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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顛覆歷史的真相

　　紂王不是十惡不赦的昏庸暴君

　　“今殷王紂唯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國家……俾暴虐于百姓……”太史公司馬遷《史記》中所引的周武王的這段話，本是兩個敵對王朝之間的宣戰檄文，究竟含有多少水分，今天很難說。但由于武王是儒家推崇的圣人，所以，他的話自然被奉為圭臬，使得幾千年來的中國人于不知不覺中步入了一個誤區，認為商紂王是個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昏君、暴君——

　　《辭海》：“紂，一作受，亦稱帝辛。商代最后的國君，其生年已不可考，卒年據后人根據《淮南子·經略訓》中‘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泛而水，彗星出而殷人授其柄’這段記載，結合哈雷彗星的出現和回歸周期，確認為是公元前1057年。帝辛在位整整三十三年。”

　　當了三十三年君王的帝辛是不是真的既昏又暴呢?

　　柏楊著作的“皮里陽秋”

　　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說：“(紂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愛妲己，唯妲己之言是從。于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益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于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討，紂囚西伯羑里。”

　　這段記載中的紂王，其罪行大致說來是：近女色，喜淫聲，不敬鬼神，荒于國政，耽于飲酒，殺害忠臣。

　　這些事情確實可恨，但卻都不是紂王的“專利”，甚至是不是他干的還有問題，不妨再摘引一段關于夏王朝最后一任君王桀的史料：“桀力大無窮，他即位后的第三十三年，發兵征伐有施氏，有施氏求饒，進貢給他一個美女，名叫妹喜。他十分寵愛妹喜，特地為她造了富麗堂皇的瓊室、象廊、瑤臺和玉床，供他倆荒淫無恥地享樂。桀重用佞臣，排斥忠良。有個名叫趙梁的小人，專門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樂，如何勒索、殘殺百姓，得到了桀的寵信。到了晚年，桀更加荒淫無度，竟命人造了一個大池，稱為夜宮，他帶著一大群男女雜處在池內，一個月不上朝，太史令終古哭著進諫，桀反而很不耐煩，斥責終古多管閑事，終古知夏桀已不可救藥就投奔了商湯。大臣關龍逄又來進諫說：‘主上謙恭而講信義，儉約而又愛護賢才，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鞏固。現在大王奢侈無度，嗜殺成性，弄得百姓都盼你快亡，只有趕快改正過錯，才能挽回人心。’桀不但不聽，又將關龍逄處死。”——摘自柏楊《中國人史綱》

　　桀的罪行也是喜女色，耽淫樂，荒于國政，耽于飲酒，殺害忠良。

　　臺灣史學家柏楊先生在其史學巨著《中國人史綱》中談及商紂王時說過：“隨著子受辛(即商紂王——著者注)之死，商王朝滅亡，立國662年。子受辛被稱為‘紂帝’，即殘害忠良的君主。他的罪狀跟夏王朝亡國之君姒履癸的罪狀，像是從一個模子里澆出來的，當然也可能真是如此。不過，炮烙酷刑是姒履癸發明的，已登記在案，宣傳家大概一時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又教子受辛再發明了一次。”

　　細心的讀者想必不難從中發現真知卓見者的微言大義——至少紂王干的壞事中有一件并不是他本人的“專利”，由之引發，會不會出現“骨牌效應”得出紂王的“罪行”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給他的?恐怕不能斷然排除這種可能。中國人一向有“勝者王侯敗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說法和做法，失敗者一旦失敗，自然就失去了申訴的機會，年代越久，沉冤越難洗清，筆者的觀點可能有些偏激，我們不妨再聽聽古人的訴說。

　　子貢的困惑

　　中國文化其上古時代的集大成者當推孔子。所謂“天若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雖然有些夸張，但也有事實根據在里邊。

　　孔子的偉大之處除了在于他整理了詩、書、禮、樂、春秋以外，還在于他精心教育出了三千弟子。這三千弟子中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不少，他們大多是某一方面的專家，真正的通才除了早死的顏回以外，恐怕只有子貢一個人了。

　　子貢，生于公元前520年，卒年不詳，本姓端木，名賜。儒學大師南懷瑾先生稱他“不但是學問家，也是外交家、政治家”。

　　孔子對他十分欣賞，曾說“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認為他能夠舉一反三。

　　太史公司馬遷對子貢也非常推崇，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甚至說，孔子的學說思想，后來所以能夠流傳下來，全仗子貢的努力。

　　這樣一個“你辦事，我放心”的大學問家，在儒家經典《論語》第十九章“子張篇”里卻提出了一個不同凡響的問題。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說，紂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說的那么嚴重。

　　載在經典中的大學問家的話可不是隨便亂說的。

　　子貢以后，數千年間雖然“大一統”的文化氛圍使得真知不能廣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來者。

　　宋朝的羅泌在《桀紂事多失實論》中認為，紂王建宮室，營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惡，與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轍，桀紂不分，這些都是史學家的惡意模仿。

　　另一個宋朝學者李慈銘也認為，僅就史料而言，紂王的主要罪行不過是殺比干、囚箕子、寵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與后世的暴君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羅、李二人的論證方式是科學的，其結論也是正確的，但由于年代久遠，所以沒能成為子貢困惑的解惑人。

　　近來重讀先秦諸子，終于從《韓非子》一書中給子貢“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找到了史料根據。

　　韓非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有過這樣一段記載：“費仲勸告紂王說：‘西伯昌賢良，百姓都擁戴他，諸侯都依附他，必須把他殺掉，不殺掉他，一定會成為殷商的禍害。’商紂王說：‘你既然說他是一個賢良的諸侯，怎么可以殺呢?’費仲說：‘帽子雖然破舊，必定是戴在頭上;鞋子雖然華美，一定踩在地上。現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實行仁政，人們都歸向他。終究會成為天下禍患的，難道不是西伯昌嗎?臣下不用他的賢能為君主效忠，非殺不可。況且君主誅殺臣下有什么過錯呢?’商紂王說：‘仁義，是君上用來勸勉下面的人的。現在西伯昌是個好行仁義的人，殺他不合適。’費仲三次勸說，商紂王都不采用。”

　　費仲是紂王手下的“秦檜”，西伯昌即周文王，據《史記正義》轉引《帝王世紀》說他龍顏虎眉，身長十尺，胸有四乳，他繼任西伯以后，遵循后稷、公劉和古公、公季(均為西周祖上之賢者——著者)遺留下來的法度，敬老慈少，禮敬賢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來不及吃上一頓飯，很得當時人的愛戴，以今天的眼光看，西伯昌乃是新生代中之翹楚。所以，當時一些對商王朝心懷不滿的人如有名的伯夷、叔齊、散宜生等紛紛去投奔他，一個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紂王進讒，騙得紂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來。上面所引韓非子的這段記載，當是發生在紂王上當、西伯被囚以后。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聽取了崇侯虎的進言，但在大事上紂王還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沒有像夏桀殺關龍逄那樣殺了西伯昌，僅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就不能說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昏君、暴君。

　　其實，連司馬遷本人都認為，紂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并非一無可取。了解了這些以后，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相信每個人都會摒棄“紂王是既昏又暴的君王”這個誤區的。

　　除了搞清歷史的真相以外，走出這一誤區的另外一大好處是可以讓更多的人明白，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好人，也沒有十惡不赦的壞蛋。人的性格是二重甚至是多重的，這樣，才不會對人世間的滾滾紅塵大喜大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