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我國古代的第一個盛世,是在經濟蕭條、民生凋零的基礎上以黃老學說為指導,通過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來實現的。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一下文景之治是漢朝延續四百年歷史的基礎。

在呂后稱制的八年時間里，前后有兩個漢朝皇帝(前少帝、后少帝)，都是冒牌貨。原來漢惠帝早夭后，并沒有留下兒子，可是呂后又不甘心把皇位讓給劉邦其他的兒子，于是便收羅一批民間的男孩，把他們的母親殺掉，偷偷送入宮中，詐稱是惠帝的兒子。呂后執政期間的兩個漢朝傀儡皇帝，其實只是冒牌貨，非劉氏皇族血統。平定呂氏集團后，文武大臣面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從劉邦的子孫中，挑選一位德才兼備者，來繼承大統。經過慎重選擇，大家一致認為，劉邦的兒子、代王劉桓仁孝寬厚，是皇帝的最佳人選。

劉桓就這樣陰差陽錯同時又是幸運地成為帝國的皇帝，是為漢文帝。

對于飛來的帝位，劉桓?初并沒有感到幸運，反倒憂心忡忡。因為他久居代國，在京城里根基不深，特別是京城里的這些官，個個都是在殘酷的戰場中殺出來的武將謀臣，機心難測，自己會不會是羊入虎口呢?劉桓征求他的親信張武、宋昌的看法。

張武認為，這些大臣們以迎立為名，恐怕有詐，況且現在屠殺諸呂，京城一片腥風血雨，他建議代王劉桓以生病為由，拒絕前往。宋昌則認為諸呂的迅速覆滅，證明劉氏的影響力深入人心，況且代王劉桓是漢高帝兒子中年齡最長，且又以仁孝著稱，理所當然是皇帝是最佳人選。

劉桓仍然小心翼翼，他動身前往長安城，并派宋昌先入城內，打探虛實。宋昌至渭水橋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大大小小官員全部親自出城迎接。代王劉桓這才稍稍安心，放心前行。行至渭水橋，諸大臣紛紛拜謁新皇帝。

太尉周勃是平定諸呂的英雄，他可能想顯示一下威風吧，上前說：“我想單獨向皇帝稟報。”宋昌喝道：“如果是公事，請您直說。如果是私事，對不起，王者不受理私事。”周勃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跪拜呈獻上天子璽符。劉桓接過皇帝玉璽，此時他終于確信，自己果真是成為天子了。

漢文帝的上臺，周勃是第一功臣。丞相陳平很知趣，他向新皇帝說：“高帝在世時，周勃的功勞不及我?誅殺諸呂，我的功勞不及周勃。因此我打算把右丞相讓給周勃。”漢初尚右，右丞相官職比左丞相大。陳平對這位新皇帝的底細也不十分清楚，他選擇了謹慎，把功勞推給周勃，表面上是謙讓，實際上是明哲保身。

周勃成為右丞相，陳平屈居左丞相，大灌嬰升任太尉。

在漢初開國勛臣中，周勃并非出類拔萃。當初韓信被降為淮陰侯時，他看不起周勃，為自己與之同列而深感恥辱。像彭越、英布、蕭何、張良、曹參、陳平等人的功勛也都在周勃之上，現在這些謀臣勇將多已去世，周勃的身價自然水漲船高，況且誅殺諸呂、再造漢室，這是何等偉?的功勛。周勃自己也有點飄飄然，找不到北了。他自矜其功，本想在迎接皇帝時，有一次可以單獨接見的機會，不料碰了顆軟釘子。但很快他就把不愉快拋之腦后，因為他現在成為帝國的首席宰相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漢文帝表面上寬厚仁孝，像是忠厚長者，其實他頗諳統御之術，綿里藏針。他深知自己雖然得到大臣們的擁護而成為皇帝，但以周勃為代表的這些大臣實則居功自傲，他得不露聲色地刺痛周勃一下，讓這位帝國丞相出出丑。

