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原名自華，字佩弦，號秋實，生于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九( 1898年11月22日)，逝于1948年8月12日，現代著名散文家、詩人、學者、戰士。原籍浙江紹興。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朱自清個人愛國事跡十篇，希望大家喜歡!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1）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于北平逝世。朱自清，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紹興。1916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1920年畢業。后在杭州第一師范、揚州第八中學等處教書。

1922年，他同俞平伯、葉圣陶等創辦了《詩》月刊，這是“五-四”以來最早的一個詩刊，1923年，發表第一首長詩《毀滅》，1926年10月，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1930年，他代理清華國文系主任。1931年到英國留學，并漫游歐洲數國，1932年回國主持清華文學系。

1937年，隨西南聯合入學南行。1946年回到清華。1947年，他為北平當局任意捕人發表抗議書，又在反饑餓反內戰的宣言上簽名。今年6月，他抗議美國的扶日政策，在拒絕領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簽名，后因胃病復發，醫治無效，終在貧病中死去。狼埃還囑咐家人不要購買美援面粉∶澤東對朱自清寧肯餓死不領美國“救濟粉”的精神，給予稱贊，贊揚他“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2）

朱自清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對學生熱情鼓勵，但并不輕易稱許，往往為一個問題會與學生爭得不可開交。他曾風趣地對學生說：“你們不易說服我，我也不易說服你們，甚至我連我的太太也說不服，雖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說服。”

朱自清對教學十分認真，他對學生作業格式有具體規定：作業本第一頁要空下來，把一學期作文題目依次寫下，并注明起訖頁數，以便查閱。

朱自清治學上認真嚴肅，從不濫竽充數。1934年應鄭振鐸邀請，一個晚上趕寫了一篇《論逼真與如畫》，其材料依據《佩文韻府》，因來不及檢查原書，就在文章后面寫明是“抄《佩文韻府》”。

朱自清寫作時，喜以筆尖沾紙，速度不快，往往要細心斟酌后才寫下，所以寫下后無需多加刪減，即成佳作。在清華大學時，他每天只能寫500字;而李長之有一天曾寫過15000字的論文，還外加兩篇雜文。

朱自清、浦江清等相約在每周三下午2至5時，在清華園中文系會議室，把《歷代詩話》和《歷代詩話續編》分人剪貼，另設總論及雜類，均按羅馬字母排列，半年后完成剪貼《詩話大系稿本》。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曾提及蟬，有人說蟬在夜晚是不叫的。他請教昆蟲學家后說：“我們往往由常有的經驗作推論。例如有些蟬子夜

晚不叫，推論到所有的蟬夜晚不叫。”

1921年除夕，葉圣陶與朱自清促膝長談，點起兩支白蠟燭。朱自清即寫了只有三行的《除夕》：“除夜的兩支搖搖的白蠟燭光里，我眼睜睜瞅著，1921年輕輕地踅過去了”。

1923年8月俞平伯寫了《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同年10月朱自清也以同名寫了一篇。原來是兩人同去的，各寫所見，倒為后人留下散文游記兩篇，可以一比異同。

朱自清晚年在書案的玻璃板下壓有紙條，上書：“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

朱自清逝世，許德珩寫挽聯：“教書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學，向時代學，向青年學，生能如斯，君誠健者;存留五一載，愈艱苦，愈奮斗，與丑惡斗，與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3）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于北平逝世。朱自清，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紹興。1916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1920年畢業。后在杭州第一師范、揚州第八中學等處教書。

1922年，他同俞平伯、葉圣陶等創辦了《詩》月刊，這是“五-四”以來最早的一個詩刊，1923年，發表第一首長詩《毀滅》，1926年10月，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1930年，他代理清華國文系主任。1931年到英國留學，并漫游歐洲數國，1932年回國主持清華文學系。

1937年，隨西南聯合入學南行。1946年回到清華。1947年，他為北平當局任意捕人發表抗議書，又在反饑餓反內戰的'宣言上簽名。今年6月，他抗議美國的扶日政策，在拒絕領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簽名，后因胃病復發，醫治無效，終在貧病中死去。狼埃還囑咐家人不要購買美援面粉∶澤東對朱自清寧肯餓死不領美國“救濟粉”的精神，給予稱贊，贊揚他“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4）

