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背后的故事
魯迅,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今天學習啦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就是:魯迅背后的故事,故事具體內容如下,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與朱安結婚
1906年夏天,魯迅從日本返歸紹興,奉母親之命,與比自己大三歲的同鄉朱安結婚。俗話說“女大三,抱金磚”,言下之意,男人和比自己年紀大的女人結婚,會得到更好的照顧,是享福的美事。
可魯迅明顯對這塊“金磚”不滿意。婚后四天,他便毅然東渡日本,朱安則頂著一個名不副實的媳婦頭銜,伺候婆婆,獨守空房。
1919年冬天,朱安在魯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搬去北京西直門八道灣居住。或許是因為朱安沒有讀過什么書,或許是因為大先生魯迅的“冷落”讓朱安在這個家庭有點自卑,又或許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種與世無爭的性格,總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這個長嫂,沒有順理成章地當上家。家庭的財政大權,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婦——羽太信子手里。
三年后,因為某種至今不能確定的原因,周氏兄弟失和。魯迅帶著朱安,搬去磚塔胡同俞氏三姐妹處借住。由于擔心流離失所,搬走之前,魯迅曾詢問過朱安,是愿意留在北京還是回紹興,如果她回老家去,他會按月給她寄錢。朱安婉轉地拒絕了,她想和魯迅一起搬出去,照顧他的日常生活。1924年5月,朱安和婆婆一起,搬進了位于阜成門內的小四合院。
1926年,魯迅離開北京,南下廣州、廈門,同許廣平女士結百年之好,后來便長期居住在上海。這其間,他只有1929年和1932年回過北京兩次。不過,魯迅始終沒有跟朱安離婚。
對于朱安,魯迅是放棄但不拋棄。他對朱安或許沒有愛情,可一個“義”字還是有的。離婚,對于朱安這樣一個舊式女人何以承受?不離婚,對于自己這樣一個“新人”又何嘗不痛苦?一方面要忠誠于良心,一方面要忠誠于自己的感受,處于道德與愛情之間的魯迅,恐怕也只能選擇這個折中的辦法。
與許廣平同居
魯迅與許廣平相識于1923年10月。那時魯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講師,每周講授一小時中國小說史,而許廣平是該校國文系二年級學生。在當時學校所有的課程中,她最盼望聽講小說史,上課時常選擇第一排座位。魯迅是一位在學生中找不出一句惡評的老師,而許廣平則是一位聽課時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問的小學生。他們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當時女師大發生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作為學生自治會總干事的許廣平正是學潮中的骨干。為了解除時代的苦悶,探討中國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動給魯迅寫出了第一封信。從此他們在斗爭中相互支持,在事業上相互幫助,在生活上相互關懷。
1927年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開始了他們的同居生活。魯迅承認,在他和許廣平結合的全過程中,許廣平都比他決斷得多。
面對偉大的愛情,我們沒必要為賢者諱,即使在魯迅去世后,許廣平女士也沒有避諱這一點,他們的“為了愛而同居”,有著特定的時代原因,魯迅的不離婚,恰恰顯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心和良心。“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魯迅,以瘦弱的肩膀,在愛情的天地里,承擔起了道義二字。
暗戀蕭紅說
有人因為魯迅與蕭紅大都過早地蒙受了婚姻的創傷,都有肺病和熱烈而沉郁的鄉土情感,共同語言多,對話范圍廣,就認為魯迅和蕭紅在潛意識中彼此暗戀。
許廣平在《憶蕭紅》一文中談到,魯迅跟蕭軍、蕭紅接近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是“兩個北方來的不甘做奴隸者”,而且蕭紅又具有活潑開朗、天真無邪的性格,因此才“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樣的感情招待了他們”。二蕭跟魯迅接觸過程中,蕭軍寫信多,蕭紅上門拜訪多。因魯迅當時多病,蕭紅來時多半是由許廣平出面作陪。
在蕭紅心目中,魯迅是敬愛的導師,慈祥的長輩,并沒有留下讓人猜量的感情空間。
延伸閱讀
魯迅暗戀過的北花馬鈺
在30年代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有位校花,她名叫馬玨。是北大教授馬裕藻(幼漁)的愛女,人長得高而漂亮。
馬玨,浙江鄞縣人,父親馬裕藻,母親陳德馨。1903年父母雙雙考取官費留學日本,父親在日本帝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就讀,母親進日本目白女子大學學博物,經過7年苦讀,一起畢業。1910年馬玨出生于東京,在日本期間馬裕藻曾與魯迅等人一起聽章太炎講文字音韻學。1911年馬裕藻回國后,擔任浙江教育司視學。1913年至1915年任北京大學教授、研究所國學門導師,講授文字音韻學。1921年任北大國文系主任,1920年8月6日,《魯迅日記》云:“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是兩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馬玨晚年在《女兒當自強》一文中,這么回憶著:“魯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與我父親是同事,他們性格相投,過從甚密。魯迅先生經常來我家做客,與父親一談就是半天。”在1925年間,年僅十五歲的馬玨寫下了《初次見魯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學校旬刊》上,那是馬玨所就讀的學校刊物。