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那么無可否認有些人的功勞要相對大的多;如果說歷史是英雄的歷史，那么俾斯麥無疑是其中風頭十足的一位;如果說外交在國際關系史上作用舉足輕重。

　　俾斯麥只用實力說話，他終日辛勞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平衡普魯士之實力和理想(需要)，而這卻需要極其高明的大戰略思想來指導和塑造其外交政策和行為。從戰略的角度而不僅僅是戰術上從事外交活動，這是衡量一切國務家和外交家素質高低的一項關鍵指標。由是觀之，俾斯麥的確是他那個時代鮮見的具有自覺大戰略意識極為高明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本文以下將通過對俾斯麥在德國統一時期的外交戰略和策略的分析，來彰顯俾斯麥的外交風格和戰略風采。

俾斯麥

　　俾斯麥的外交戰略和策略是怎樣的呢?小編帶你去看下

　　統一德國：根本戰略目標的確立是時，普魯士王國的國家根本對外目標應該是什么?看起來答案可以有很多種——

　　1. 維系現狀、滿足于梅特涅體系所帶來的在神圣羅馬帝國內與奧地利相當之特殊地位;

　　2. 像俄國一樣盡可能的開疆掠土，實行霸權政策，建立足夠大的泛日耳曼人的共同帝國;

　　3. 當然，普魯士也可以像英國和其他殖民國家一樣把目光放到海外，進行擴張，奪取發展空間;

　　4. 依據相對謹慎溫和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統一德意志邦聯為帝國，當然“一山不容二虎”，要完成此目標必須或者并吞奧地利或者排除其出德意志。

　　這幾種國家根本目標在近現代的德國歷史上都有很突出的表現，每一種政策目標都貌似合理，對某些人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那么為什么俾斯麥會選擇第四個而不是其他三個呢?很多史家認為德國的統一作為不言自明的歷史義務會很自然的落到普魯士的頭上，這顯然是簡單化的歷史決定論，普魯士國王除非自覺、否則完全沒有必要把德國統一的“義務”大包大攬下來，事實上確實有多位君主滿足于其在邦聯中的地位而對所謂義務不屑一顧，直至威廉一世執政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觀。威廉作為一位有作為的君主，掌權后就決定以武力統一全德，但是君主的野心通常沒有節制，容易滑向把第2方案作為國家的根本戰略目標。所幸，他任命謹慎自制的俾斯麥為宰相使國家的根本目標始終維系在第4方案的周圍而不致相去甚遠。至于方案3，對當時的普魯士而言，既無強大的海軍作為實力支撐，又沒有早期殖民活動的優勢基礎，更由于其處于歐陸中心的地緣位置，使其既無能力也無意愿加以實施，當然德國統一、尤其是威廉二世上臺后德國能力和意愿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導致了與彼時完全不同的國家根本目標。

　　如果我們用大戰略的基本理論來加以審視，則可以更加清楚俾斯麥所制定之普魯士國家根本目標的高明和適切。根據大戰略原理，確定國家根本戰略目標的關鍵在于：國家的根本戰略目標是否集中、明確、合理、有效;各種利益需要以及多種政策目標是否有輕重緩急次序并且明確恰當;手段與目的是否大致平衡;各種手段之間是否大致平衡。 由是觀之，俾斯麥以方案4為其根本對外目標是非常合理和有效的，因為方案4比方案2更謹慎、有限，統一德國比盲目的領土擴張要明確、集中和合理的多;方案4比方案1更具有進取精神，是發展的戰略目標而非守成的無為而治;方案4與方案3相比則更現實和有效。普魯士的確有很多利益目標需要實現，但是只有統一德國既是大勢所趨又是戰略需要。而且這樣的對外目標也與普魯士所擁有的實力大致平衡，因為舉世聞名的普魯士征兵制和參謀總部體制之軍事改革大大增強了其陸軍實力，戰斗力位居列強之首，因為普魯士的自由化色彩較濃厚的政治改革的吸引力，更因為被列寧稱之為“普魯士道路”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工業化，這些共同使普魯士的實力大增，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此外，十分善于玩弄政治平衡術的俾斯麥也保證了各種手段間的大體平衡。

　　既然根本目標已經確立，那么緊接著就是要選擇實現目標的基本手段和方式。應該如何統一德國?是像撒丁王國那樣依靠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并鼓勵和塑造一支加里波第式的志愿軍完成統一，還是像此前一般觀察家所看好的經由有國會有憲法的政府來自由而溫和的通過改革自上而下進行?俾斯麥排斥了選擇這兩個答案的可能性，他采納的是以鐵血為基礎的王朝戰爭形式。1862年他當上宰相的第一周，就在邦議會上發表了其首次演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德意志所矚目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是它的武力!” 他不是革命派，要為民主和平等而奮斗;他也不是自由派，要通過軟弱無力的議會來達到目的;當然他也不是純粹的保守派，要維護現狀。俾斯麥的做法從未得到很多人的擁護，新德國對保守派來說太民主，對自由派而言太專制，對正統派而言太重實力。 但是俾斯麥卻是一個天才人物，他主張導引他在國內與國際上所解放的力量，大膽而又狡猾地利用國際糾紛和有利時機來達到目的。

　　既然普魯士既有能力也有意愿，而且俾斯麥也設計了一個總體性的王朝戰爭計劃，那么統一的前景如何就在于執行過程中領導者的戰略智慧和政策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