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陶侃生活奢華，幾十個妻妾生17個兒子，除此之外，關于陶侃的歷史是怎樣的呢?趕緊一起來看看下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關于陶侃的歷史趣談，看完本文也許你的疑問就有答案了。

　　關于陶侃的歷史趣談：

　　陶侃一生和王導三次交手：第一次在建康，看似打成平手。但陶侃得到湘州，撿了大便宜，已稍占上風;第二次交手，陶侃又得到江州，王導無條件地投降。

　　陶侃躊躇滿志，再次出手時，想到了曾經的一個夢。

　　廢黜王導沒有成功

　　王導到晚年對一切都睜只眼閉只眼，上下貪污成風，違法橫行無忌。在陶侃眼中，他不是個奸臣也是個庸臣，是不折不扣的蛀蟲。

　　陶侃于是決定舉兵建康，廢黜王導。他先派人征求郗鑒的意見，沒想到，郗鑒回答得很干脆：“不行”。郗鑒鎮守京口，援兵一天可到建康。陶侃呆坐良久，無奈收兵作罷。

　　一幕幕往事涌上心頭，一張張臉浮現在腦海。他終于明白，眼前有幾座大山，他這個老愚公要想移走，成功的希望太渺茫。

　　1、庾亮駐兵蕪湖，不可能看著陶侃一枝獨大。陶侃沒有膽量同時反對王導、郗鑒、庾亮。

　　2、他出生于寒門，在大族的縫隙里掙扎奮斗幾十年，艱苦地出人頭地，但周圍依然是豪門鄙夷的眼光。廢黜王導，就是與強大的傳統力量為敵，與整個士族為敵，所有人的唾沫都會淹死他。

　　3、他自己的兒孫，沒有一個能擔當大任的人。就算他僥幸取得天下，必將在后代手中全部敗光。

　　4、他已位極人臣，懂得及時收手、適可而止。

　　傳說他做了一個夢，夢里他長了八對翅膀。一直往上飛，飛到天上，看見天門有九重，他穿過了八道門，只有一道門始終進不去。此時，看門的人拿了一根手杖向他打來，他急速地墜落，掉到地上，翅膀也折斷了。一陣劇痛，他猛然驚醒，感到左腋還有隱隱地疼。

　　他想通了，這就是命吧，上天在暗示他是不可能越過九重門的。這也是“折翼”一詞的由來。

　　他平靜去世活了76歲

　　332年，他指揮部隊收復了襄陽。襄陽是荊州的北門，是阻止后趙沿漢水南下的軍事重鎮。朝廷拜他為大，賜予贊拜不名(臣子朝拜帝王時，贊禮官不直呼喊他的姓名，只稱官職)、劍履上殿(可以佩帶劍穿著鞋上朝，一般人上朝不能帶武器，要脫鞋)的殊榮，被陶侃上表堅決辭讓。

　　此后，他漸漸不參與朝政，多次想辭職退休，但被佐吏們苦苦相留。334年6月，陶侃在病中上表，說：臣出身孤寒，志向有限，卻受到朝廷過多的恩寵，我也即將80歲了，還有什么不滿意的呢?

　　他請求告老還鄉，又稱贊王導、郗鑒、庾亮是周公和召公。派左長史殷羨把自己符節、官印等，全部送還朝廷。他離開荊州前，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等，都登記造冊，封存倉庫，他親自上鎖。

　　6月12日，他坐船回長沙，臨上船時，他對送別的人說：看我病成這樣，都怪你們苦留到今天啊。

　　第二天，船行到武昌西邊三公里處的樊溪，他平靜地去世，享年76歲。

　　他喜歡實實在在做事

　　陶侃是一個實干家，軍中府中，各種事情他都親自下去檢查，自己沒有片刻的清閑。每天來找他的人很多，但招待、送行都安排得井井有條，門前沒有停留或者等待之人。

　　他常常說：大禹是圣人，還十分珍惜時間;我們普通人更應該珍惜分分秒秒。那些只想著游樂縱酒的人，活著的時候沒有益處，死了也不被后人記起，這是自己毀滅自己啊!

　　他的部下中曾有人因賭博荒廢正事。陶侃命人把他的酒器、賭具都扔到江中，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他。

　　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見一個人手拿沒有熟的稻谷。陶侃問：你拿它做什么?

