他曾毫無慚色的自稱：“我是個普天下的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在《南呂一枝花·不伏老》結尾一段，更狂傲倔強地表示：“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珰珰一粒銅豌豆”。據各種文獻資料記載，關漢卿編有雜劇67部，現存18部。個別作品是否出自關漢卿手筆，學術界尚有分歧。其中《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魯齋郎》、《單刀會》、《調風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馬致遠(約1251-1321)，是元代著名的雜劇家。大都(今北京)人。馬致遠以字“千里”，晚號“東籬”，以示效陶淵明之志。他的年輩晚于關漢卿、白樸等人，生年當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當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間。馬致遠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同稱“元曲四大家”，是我國元代時著名大戲劇家、散曲家。青年時期仕途坎坷，中年中進士，曾任江浙行省官吏，后在大都(今北京)任工部主事。馬致遠晚年不滿時政，隱居田園，以銜杯擊缶自娛，死后葬于祖塋。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今山西襄汾縣)人，生卒年不詳。他是元代著名的雜劇家和散曲家，與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齊名，號稱元代雜劇四大家之一。

　　元曲四大家之正鄭光祖有關鄭光祖的生平事跡沒有留下多少記載，從鐘嗣成《錄鬼簿》中，我們知道他早年習儒為業，后來補授杭州路為吏，因而南居。他“為人方直”，不善與官場人物相交往，因此，官場諸公很瞧不起他?？梢韵胍?，他的官場生活是很艱難的。杭州的美麗風景，和那里的伶人歌女，不斷地觸發著他的感情，他本來頗具文學才情，使他開始了雜劇創作。

　　白樸，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樸，字太素，號蘭谷。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至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在世，此后行蹤不詳。祖籍(阝奧)州(今山西河曲縣)，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縣)，晚歲寓居金陵(今南京市)。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學家、雜劇家。

　　白樸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他的父親白華為金宣宗三年(1215年)進士，官至樞密院判;仲父白賁為金章宗泰和間進士，曾做過縣令，叔父早卒，卻有詩名。白家與元好問父子為世交，過從甚密。兩家子弟，常以詩文相往來。

　　白樸出身于這樣的家庭，本應優游閑適，讀書問學，以便將來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卻偏偏遭逢兵荒馬亂的歲月，他只得同家人在驚恐惶惑中苦熬光陰。他出生后不久，金朝的南京汴梁已在蒙古軍的包圍之下，位居中樞的白華，整日為金朝的存亡而奔忙，無暇顧及妻兒家室。

　　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蒙古軍樹炮攻城，哀宗決計棄城北走歸德，白華只得留家人于汴京，只身隨哀宗渡河而上。次年三月，汴京城破，蒙古軍縱兵大掠，城內士庶殘遭殺戮，財富遭到空前洗劫。戰爭中，白樸母子相失，幸好當時元好問也在城中，才把他和他的姐姐收留起來，在亂兵和饑荒中救了他的性命。四月底，元好問攜帶白樸姐弟渡河北上，流寓聊城，后寄居于冠氏(今山東冠縣)縣令趙天錫幕府。元好問雖也是亡國奔命之臣，生活至為艱辛，但他視白樸姊弟猶如親生，關懷備至。白樸為瘟疫所襲，生命垂危，元好問晝夜將他抱在懷中，竟于得疫后第六日出汗而愈。白樸聰明穎悟，從小喜好讀書，元好問對他悉心培養，教他讀書問學之經，處世為人之理，使他幼年時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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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漢卿的雜劇題材廣闊，內容豐富，多揭露社會黑暗勢力的丑惡和腐敗，頌揚民眾、特別是青年婦女的抗爭精神，在現實的深刻描繪中滲透著民主和人道主義的思想光輝。其代表作《竇娥冤》、《望江亭》、《單刀會》等數百年長演不衰。白樸的《梧桐雨》取材于白居易的《長恨歌》，描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其語言雍雅華貴，絢麗多彩，開雜劇文采派的先河。馬致遠的《漢宮秋》為中國十大古典悲劇之一，寫昭君出塞的故事，它大膽地改變史實，塑造了王昭君以民族利益為重的愛國者的形象，抨擊了皇帝左右文臣武將的昏庸和無能。王實甫的《西廂記》描寫書生張珙在普救寺遇見崔相國的女兒鶯鶯，兩人產生愛情，通過仕女紅娘協助，終于沖破世俗禮教的束縛而結合。該劇主題鮮明，人物性格刻畫豐富生動，曲詞精美絕倫，在戲曲和文學發展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關于這幾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評價，因人因時而各有不同。元代鐘嗣成的《錄鬼簿》把關漢卿列為雜劇作家之首，賈仲明稱關漢卿是：“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但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卻首推馬致運，以為“宜列群英之上”，而以關漢卿為“可上可下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