朱自清們是在“反美扶日”的名義下聲明拒領美國“救濟糧”的。所謂“反美扶日”，是指反對美國對日本的扶持，換句話說，是反對戰后美國在日本實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運動，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興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漢、昆明等城市。運動的主要方式是游行x威，參加者主要是大中學校的學生。也正是在這種“反美扶日”的熱潮中，朱自清在拒絕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了字。1949年后中國大陸的出版物在介紹這場“反美扶日”運動時，往往強調中國共產黨對運動的發動和領導作用。而其時的美國駐華大

使司徒雷登在向國務卿馬歇爾報告中國的反美情緒和運動時，卻認為其中有著更復雜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馬歇爾的報告中，司徒雷登寫道：

反美情緒廣泛擴展，具體表現為對我們扶持日本所舉行的抗議------解釋這種現象相當為難，認為它完全出于共產黨或蘇聯的挑動那就太過于簡單化了。打入教職員和學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傳和組織，自然有助于制造這些運動。但這么多人卷進去而其中包括許多平時親美的人們，這說明運動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紀末就產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們無法想象其條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對我們在日本的行動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國官方來源的報導;由于對德瑞波和類似報告的公布而產生的誤解和錯誤推論;由于諷刺說我們為了準備對蘇作戰而不惜犧牲中國;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續不斷的惡毒的宣傳，反美情緒就更加擴大化了。另一個真實的原因是人們對現政府的普遍的不滿而美國卻同這個政府的存在和缺點有著不合理的然而卻是想得通的聯系。學生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加敏感，他們極度失望了而又沒有出路發泄他們的愛國熱情。在現在使人沮喪的狀況下，煽動反對美國扶持舊日仇敵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這種心理和共產黨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還有自私和缺乏遠見的工商界人士，他們想避免日本的競爭。舉例來說，利潤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紡織工業，他們想把持上海和東南亞的市場。因此極左分子和愚蠢的資產階級利益奇怪地結合起來反對我們在日本的做法。我們無法使這些做法(指美國扶持日本的做法——譯者)一點也不產生合情合理的誤解。

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馬歇爾的報告中，談及中國的反美情緒時，又說：“我們的支援及其目的被嚴重歪曲誤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來證明我們的帝國主義意圖，說我們準備用日本和中國將來進行對俄作戰。對他們說日本重新武裝對中國至多是在遙遠的將來的假設的恐懼，而已經喪失外蒙和即將喪失內蒙和東北(滿州)則是目前即時的危險，他們似乎完全聽不進去。對他們敘述俄國人在上述地區的行為，他們聽來半信半疑，或者簡直無動于衷。這真是一種奇怪的變態心理，但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心理，因為學生們今日所想的標志著整個國家將來的想法。”(3)

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觀察中國，但作為駐外大使，在向國內寫報告時，也一定不會刻意歪曲事實，一定會寫出他眼里最真實的東西。司徒雷登強調了“反美扶日”運動的復雜原因，這應該是相當可信的。他說的有些事情，已被時間所證實。例如，他說對于那時的中國，真正的威脅是蘇聯而不是日本。如果考慮到數年后中蘇之間即處于尖銳敵對狀態、中國長期把“蘇修”作為頭號假想敵，就不能說司徒雷登當年的論斷毫無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說中國當時的反美者，對美國在日本的策略有著誤解。如果考慮到美國最終是以民主化為目標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說，當時“反美扶日”運動的參加者，對美國在日本的策略確實不無有意或無意的“誤解”。

當然，戰后美國對日本的策略有過某種程度的反復。1948年的時候，美國對日經濟策略的某種調整，確實容易讓在此問題上十分敏感的中國人覺得是在庇護日本財閥和法西斯勢力，因而也確實傷害了一些中國人的感情。也正因為如此，司徒雷登說中國人對美國產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誤解”。司徒雷登的報告中，值得注意的還在于強調了參加“反美扶日”運動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還是長期親美者。他們僅僅只是在一個很具體的問題上反對美國。朱自清應該屬于這一類。說朱自清是長期親美者，固然不妥;但說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應該沒有問題。反對美國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著反對美國的一切;然而，當朱自清始而不領美國“救濟糧”繼而貧病而死后，就被闡釋成一個全面的反美者。——這也不能不讓人感嘆。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5）