　　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見的，隨意拿來罷了。

　　陶侃大怒說：你既不種田，還拿別人的稻子戲耍!

　　對他又實施了鞭刑。

　　有人給他送禮，他都要詢問來由。如果是自己辛苦得來的，即使禮物輕微也很高興，回贈的東西更多。如果禮物來路不正，就會嚴厲斥責，絕不收取。

　　當時名士言必稱老莊，有人向他推薦一個青年，他親自去探訪?？匆娺@個年輕人住在一個小房間里，滿屋的書畫，但是棉被好像幾年都沒有洗，頭發又亂又長。他看了一眼就走了。

　　他對推薦人說：這個人連一個房間都沒有管好，天下大事，怎么能治理好呢?

　　又說：《老子》、《莊子》浮華不實，君子應當穿得整整齊齊的，蓬頭垢面來培養聲望，還自稱豁達的，只能算是偽君子。

　　他做事細致有遠見

　　他曾經叫各軍營種植柳樹，都尉夏施把官府里的柳樹偷過來，栽在自己門前。陶侃路過時看到了，停下車問：這是武昌西門前的柳樹，為什么要偷偷移栽到這里?

　　夏施嚇得連忙認罪。

　　陶侃負責造船的時候，命令部下把木屑、砍下來的碎竹等，不要丟棄，都收集起來好好地登記后儲放。別人不明白什么意思。

　　一次新年聚會，太陽剛放晴，廳堂前積雪開始融化，地面濕滑，陶侃就用這些木屑鋪在地面上。

　　后來朝廷命令造船擴充水軍，要求在短期間完成。但是造船需用的釘子，一時無法找到，他命令削那些竹頭做成釘子。

　　他的兒子們令人遺憾

　　他在軍41年，果敢善斷，明察秋毫。轄區東從南陵(今安徽蕪湖繁昌縣)西到白帝城(重慶奉節縣)，數千里路不拾遺。尚書梅陶評價他：機警洞察，和曹操一樣;勤勞忠順，像諸葛亮一樣;陸抗等人都比不上他啊。

　　最后幾年，他看破了一切，過起富貴奢華的生活。他有幾十個妻妾，生了17個兒子，但遺憾的是，沒有培養出一個優秀人才，他們大多數脾氣暴躁，相互不合。他的遺體剛剛運回長沙，兒子們就開始勾心斗角，爭奪遺產。讓人嘆息不已。

　　只有一個兒子性格比較溫和，叫做陶茂，名氣不大。但有一個名氣非常大的孫子，那就是陶淵明。

　　就在陶侃死的前一年，北方的石勒、慕容瘣死了，獨霸益州的李雄也在陶侃死后不久去世，這是一個眾多豪杰謝幕的年代，也是讓人傷感的年代。

　　東晉建國后發生了王敦之亂、蘇峻之亂，北方發生了什么呢?先來看看代表人物石勒傳奇的一生。

　　東晉時期名將陶侃：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漢族，本為鄱陽(今江西鄱陽)人，后徙廬江尋陽(今江西九江西)。中國東晉時期名將，大司馬。初為縣吏，漸至郡守。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東晉時期名將陶侃。