有一回，漢文帝故作不經意地問周勃說：“全國一年判決案件有多少起呢?”周勃一直以來都是干武將的活?對刑獄之事哪懂呢?他聽了怔了一下，不知所措，只得向皇帝謝罪說：“這個臣不知。”漢文帝臉色微微一變，又問道：“那么國庫一年錢與谷物的出入是多少呢?”周勃惶恐不安，再次謝罪道：“臣不知。”一邊說一邊汗流浹背。

漢文帝轉頭問陳平同樣的問題，陳平不慌不忙地答道：“這些事，都有專門負責的人。陛下如果要問斷案的事情，可以詢問廷尉;要問錢谷的事情，可以詢問治粟內史。”漢文帝滿意地點點頭，繼續問：“這些事都有相關的負責人，那你又負責什么事呢?”陳平從容不迫地回答：“宰相的職責，上則輔佐天子，下則理順萬物，外?鎮撫四夷諸侯，內則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自可勝任其職。”

聽了陳平的一席話，漢文帝拍手稱好。這下子周勃更加狼狽不堪了。出了宮廷后，周勃遷怒陳平道：“你平常怎么不教我這些應對的話呢?”陳平哈哈笑道：“您身為宰相，卻不知道職責所在嗎?要是陛下問你長安城內有多少盜賊，難道您也要勉為其難地回答嗎?”這下子周勃明白了，看來自己的政治才能，比起陳平來，要差得遠了。

周勃的一些親信也告誡他，皇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雖然他有威震天下之功，但功高震主，什么下場有前車之鑒。周勃越聽越害怕，便稱生病為由，主動交?相印。漢文帝只問了區區兩句話，就令大權在握的周勃乖乖讓出了相印，可以說深得統御術之精髓了。

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他崇尚文治，作為皇帝，他有相當人性化的一面，這也使他的政治措施中，充滿人性的光輝。在冷漠的專制社會，文帝時代隱約浮現出一絲溫情。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歷史進步的軌跡，但是我們又發現，歷史并不是一直在進步，他的很多開拓性的仁政措施，在后世又難覓蹤影了。

公元前179年，是文帝元年。

這一年，他廢除了連坐法。根據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漢初的律令沿用這條秦國法律，漢文帝一上臺，便下詔令，廢除此令，他認為：“法者，治之正也。”并對司法官員說：“如今犯法的人已經治罪，卻還要牽連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判刑或收為奴婢。我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可取。”司法官員回答說：“法令是為杜絕人們做壞事，連坐法是為了約束犯罪，使他們心有牽掛。這種做法沿習已久，還是不要改變的好。”漢文帝語重心長地說：“我聽說法律公正則民眾忠厚，量刑適當則百姓心服。官吏的責任是管理民眾并引導他們向善。如果既不能引導百姓向善，又要以不公正的法律來懲戒，豈不是害了他們，又迫使他們暴力抗爭。如此一來，怎么杜絕犯罪行為呢?”

漢文帝力排眾議，廢除連坐法，確可見其非凡的人道主義胸襟。

仁政一直貫穿于漢文帝的政治生涯，從上臺開始，直到他去世。在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時代，漢文帝在歷代帝王中，其道德修養及其寬厚的政治主張是罕見的。這當然也得力于時代的因素，經歷漢數十年激烈的動蕩，國家開始走入正軌，社會秩序晏然，這也給漢文帝施展仁政創造了空間。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又廢除了誹謗罪與妖言罪。漢文帝以古代賢王為榜樣，認為法律中設誹謗罪、妖言罪，只能使官員們不敢斗膽直言，這就會使上級只聽到拍馬屁的?，卻不能發現自己的過失。官吏們在執法過程中，會濫用這種權利，致使百姓蒙冤，人人自危。漢文帝不以言罪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極大消除了百姓禍從口出的恐懼感。