根據上個世紀30年代清華的規定，教授們在校工作五年，就有一年的學術休假，由學校資助去外國訪問進修。朱自清時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于1931年利用學術休假，在英國倫敦皇家學院和倫敦大學注冊旁聽。

據《朱自清日記》于該年記述，他有兩次夜夢清華未能繼續聘他為教授，理由是他在外國文學上的學養上尚有不足;夢醒，全身冷汗，深感不發聘書頗有道理，于是他更加努力利用在倫敦的一切便利條件，來提高自己。

俗語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所謂“不足”，并非真的來自清華校方的壓力，而是朱先生對自己嚴格要求的反映。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6）

本來，“反美扶日”與領美國的“救濟糧”，二者不必有什么關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邊吃著美國的面粉，一邊對美國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議。把這兩件事情攪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絕美國“救濟糧”的方式表示對美國“扶持”日本的抗議，是吳晗等民盟人士的別出心裁。

抗戰結束后，吳晗回到北平，仍在清華大學，同時也成為民盟在北平的領導人物之一。民盟因過于左傾，國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為“非法團體”，其活動遂轉入地下。轉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為激進和左傾了。實際上，在被宣布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黨領導，并在財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軍調部結束時，中共代表葉劍英、徐冰等人邀請張東蓀、關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飯，給民盟留下了一筆活動經費，并把一臺美制收音機送給民盟。活動經費對于轉入地下的民盟當然很必要，而收音機則用于日夜收聽“解放區”新華社的廣播，然后抄寫、復印、散發，進行反對國x黨的斗爭。(4)吳晗是民盟的活躍分子。他所在的清華大學，自然是他活動的中心地帶。作為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幾年的政治熱情和左傾表現，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吳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譜和日記，可知1947和1948這兩年里，吳晗頻頻來動員朱自清在那類政治性的宣言上簽字。朱自清在拒絕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字從而進入毛澤東的視線，成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吳晗一手造成。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7）

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絕美國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簽名。一個多月后，他因胃潰瘍穿孔住進了醫院，想不到手術后引起并發癥，一代文學大師就那樣匆匆而去。

那一年，他剛剛50歲，她才45歲。

他去世后，她收拾起悲傷，帶著他們的9個子女孤獨地走過42年，把他們一一培養成人。42年后，她安詳離世。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過的。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卻從來沒在子女們面前開啟。那保存完好的75封書信，是她辭世7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時意外發現的。紙張已泛黃，卻都保存完好。

這是75封愛的書信，是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如癡如醉的愛情表白，一個女人孤獨又沉默地守著它們走了大半生。朱自清寫給妻子陳竹隱的愛情書簡，向世人洞開了文學大師的一段動人心魄的愛情往事。

認識陳竹隱的時候，朱自清的生活正混亂不堪。那時，朱自清的結發妻子武仲謙已病逝一年多，給他留下6個孩子，最大的也不過10歲，最小的女兒尚在襁褓中。一個靠教書養家的窮教授，要照顧身邊的6個稚子，那份艱難可想而知。朋友們看不下去，勸朱自清續弦，卻每每被朱自清拒絕。在朱自清的心里，雖然與亡妻是包辦婚姻，可數年的相守，一餐一飯里積下的深情，足以讓多情善感的朱自清念念不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朋友拉著去與陳竹隱相見的。他們誆他說去酒樓會一位朋友，他便欣欣然跟著前往。后來成為他的妻子的陳竹隱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黃色綢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臉上戴著一副眼鏡，顯得文雅正派，腳上卻穿著一雙老式的雙梁鞋，顯得有些土氣。回到宿舍，我的同學廖書筠笑著說，‘哎呀，穿一雙雙梁鞋，土氣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

然而，那雙土氣的雙梁鞋，并沒有為朱自清的形象打折，陳竹隱決意與他交往下去。初次見面，陳竹隱也給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皙的面龐，短短的頭發，落落大方的談吐，陳竹隱與朱自清逝去的前妻不同，她似一株清新的荷，帶給朱自清完全不同的感受。

陳竹隱，這個比朱自清小了5歲的女子，雖然出生在一個貧寒之家，又早早經歷了喪父喪母之痛，卻堅忍好學，她自四川省立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又只身前往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讀書。陳竹隱聰穎好學，她學國畫、學昆曲，在這兩方面有著很深的藝術造詣，再加上她性格開朗大方，在朱自清面前既有少女的羞澀，又有女兒般的頑癡，他們很快就墜入愛河。30年代北京的電影院，雖然沒有上海街頭電影院的奢華，卻也是年輕男女談戀愛的好去處。他們相約一起吃飯、看電影，開始了頻繁的約會，也開始了書信來往。