　　家境貧寒，仕途艱難

　　原籍都昌，后遷居廬江郡尋陽縣。陶侃的先輩，史書上記載不詳。其父陶丹，孫吳時曾當過邊將，官至揚武。揚武，系雜號，地位不高。陶侃先世無顯赫仕宦可以溯記，年輕時又當過尋陽的“魚梁吏”，說明其家屬于“寒門”這類社會地位很低的階層。西晉滅吳后，中原人稱江南人為“亡國之余”，江東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陶侃少年時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貧”，與母親湛氏相依為命。湛氏是位很堅強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兒子出人頭地。在這種環境下，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湛氏對陶侃管教很嚴，并通過自己紡織資助兒子去結交朋友。后來，陶侃在縣功曹周訪的薦引下當上縣主簿，才開始擺脫充當賤役的地位。一次，鄱陽郡孝廉范逵途經陶侃家。時值冰雪積日，倉促間陶侃無以待客。湛氏截發換得酒肴，陶侃“斫諸屋柱”為薪柴，終于備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陶侃也傾心報答張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將迎醫于數百里。時正寒雪”，眾僚屬皆面有難色。陶侃獨請行，“眾咸服其義”。有了這樣的關系，陶侃即被張夔舉為孝廉。靠這種身份，陶侃可以進入洛陽與上層名流結識，去實現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賈南鳳發動政變，獨掌大權。這是“八王之亂”的開始。由于執政的賈模、張華盡心盡力，此后的七、八年間朝野安靜，沒有什么大的動亂。大約在296年，陶侃來到了洛陽。當時的洛陽，經過幾十年的修復、重建，又變得十分繁華、熱鬧起來。但是，京城的繁華卻沒有給陶侃帶來什么錦繡前程。實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晉在選官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族子弟憑借自己的父、祖余蔭即可身居要津，并不為今后升遷而費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絕路，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這種情況下，名流士族們誰還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這種身份的人，沒有權門當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陽官場上站住腳的。因此，他去求見“性好人物”的司空張華。但張華卻“初以遠人，不甚接遇。”陶侃對張華的輕視并不灰心。幾次求見，“每往，神無忤色”。終于在張華的推薦下當上郎中。郎中有資格入選各類官職，但像陶侃這樣的窮賤之士是根本擠不進那些顯要的官位。“伏波孫秀以亡國之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官，召為舍人。”陶侃雖然得到一介官職，他的出身，以及與漢人不同的相貌，依然為洛陽的達官貴人所輕視。有一次，他與同州里的豫章國郎中令楊晫同車去見中書郎南人顧榮。途中與吏部郎溫雅相遇。溫雅問楊晫：“奈何與小人同載?”名士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有人推薦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議。 陶侃在洛陽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這期間，西晉的內亂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趙王倫廢賈后。第二年又廢惠帝自己稱帝。動亂就由宮廷內發展到宮廷外。洛陽內外已成為諸王軍隊沖突、爭奪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寓居洛陽的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避亂。此時陶侃已經認識到，在洛陽的這種門閥政治下，他是難于出人頭地的。又因受到江東士族紛紛返回家鄉氣氛的影響，他也準備南下了。適經朋友推薦，他得補 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一個縣。陶侃打點行裝，匆匆上路了。這時的陶侃已經四十多歲。他想起自己奮斗經營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遠而又遠的小縣當縣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與太守呂岳的關系很緊張。他遂棄官回家。以后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動亂給他以儕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軍功

　　八王之亂引起江南動蕩不安的局勢，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機遇。西晉末年，秦、雍一帶的人民因天災和戰亂，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區就食。永寧元年(301)流民因不堪當地官吏欺壓，聚眾起義。西晉朝廷忙調集荊州武勇開赴益州進行鎮壓。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愿遠征，而又受到當地官吏驅迫，遂轉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義陽蠻張昌聚眾在江夏起義，不愿遠征的丁壯及江夏一帶流民紛紛投奔張昌。張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間，眾至三萬。張昌勢力的發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劉弘率領軍隊前去鎮壓。劉弘上任，即辟陶侃為南蠻長史，命他為先鋒開赴襄陽，討伐張昌。能受到劉弘重用，陶侃當然十分高興。況且動亂時從軍立軍功，也不失為仕進升遷的一條捷徑。