馬玨晚年回憶道:“不久,魯迅先生來孔德學校,讀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沒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興。他夸我寫得好,說我寫的都是實話。后來先生把它收進了他親自編選的《魯迅著作及其他》一書中。他還送書給我。過了幾天,父親還帶我去八道灣魯迅家去玩。從那時起,魯迅先生到我家,常問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說幾句話。我們還多次通信。根據《魯迅日記》的記載,我向魯迅先生請教的信和魯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續六七年之久。1926年元月3日魯迅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夜,得馬玨小姐信。’這封信是我對元月一日先生寄贈《癡華鬘》一書的道謝信,信中也表達了對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熱烈愿望。魯迅先生總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他幾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魯迅的親筆信,在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燒毀了。”
今查《魯迅日記》中記有馬玨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馬玨給魯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魯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書。
“魯迅先生在百忙之中還為我起了個號”
馬玨又大約在1926年給魯迅寫信,如實地把學農的志愿告訴了他。復信接到也很快。魯迅先生在信中熱情支持和鼓勵道:“女孩子學農的不多,你想學,我贊成。”1928年春,馬玨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0年轉入政治系本科。對于她后來上政治系,完全因為父親的關系,父親讓她上政治系,二妹馬琰上法律系,是認為“中國婦女地位最低,你們出來要為爭取女權做些事情。”他還對馬玨說:“你出來可以當公使。過去當公使的都是男的,他們帶夫人出國。你開個頭,由女的當公使,你帶丈夫去赴任嘛。”又對二妹說:“你可學習法律,將來就是離婚,也可以保護自己的權益。”
1929年5月17日,魯迅從北平給上海的許廣平寫信中說:“今天下午我訪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漁,他未回,馬玨因病進了醫院許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給許廣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漁家里吃飯,馬玨還在生病,未見,病也不輕,但據說可以沒有危險。”魯迅對馬玨是十分關愛的,馬玨后來才讀到《兩地書》的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的感動。馬玨還說,“魯迅先生在百忙之中還為我起了個號,后來覺得字過于生僻,就通過父親轉告我,可寫成大家都認識的‘仲服’。稱仲,是因為我排行第二。”
馬玨長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稱為“校花”。1932年11月13日魯迅從上海返回北京探視母病,馬氏父女曾來看他,魯迅銘感之,他在11月20日給許廣平的信就說:“這種老朋友的態度,在上海勢利之邦是看不見的。”
魯迅喜歡馬玨,但更多的是父輩的關愛
1933年3月13日魯迅在上海“得幼漁告其女玨結婚柬”。馬玨嫁給天津海關職員楊觀保,在當時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畫報》還刊登了他們的結婚照。據說楊觀保與馬玨相識已久,他對馬玨頗為忠懇,每星期返平一次,經過長期交往,終獲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說,指楊君能贏得美人歸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時有謠言發生,馬玨不堪同學之譏笑,于是毅然與楊君結婚,當時馬玨都還沒有畢業。
十幾天后,魯迅在給臺靜農的信中說:“今日寄上《蕭伯納在上海》六本,請分送霽(李霽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觀,沈兼士的兒子),還有一本,那時是擬送馬玨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結婚,別人常去送書,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處置送給別人罷。《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當仍寄六本,辦法同上,但一本則仍送馬小姐,因為那上本是已經送給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漁先生轉交。”
對于馬玨的結婚,魯迅不再送書給她的事,李霽野也說:“一次送書給我們時,他托我們代送一本給她,我談到她已經結婚了,先生隨即認真地說,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霽野說他當時認為魯迅太過于小心了。而后來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魯迅對她無禮,而導致兄弟失和的創傷之巨,因此導致出他過度的“防范意識”。
但這種解釋還是過于牽強,我們從整體觀之,魯迅是喜歡馬玨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聰慧,但更多的是父輩的關愛,而非男女之情。尤其在認識馬玨前后,許廣平也進入了他的視野,而且兩人由師生關系逐漸發展為男女關系,這其中魯迅考慮很多,甚至都猶豫過。馬玨是好友馬裕藻的女兒,設若魯迅對其有意,那不是更要遭受世人異樣的眼光嗎?
但“美好記憶的憧憬”是存在魯迅的心中,也因此一旦它突然失落,是會有點恍然若失的感覺,這或許是他不再送書或寫信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