細細研讀那些愛情書簡，不難發現，在他們的書信中，隨著二人感情的發展升溫，他們對彼此的稱呼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稱陳竹隱為“竹隱女士”，落款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稱她為“竹隱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們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隱弟”已變為更親切的“隱弟”，“自清”只余一個“清”字……再以后，他在給她的信里，稱呼不斷變來變去：“隱，一見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來，我更喜歡看你那暈紅的雙腮，黃昏時的霞彩似的………親愛的寶妹，我生平沒有嘗過這種滋味，很害怕真的會整個兒變成你的俘虜呢!”由最初的“女士”到“親愛的寶妹”，他們的愛情也由最初月下朦朧嬌羞的荷慢慢綻放在朗朗的晴空下。

彼時，兩人已是心心相系的戀人，只是誰也沒有勇氣提出結婚二字。一個二十幾歲的青春少女，還來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與溫馨，就要成為6個孩子的母親。那副擔子，她可承受得起?那棵愛情樹，又能否在那煙火日子里常青下去?她猶豫了。

那年寒假，她開始刻意地躲他，卻躲不開牽掛與相思。等她再次捧讀他的信，聽他在信上傾訴他的思念之苦，說他的胃又開始疼痛。她的心，輕輕地痛了。他在信上痛苦地寫：“竹隱，這個名字幾乎占了我這個假期中所有獨處的時間。我不能念出，整個人看報也迷迷糊糊的!我認為自己是個遇事鎮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現在是怎樣的迷亂啊。”

再不管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飛蛾，撲向那團燃得正烈的愛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6個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與陳竹隱在上海杏花村酒樓舉行婚禮。那時，他們剛好相識兩周年。

此后，他們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畫卷。婚后的陳竹隱，幾乎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藝術夢想，畫筆塵封，昆曲高擱，她把所有的心思，撲在了那個家上。家里人口多，單憑朱自清教書著書的收入來維系，日子總是過得緊巴巴的。陳竹隱從來沒有埋怨過，為了湊足給孩子請家庭教師的錢，她甚至悄悄跑到醫院去賣過幾次血。

抗日戰爭爆發后，朱自清帶著家人隨校南遷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濟。為了減輕朱自清的負擔，讓他安心工作，柔弱的陳竹隱毅然帶著孩子們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她一個人挑起了那個家的重擔。從此，一個在成都，一個在昆明，相距遙遙，隔開的只是他們的人，亂世里，兩顆相依相戀的心卻從未有一日放下對彼此的思念與牽掛。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萬水回成都探親。山一程，水一程，關山重重，他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因為家里有愛他和他愛的妻兒在等著他。

從相戀到結婚，從結婚到朱自清病逝，朱自清與陳竹隱在一起相守的時光不過短短的十幾年。十幾年的短暫歲月，他眼里再無其他的風景，她心里裝著的全是他。他們的愛，一如散文大師筆下清麗深情的文字，清新芬芳如月下淡淡的荷風，純凈得不摻任何雜質，綿邈深情如那汪清碧的深深潭水，讓人羨慕慨嘆。如今，斯人已逝，重讀昨天的信簡，那份愛，卻依舊能輕輕撥動世間紅塵男女的心弦。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8）

她不是他的結發妻子，卻為他養大了他與前妻留下的六個子女;他們經媒妁之言相識，卻譜寫了一曲浪漫清新如荷塘清風的愛之戀曲;他的一生，因為與她的相識，事業進步，家庭美滿。然而天妒良才，那個昏暗錯亂的年代還是早早奪走了他才華橫溢的生命也奪走了那一段幸福美滿的姻緣。

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絕美國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簽名，也是從那一天開始，他寧愿忍受著饑腸轆轆的折磨，也要家人拒絕食用美國援助的面粉。與他在宣言上簽名時隔僅僅一個多月后，他因胃潰瘍穿孔住進了醫院，想不到手術后引起的并發癥，竟結束了他才華橫溢的一生，一代文學大師就那樣匆匆而去。那一年，他剛剛五十歲，她才四十五歲。