作一帝國專制者，他的法制思想不可避免有雙重標準。我們可以從一個事例來看。

有一回，漢文帝出行，到了渭水橋時，皇帝的御車?橋上行駛，橋底下沒有戒嚴，有一個家伙在橋下走，被衛兵發現了，以為是刺客，衛隊出現一些慌亂，導致漢文帝御車上的馬匹受驚亂跑，把車上的漢文帝嚇出一身冷汗。他非常生氣，派衛兵馬上把橋下這個倒霉的家伙抓起來，移交廷尉處置。

廷尉張釋之，是個忠正耿直的人，他認為這個行人只是無意之失，按照法律，處予罰款的判決。這下子可把漢文帝氣壞了，驚嚇皇帝的坐騎，萬一出現意外，那可是謀殺罪行，怎么張釋之就判得這么輕呢?漢文帝怒氣沖沖地找來張釋之，責備他說：“這個人驚著了我的馬，幸好這匹馬性情柔和，要是換成其他馬匹，我?就受傷了。廷尉你倒是輕松，才判罰款了事。”

張釋之并不慌亂，他不急不徐地回答說：“法律是天下所共同遵守的，明明法律條文這樣規定，現在卻要因為個人原因加重判罰，這將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眾。如果事發時，陛下派人直截了當地殺了他，那我也沒話說，不過現在這事已經交由廷尉來審理。廷尉，乃是國家的一把天平，天平一旦有所傾斜，國家法律尺度的寬松就沒有準則，如此一來，老百姓豈不是手足無措了。希望陛下詳察。”

漢文帝沉思良久，最后抬起頭來說：“廷尉你做得對。”

縱觀中國歷史，皇帝的意志，是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是制度使然。法律能否得到公正地執行，關鍵看統治者的個人修為與自我約束力。

漢文帝基本也是“蕭規曹隨”，國家基本政策上并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不過，在法制的改革上力度比較大，這也成為漢代政治最為修明的一段時期。

到了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又廢除一項苛法：肉刑。肉刑是一種無人道的刑罰，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而且歷代一直沿用。在漢之前，肉刑種類很多，包括黥刑(在犯人臉上刺字)、劓刑(割鼻子)、斷腳、斷趾等。

這項人道主義改革的背后，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在封國齊國有一名官員，名淳于意，他有一回犯了法，被判處肉刑，押解到長安城。突如其來的橫禍，令家庭陷入災難之中，淳于意沒有兒子，只有五個女兒，他不禁嘆道：“遇到急事，這些女兒都不中用了。”他的小女兒名喚緹縈，聽到父親這么說，傷心得落淚了。她暗下決心，一定要拯救父親，便陪同父親，從齊國到了長安城。

雖然年紀輕輕，但緹縈很勇敢。為了拯救父親，她毅然給漢文帝寫了一封信。幸好緹縈生活在一個好時代，漢文帝時代言路暢通，使她的這封信有機會交到皇帝手中。在信中，她這樣寫道：“臣妾的父親在齊國為吏，當地人都稱贊他公正廉潔，但是由于受到牽連，被判肉刑。人死了就不能復生，肉體遭到斷肢就無法復原，即便日后想要改過自新也沒有機會了。臣妾愿意為父親贖罪，入官府為奴為婢，沒有怨言。”

漢文帝一直提倡“以孝治天下”，見到緹縈的上書后，為這個小女子的勇敢精神所感動，便下達一份詔令：“民眾犯有過失，還沒來得及教化，刑罰就加于身了，就算想改過自新也沒機會。朕深感憐憫。斷人肢體或刻字于肌膚，一輩子也改變不了，這種刑罰多么殘忍與不人道。朕作為民之父母，怎么能做這樣的事呢?特下詔廢除肉刑，用其他刑罰替代。”司法機構經過反復討論，最后在法律條文上做出重大修改：被判髡刑者，改判勞動改造，派去筑城、舂米;被判黥刑者，改判戴枷具勞動改造，同樣去筑城、舂米;劓刑者改判為笞三百;斬趾者改判笞五百。

廢除肉刑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大進步，不過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能在鞭笞五百之下生存下來的囚犯，少而又少。本來漢文帝的本意是減輕刑罰，卻導致本不該判處死刑的人，在鞭笞之下送了性命。到了漢文帝去世后，漢景帝繼位時，下一道詔令，將笞五百改為笞三百，笞三百改為笞二百。