　　陶侃率軍進駐襄陽。劉弘軍卻在宛為張昌所敗。張昌轉攻襄陽不下，即沿漢水進入長江。一時間，荊、江、揚等州大部分地區為張昌所控制。劉弘命陶侃進攻張昌，連戰皆捷，終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在這個過程中，陶侃在軍事上顯示的才干使劉弘十分感嘆。他對陶侃說：“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后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晉吳對峙，他曾鎮守荊州近二十年，為晉更吳立下大功。劉弘自以年老難繼羊祜功業，因此希望陶侃在荊州有所作為。以后陶侃果然當上荊州刺史。劉弘的這番話對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張昌事定，陶侃等因軍功得到賞賜。荊、揚等州出現了一個暫時安定的局面。這時北方的戰亂已愈演愈烈，西晉朝廷名存實亡。廣陵相陳敏見北方大亂，朝廷無力控制江東，遂起兵占據揚州，并遣其弟陳恢沿江西上進攻武昌，以圖割據江南。 劉弘命陶侃為江夏太守，率軍抵御陳恢。陶侃與陳敏為同郡，又同歲舉吏。因此有人對陶侃居大郡，統強兵頗有猜疑。實際上，陶侃不會放棄已取得的功業去投靠一個在江東毫無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劉弘聽信這種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劉弘用人不疑，陶侃無后顧之憂，遂與陳恢力戰，所向必破。陶侃這兩次戰績，奠定了他在荊州地區軍事上的地位。這時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遠人”、“小人”，而成為頗有實力的地方將領。光熙元年(306)，劉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職。陶侃在家守喪期間，江南的政治形勢又發生了變化。永嘉元年(307)西晉宗室瑯邪王司馬睿和大士族王導渡江進駐建鄴。司馬睿是“八王之亂”中最后一個權臣東海王司馬越的死黨。他看到西晉洛陽政權已處在崩解之勢，就利用司馬越派他鎮守建鄴之機割據江東。當時司馬睿占據的只是下游揚州一帶。上游的廣大地區有流民勢力在活動，也有洛陽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沒有穩固的上游，下游建鄴就無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馬睿以王敦為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甘卓、周訪等沿江西上。至江州，與華軼的勢力相遇。

　　華軼也是東海王越的親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華軼如此有勢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盡管同屬一個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們勢同水火。陶侃喪期滿后，也與東海王越拉上關系。司馬越以他為參軍，督護江州諸軍事。有了這層關系，再加上陶侃的聲望，華軼表陶侃為揚武，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當了華軼的參軍。 華軼與司馬睿矛盾越來越尖銳，陶臻“懼難作，托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軼字)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瑯邪不平，難將作矣。’”陶侃覺得背棄華軼，有違忠義，因此十分生氣，“遣臻還軼”。陶臻卻偷偷跑到建康。這使司馬睿“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陶侃的“告絕”，使華軼元氣大傷。華軼兵敗被殺，陶侃也官升龍驤、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資于事父以事君”，但關鍵時刻仍背棄華軼。對陶侃的這種行為，當時人無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詬病。這說明，兩晉時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門第利益為歸依的風氣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馬睿占據了江州。但上游荊、湘兩州的大部分地區為杜弢率領的流民起義軍所占據。王敦即督陶侃、周訪等進擊杜弢。建興元年(313)，荊州刺史周訪被杜弢圍困在尋水城。陶侃遣軍擊之，杜弢退卻。陶侃對諸將說，杜弢必由陸路偷襲武昌。因此率軍抄近路連續行軍三晝夜，在武昌周圍埋伏下來。杜弢果然來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重。杜弢敗軍退入長沙。王敦即表陶侃為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陶侃初戰即獲大勝，劉弘十余年前的預言竟得以實現，于是乎有些飄飄然了。沒想到他的部將王貢背叛了他。王貢聯合流民軍偷襲，侃兵大敗。再戰，陶侃的坐船也被叛軍鉤住。幸虧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脫。這次慘敗使他剛得到的官職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滅流民的起義，還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讓陶侃“白衣領職”。

　　陶侃率周訪等入湘，與杜弢交成，所戰連捷。建興三年(315)杜弢起義終于被陶侃鎮壓下去。這時，長江上游的荊、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馬睿割據江南的形勢已成。在這個過程中，陶侃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當陶侃躊躇滿志準備赴荊州上任時，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舊劇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王敦不欲陶侃掌荊州，是怕其功高難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荊州處上流形勝，王敦正欲專制朝權，當然不愿荊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從弟王廙為荊州。陶侃都將以王敦處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認為這是陶侃指使，“披甲執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王敦佐吏提醒說陶侃的親家周訪正統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殺，周訪決不善罷干休。王敦才改變主意，設宴歡送。陶侃見得以成行，連夜便發。途經豫章，見周訪，不禁淚流滿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兩晉之際，門閥士族的統治秩序受到破壞。一些政治上受壓抑的寒門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在政治上樹立勢力。然而，由于門閥士族勢力依然強大以及他們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難逃失敗厄運。陳敏即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他們要想謀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勢力。這樣，他們就仍處在被驅使、受擺布的地位。陶侃的這一經歷正反映了當時寒門在政治上的處境。