他去世，她收拾起悲傷，帶著他們的九個子女孤獨地走過四十二年，把他們的子女一一培養成人。四十二年后，她安祥離世。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過的。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卻從來沒在子女們面前開啟。那保存完好的七十五封書信，是她辭世七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時意外發現的。七十五封信，其中七十一封是他戀愛期間寫給她的，另外四封為婚后所寫。滿紙滿篇愛的絮語，紙張已泛黃，卻連信封都保存完好。

七十五封愛的書信，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如癡如醉的愛情表白，一個女人孤獨又沉默地守著它們走了大半生。朱自清寫給妻子陳竹隱的愛情書簡，無意中被子女們發現，也在無意中向世人洞開了文學大師一段動人心魄的愛情往事。

認識陳竹隱的時候，朱自清的日子正是一片混亂不堪。那時，朱自清的結發妻子武仲謙已因病去世一年多，給他留下六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大的長子不過才十歲，最小的小女年僅三歲多一點。一個靠教書養家的窮教授，要工作養家糊口，要當爹當媽照顧身邊的六個稚子，那份艱難可想而知。朋友們看不下去，勸朱自清再續妻室，卻每每都被朱自清拒絕。他無法放下對亡妻的一份思念。雖然是一樁包辦婚姻，雖然那個女子只是一位相貌平平的家庭主婦，可數年的相守，一餐一飯里積下的深情，也足讓多情善感的朱自清念念不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朋友拉著去與陳竹隱相見的。他們誆他說去一家酒樓會一位朋友，他便欣欣然跟著前往。不知那天的朱自清是否為那次會面做過特別的修飾，后來成為他的妻子的陳竹隱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黃色綢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臉上戴著一副眼鏡，顯得文雅正派，但腳上卻穿著一雙老式的雙梁鞋，顯得有些土氣。回到宿舍，我的同學廖書筠笑著說：‘哎呀，穿一雙雙梁鞋，土氣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那雙土氣的雙梁鞋，并沒有為朱自清的形象分打折，陳竹隱早在來見朱自清之前，已為他的才華折服。她決意與他交往下去。初次見面，陳竹隱也給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皙的`面龐，短短的發，落落大方的談吐，與逝去的前妻不同，年輕的陳竹隱似一株清新的荷，帶給朱自清完全不同的感受。

陳竹隱，這個比朱自清小了五歲的女子，雖然出生在一個貧寒之家，又早早經歷了喪父喪母之痛，卻堅忍好學，自四川省立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又只身前往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讀書。陳竹隱愛好廣泛，緊張的學習之余，她學國畫，學昆曲，在這兩方面有著很深的藝術造詣。再加上她性格開朗大方，在朱自清面前有少女的羞澀，又有女兒般的頑癡。他們很快就墜入愛河。三十年代北京的電影院，雖然沒有上海街頭電影院的奢華，卻也是年輕男女談戀愛的好去處。相約一起去吃飯，看電影，他們開始了頻頻的約會，也開始了頻繁的書信來往。

細細研讀那些愛情書簡，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在他們的書信中，隨著二人感情的發展深入，他們對彼此的稱呼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稱陳竹隱為“竹隱女士”，落款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稱她為“竹隱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們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隱弟”已變為更親切的“隱弟”，“自清”只余一個“清”字……再以后，他在給她的信里，稱呼不斷變來變去：“隱：一見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來，我更喜歡看你那暈紅的雙腮，黃昏時的霞彩似的……”“親愛的寶妹：我生平沒有嘗過這種滋味，很害怕真的會整個兒變成你的俘虜呢。”……由最初的“女士”到“親愛的寶妹”再到“隱妹”，他們的愛情也由最初月下朦朧嬌羞的荷慢慢綻放在朗朗的青空下。

深秋的香山，漫山紅葉，燒紅了半天，他和她一前一后走在紅葉樹下。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她隨口吟誦，他立即接上：“楓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林中看不見，聞詩始覺有人來。”抬起頭，二人的眼眸輕輕相遇，等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的臉就羞紅了。彼時，已是心心相系的戀人，只是誰也沒有勇氣提出結婚二字。一個二十幾歲的青春少女，還來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與溫馨，就要成為六個孩子的母親。那副擔子，她可能承受得起?那棵愛情樹，又能否在那份煙火日子里常新常青下去?面對他越來越熾熱的表白，她還是猶豫了。