漢文帝致力于無為而治。無為而治，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盡可能少變更政策法令，不搞大規模運動，節省民力，減少政府的擾民行為。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輕傜役、薄賦稅，這就要求政府要節省開支，特別是皇室要以身作則。

在儉樸節約上，漢文帝的表現足以令人稱道。從他繼位到去世，在位時期長達二十三年。這段時間里，皇家宮殿、花苑以及專用的馬匹車輛及宮中所用的服飾，全部沒有新增數量。他的節儉，在歷代皇帝中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有一回，他想在宮中新建一座露臺，便召來工匠，做了工程預算，大約需要一百金。他心里盤算一下，覺得太貴了，便說道：“這筆錢相當于十戶中等人家的家產。我繼承了先帝留下來的宮殿，時常害怕自己德行不夠，令先帝蒙羞，看來是沒必要再修建露臺了。”

還有很多事例可以證明文帝的樸素。他身為皇帝，也不穿著上品衣料，他最寵幸的慎夫人，裙子不拖地。我們在古代的繪畫中，可以看到古代女子服飾多是裙子很長，拖在地板上，這是古代的時尚，但漢文帝不許自己的妃子裙子拖地，羅帳也不準繡花紋，簡簡單單的。倒不是說漢文帝真的節約到這種程度，而是要以此來為天下作一個榜樣，皇帝尚儉，臣下應該不敢過分奢華吧。

中國一直有厚葬的傳統，帝王更是如此，歷史上保留下來的皇陵大多規模浩大，在這些大型地宮的背后，是勞民傷財與奢侈浪費。在諸多的帝陵中，漢文帝的霸陵格外樸實，沒有高大的墓冢，沒有金銀銅鐵作為陪葬品，只有一些廉價的瓦器。無論生前還是死后，漢文帝在儉樸上，一以貫之。

漢文帝的時代，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一個好的時代。如果說漢高帝劉邦的事業是強兵，那么漢文帝的事業就是富民。民富則國富，漢文帝的德治開創了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其歷史影響是深遠的。他多次詔免農民一半田租，以鼓勵農桑，刺激經濟生產。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十三年)，更是下詔免除田租。對廣大農民來說，這是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漢文帝去世后，他的兒子劉啟繼位，是為漢景帝。

漢景帝劉啟無論在人格修養上還是政治才干上，都不及漢文帝，不過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父親遺留下來的仁政傳統，使得西漢的黃金時代得到延續，后世把文帝、景帝的時代稱為“文景之治”，成為二千年專制時代中最具人性化色彩的時代。

肉刑被漢文帝廢除后，罪行較重者改為笞刑。前文說過，這種刑法也仍然存在問題，就是刑罰過重，經常導致受刑者喪命。漢景帝在公元前156年與前144年，先后兩次降低刑罰的標準，笞五百最后降低到笞二百，笞三百則降為笞一百。即使如此，也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笞刑溜用刑具標準不同，也會對犯人身體損壞造成不同的后果。如果只降低笞刑的次數，而沒有統一刑具，仍然可能存在濫用權力的現象。因此，漢景帝又下令將刑具標準化，有一個細節也可以說明其人性化的考慮，由于刑具是用竹片制成，竹片上有突出的節，一律必須削平。另一個人性化的措施，是受刑者的受刑部位，一律在臀部，不得笞背，執刑過程中，不得中途換人，因為施刑者也有體力消耗，如果中途換人，那么囚犯的苦楚當然要增加了。

從這些法律條文的細節處，可以看出漢景帝還是繼承父親寬厚、人性化的傳統。

文帝、景帝在位時間約四十年,政治上的清明與經濟上的發展，不僅使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也使得朝廷府庫充盈。文帝與景帝都沒有彪炳的武功，然而漢武帝時代的赫赫武功，并非無源之水。數十年的積累，使國家富強、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故而漢代之強盛，并不始于武帝，而是奠基于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