　　陶侃將入廣州，逢杜弢余部杜弘與溫劭等占據廣州。聞陶侃將至，杜弘企圖利用詐降偷襲。陶侃識破其詐，布兵設陣，一舉將杜弘擊潰。“諸將皆請乘勝擊溫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竟一封信將溫劭嚇跑。陶侃遂進據廣州。

　　廣州當時受戰亂影響較小，境內較為安定。陶侃自從軍十余年間，已功名卓著。雖然受王敦排擠，但他并不甘心于在邊州當刺史。他“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就這樣，他在廣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忠順勤勞，好似孔明

　　太寧三年(325)，王敦之亂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為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軍事、荊州刺史。元、明兩朝，王敦兩次興兵，陶侃雖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實際介入，更未在滅王敦對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鎮，實際是明帝的一種精心安排。

　　東晉建立后，吳人在政治上受到僑人的排擠。永昌元年(322)王敦兵進建康的過程中，江東士族多持觀望態度，并不介入這場僑人間的內訌。王敦專權后，委任親信，排斥異己，誅除不從。其中，也牽連了不少江東士族。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損害。故明帝能收僑、吳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亂被平定，瑯邪王氏幾傾晉祚的教訓對司馬氏來說十分深刻。王氏在長江上游的勢力基本喪失，但王導仍居中樞。為避免重蹈覆轍，明帝決心改變元帝以來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鑒等人，制約王導的權力，同時拔擢江東士族，在僑、吳士族間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①，使方鎮互相牽制，收相維相抗之效。陶侃刺荊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陶侃入主荊州，“荊州士女相慶”。東晉政風仍承西晉之弊。“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大概與陶侃經歷有關，他對這種風氣深惡痛絕，聲言：“《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因此他“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常語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后，是自棄也。’”每宴會飲酒，他有定限。常歡有余而限已竭。眾人勸更少進，但他決不再飲。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這樣。參佐僚屬有以談戲荒廢職事，不但嚴加訓斥或鞭打，還“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這種作風在東晉官吏中實屬少見。

　　陶侃治荊州，還很重視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王敦平后，荊州大饑，百姓多餓死。陶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羊祜、劉弘在荊州勸課農耕使生產發展，頗得民心，這對陶侃影響不小。此外，基于自己鞏固地盤和發展勢力的需要，這也是必須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務勤稼穡，雖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于農稼，家給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這種說法顯然有夸大成份。但當時荊州社會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當是事實。

　　陶侃行事，小到竹頭木屑，大到設城駐兵，考慮頗為縝密細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將木屑和竹頭全部收集起來。眾人不知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聽事前余雪泥濘，木屑正好用來布地。幾十年后，桓溫為荊州刺史?；笢胤ナ翊笤齑忠蕴召┧A竹頭作丁裝船。陶侃駐武昌時，不少人主張在江北的邾城駐兵鎮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分析說，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敵寇。即便派兵駐守，也無益江南。長江才是御寇的天險。眾將才恍然大悟。后荊州刺史庾亮卻對此不察。他派精兵萬人駐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趙遣兵來攻。邾城孤立無援，終于兵敗城陷，損失慘重。

　　陶侃“性纖密好問”，勤于調查訪問，人比之趙廣漢(西漢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職，善察訪，發奸擿伏如神。在這方面陶侃也并不遜色。陶侃曾令諸軍營植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于己門。侃后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陶侃的才干頗為當時人所稱道。一個叫梅陶的人說：“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將陶侃比之曹操、諸葛亮，這確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別是當時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風氣下，他能勤于吏職，在東晉官吏中是極少見的。