那年寒假，她開始刻意地躲他。可躲開的是人，躲不開的卻是牽掛與相思。等她再次捧讀他的信，聽他在信上講他的思念之苦，說他的胃又開始疼痛。她的心，又輕輕的疼了。他在信上痛苦地寫：“竹隱，這個名字幾乎費了我這個假期中所有獨處的時間。我不能念出，整個人看報也迷迷糊糊的!我相信是個能鎮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現在是怎樣的擾亂啊。”再不管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飛蛾，撲向那團燃得正烈的愛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愛了他的六個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與陳竹隱在上海杏花村酒樓舉行婚禮，那時，他們剛好相識兩周年。

此后，他們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畫卷。為了支持朱自清安心事業，也為了家里那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婚后的陳竹隱，幾乎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藝術夢想。畫筆塵封，昆曲高擱，她把所有的心思，撲在了那個家上。家里人口多，單憑朱自清教書著書的收入來維系，日子總是過得緊巴巴的。陳竹隱卻從來沒有埋怨過，為了湊足給孩子請家庭教師的錢，陳竹隱甚至悄悄跑到醫院去賣過幾次血。

抗日戰爭爆發后，朱自清帶著家人隨校南遷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濟。為了減輕朱自清的負擔，讓他安心工作，柔弱的陳竹隱毅然帶著孩子們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她一個人挑起了那個家的重擔。從此，一個在成都，一個在昆明，遙遙的距離，隔開的只是他們的人，亂世里，兩顆相依相戀的心，卻從未有一日放下對彼此的思念與牽掛。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萬水回成都探親。山一程，水一程，關山重重，他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因為家里有愛他他愛的妻兒在等著他。

從相戀到結婚，從結婚到朱自清病逝，朱自清與陳竹隱在一起相守的時光不過短短的十幾年。十幾年的短暫歲月，他眼里再無其他的風景，她心里裝著的全是他。他們的愛，一如散文大師筆下清麗深情的文字，清新芬芳如月下淡淡的荷風純凈得不摻任何雜質，又綿邈深情如那汪清碧的深深潭水讓人羨慕慨嘆。如今，斯人已逝，重讀昨天的信簡，那份愛，卻依舊能輕輕撥動世間紅塵男女的心弦。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9

朱自清一生勤勉，記日記為日常功課。他的兩卷日記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觀察某類民國文人經濟狀況的一個絕好樣本。簡而言之，朱自清日記是一部知識分子的貧困史。

翻開日記第一頁，就有觸目驚心的兩條借貸記錄：1924年7月29日“晚與房東借米四升，舊歷年關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據而歸，甚矣”;30日“午后向張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學畢業，赴江浙任教，先后輾轉杭、揚、滬、溫、甬。此時的他已有兩個子女，正同時在省立四中和春暉中學任教，奔波于寧波與上虞之間。雖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療饑。

1925年，朱自清成為清華教授，一直到“七·七”事變后隨校南遷，為時12年。此期朱自清經歷頗多：先為六個孩子的父親;妻子武鐘謙病亡;歐游訪學;和陳竹隱戀愛、結合;父親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說，戰前這段經濟較為穩定，清華教授待遇不薄，本該是他生計最寬裕的時期，但因家累進一步加重，所以仍時時捉襟見肘。1932年12月9日日記中說：“錢與文字皆覺其少;錢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舉債、還債的記錄在此期日記里俯拾皆是。

昆明時期，百物騰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為清貧一族。朱自清負擔尤重：多病的夫人不習慣昆明環境，帶著孩子長住故鄉成都，他定期將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個未成年子女寄養揚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費;長女采芷工作無著，也賴他不時資助。陳竹隱來信常為告急，揚州方面則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與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領薪，朱自清第一時間分寄各處，自己所留無幾。如1941年5月10日，“兌得現錢共八百九十多元，還債與寄錢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費”。他不得不“開源節流”。節流，到了自奉至簡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飯，或到朋友家蹭飯，因飯菜粗硬、食無規律，胃病長期不愈;穿，則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趕馬人的藍氈“一口鐘”到昆明城里授課，成為聯大一景。至于“開源”，無非是多寫文章、多做業余兼職。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師。即便如此，仍時有青黃不接的情況，他就只能頻頻借債，拆東墻補西墻。

借而不得也是常有的事，于是不得不和當鋪打交道。典當、寄賣成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飯”。特別是在1942到1943年間，他隔三岔五地跑寄賣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網球拍、大字典、燈泡、行軍床、被單、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討價還價，有時為了一件物品的價格，連續跑幾家寄售行，還常受奸商的氣。1942年4月8日，為行軍床估價事妥協于商家，日記寫道：“估價者系一少年，其人極有口辯，力言帆布已破，僅可按床架論值。”朱希望能賣120元，但少年僅肯給50元。“事后思之，實所不甘。而竟惑于該少年之妄說，草草立據……少年實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讀到這些憤激無奈之辭，最令人心酸。

日記非為發表而作，自可率直無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每每在日記中大嘆苦經。1941年4月26日在成都與經濟條件較為優越的摯友葉圣陶傾談后，寫道：“圣陶確有勇氣面對這偉大的時代。但他與我不同，他有錢可維持家用，而我除債務外一無所有。”幾天后又說：“我嘗到經濟拮據而產生的自卑感。”不過哭窮歸哭窮，另一個事實卻是：朱自清，以及他的貧窮的同儕們，在困厄中堅守知識者崗位，維持西南聯大弦歌不絕，育才無數，在云貴高原上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高原”。他個人筆耕不輟，遺著煌煌五百萬字。有人戲稱中國牌知識分子“價廉物美”，信哉斯言。

1948年，在回到清華園后兩年，朱自清因嚴重胃潰瘍不治身亡。次年毛澤東熱烈表彰了他和聞一多這兩位“民主斗士”，說他“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朱自清因此死后哀榮，成了政治上不倒的知識分子表率。“餓死”之說言過其實，但又不能說和長期的窮厄無關。五十而歿，正當人文學者的黃金年齡，這自然是朱自清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化的損失。

朱自清個人愛國偉大事跡（篇10）

四十年代的中國，百業蕭條，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連高等法院的教授也難以維生。貧病交加的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一家老少只是以稀粥糊口，食不飽腹。當局為緩和教授們的不滿，給他們發了“面粉配給證”，憑證可購買美國援助的平價面粉。

美國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駐滬總領事卡德寶大放厥詞，攻擊中國人民不識好歹，恩將仇報。據此，張奚若、吳等著名學者，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起草了《百十師長嚴正聲明》，反擊美國政府的誣蔑與侮辱。聲明最后說：“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舍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面粉，一致退還配給證，特此聲明。”

六月十八日，吳先生拿了聲明書來了朱自清家中征求簽名。由于長期的困苦生活和工作勞累，朱自清正胃病嚴重復發臥床不起，此時的朱自清先生，已經重病纏身而且無錢醫治，吳先生對朱自清說：“朱先生家老少九口，日子過得特別艱難，若在聲明上簽字，經濟損失都比別的教授都大。但我還是來了，是為尊重你的意見，總之是不要勉強。”

“我的秉性，吳先生是知道的。春秋時氣節之士堅持不吃嗟來之食活活餓死，傲骨可嘉，足可為人師表。故我寧可餓死，也不要帶有侮辱性施舍的美援面粉。”朱自清說罷，支撐著坐起來，毫不遲疑地拿起筆，在聲明上工工整整寫了“朱自清”三個字。

當天晚上，朱自清在日記里寫了下面一段話：

在拒絕美援和美國面粉的宣言上簽名，這意味著每月的生活費要減少六百萬法幣。下午認真思索了一陣，堅信我的簽名之舉是正確的，因為我們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動，就不應逃避個人的責任。

六月二十一日，朱自清囑夫人陳竹隱退還了“面粉配給證”。次日他瞥見書架上存有幾張當月的面粉票，馬上對妻子說：“快去退了，還有小半袋面粉一并帶走，干凈徹底。”

8月上旬，朱自清先生病情惡化，入院治療無效，不幸于12日逝世，延至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因藥石罔效不治逝世，終年僅50歲。彌留之際曾張合嘴巴似有話說。夫人陳竹隱俯下身去，他吃力地、斷斷續續地說：“有一件事務必牢記，我是在拒絕美援的文件上簽了字的，今后無論如何困難，都不能再要配給的美援面粉。”

關于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這讓我們看出了他熱愛民族的偉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