　　平息叛亂，都督八州

　　太寧三年(325)明帝病死，五歲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輔政。庾亮對據上游、握強兵的陶侃頗為顧忌，一方面加強建康石頭城的防衛，另一方面派溫嶠出任江州刺史。在東晉荊、揚的矛盾中，處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調節上、下游關系的樞紐。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與朝廷關系密切，又要對荊州有所防備。明帝以陶侃為荊州，同時任應詹刺江州。應詹曾與明帝謀討王敦，又與陶侃同為劉弘部下。應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與陶侃書，望陶侃能“竭節本朝，報恩幼主”?？梢娒鞯塾眯牡牧伎唷ｂ琢僚c溫嶠，本是“深交”。其使溫嶠鎮江州，用意與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歷陽太守蘇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醞釀中的荊、揚矛盾出現變化。蘇峻攻進建康，挾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時，憑江州兵難以平定蘇峻之亂。溫嶠遂邀陶侃率荊州兵同赴國難。明帝死時，陶侃因“不預顧命”一直懷疑是庾亮作了手腳。后庾亮修石頭城，也是針對他的。舊怨未消，又讓他來對付因庾亮處置失當引起的蘇峻之亂。陶侃“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溫嶠屢說而不允。后溫嶠“固請之”，其子陶瞻又為蘇峻所殺，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荊州軍至江州，議者咸謂陶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陶侃若殺庾亮，勢必影響與溫嶠的關系，從而可能導致平叛軍隊的分裂。時庾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庾亮有高名，為名士翹楚。他來謝罪，實出意外。陶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但仍憤憤地對庾亮說：“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庾亮、溫嶠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為重，捐棄前嫌，使諸軍能夠同心協力，終于平定叛亂。

　　在平定蘇峻之亂中，陶侃以位重兵強被推為“盟主”。蘇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驍勇善戰。庾亮率軍進攻，為峻軍所敗，乃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而。’”陶侃對庾亮如此寬容，諸將誰不力戰。其次，陶侃能聽從建議和意見。如招郗鑒自廣陵渡江扼守京口，對于東西夾擊蘇峻起了重要作用。諸軍與蘇峻軍戰，數戰皆敗。溫嶠軍乏食，乞借糧，陶侃不欲借，并要撤軍回荊州。經人勸解，陶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并打消撤軍念頭。蘇峻之亂終于在諸軍合作下得以平定。東晉政局危而復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約和東晉政治格局的變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沒有出現大的動亂。社會的安定對江南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應該說，陶侃對于促進這一局面的出現還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蘇峻之亂后，陶侃因功而升為太尉、都督七州軍事，封長沙郡公，仍駐荊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劉胤為后郭默所殺。執政的王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知此事，指責王導這種縱容作法，隨即起兵抵江州，將郭默等斬首。實際上，王導和陶侃對郭默的不同態度，反映了他們之間對江州的爭奪。王導對郭默擅殺劉胤表示的容忍態度，在于要籠絡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責王導并迅速出兵，是要將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奪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長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時他已為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其權力之煊赫，在東晉一朝也是屈指可數的。

　　《晉書·陶侃傳》稱侃曾“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認為陶侃一生盡心于國，“折翼”云云是《晉書》作者的誣枉。但通觀東晉一代，荊州刺史以其所處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或與中央對抗，或遙制朝權，陶侃也不會例外。況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廢黜執政的王導。所以，《晉書》所云陶侃“潛有窺窬之志”是有根據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總上流卻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這與陶侃的經歷和當時政治形勢的變化有關。

　　陶侃自稱“少長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門閥政治下掙扎奮斗幾十年，才得以出人頭地。但仍為士族們瞧不起②。士族們不會允許一個寒門總攬東晉朝權的。陶侃明白自己的處境，也不敢輕易侵犯士族權益。其次，元帝、明帝兩朝荊、揚對峙，荊州占絕對優勢的形勢在成帝時已經發生變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鑒移駐京口，京口遂成長江下游重鎮。京口距建康僅二百余里，便于接應，從而大大加強了建康的實力。咸和五年，陶侃“嘗欲起兵廢(王)導”，事先征求郗鑒的意見，因“郗鑒不從乃止”。這種上、下游間實力的變化，使陶侃雖有“窺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極人臣，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對他個人來說，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既可維持“家僮千余，珍奇寶貨富于天府”的家業，又可保住子孫的前途。然而，他還欲在北伐有所作為。荊州西臨成漢，北接后趙。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奧經營巴東，又遣桓宣收復為后趙占據多年的襄陽。襄陽為荊州北門。它起著阻止后趙沿漢水南下的作用，又是東晉經略北方的一個重要陣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罷。他的這種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喪失進取心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遜位，遣人將官印節傳等送還朝廷。他在離開荊州任所前，“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親交專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長沙。“朝野以為美談”。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時年七十六。根據他的遺囑，葬在長沙南二十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