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曾國藩的故事3則，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曾國藩的故事一、位高轎低

　　曾國藩在道光年間連年被提拔，升遷極快，十年之間連升十級，這是難得的恩遇：在升為正三品大員后，按規定，轎呢要由藍色換為綠色，護轎人也要增加倆人，而且乘轎是需要配備引路官和護衛的。但令百官詫異的是，曾國藩從升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邊不得不增加兩名護衛外，轎前不僅沒有引路官，連扶轎的人也省了去，且轎呢也沒有換成綠色，仍乘藍轎。

　　不久，曾國藩又升為二品大員，下人就為他薦舉了四名轎夫，要把曾國藩的四人大轎換為八抬大轎。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員準乘四人抬的藍呢轎，三品以上官員準乘八人抬的綠呢轎，俗稱八抬大轎。但這并非硬性規定，官員如達到品級而收入不豐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級達不到卻乘高品級的轎子就算違制，一旦被人舉報，不僅要受處分，嚴重的還要被革職、充軍。

　　其實，曾國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曉水滿則溢、人滿則忌的官場道理，對于可擺可不擺的架勢、可坐可不坐的大轎，一律是不擺不坐。雖然，曾國藩因乘藍呢轎而被下級官員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員出行，都知道向護轎的官員交代一句：“長點眼睛，內閣學士曾國藩大人坐的可是藍呢轎呢。”

　　曾國藩縱橫官場幾十載，正是憑借了這種低調、內斂的力量。

　　曾國藩的故事二、“不要錢，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時人皆知。作為七品京官的曾國藩年俸僅為45兩，外加作為津貼的“恩俸”和“祿米”也不過135兩。而后來的張之洞曾給京官算過賬：“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強自給。”彌補這樣大的收支赤字只有兩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饋贈，二是借貸。外官收入豐厚，為了構建關系網，每次進京，都要給熟悉的京官們送禮，名為“冰敬”、“炭敬”、“別敬”(意為夏冬買冰買炭等費用)。這筆饋贈，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兩。但是曾國藩很少利用手中權力為人辦事，所以這種饋送次數很少，于是借債就成為他經濟來源的主要部分。因為人品好，曾國藩借錢比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國藩已累計借銀400兩。這一時期，他在家書中多次出現“借”“欠”“窘”的字樣，艱難形狀，躍然紙上。

　　咸豐二年(1852)曾國藩墨绖(dié，指服孝)從戎，創建湘軍，從此開始了11年鎮壓太平軍的戎馬生涯。晚清軍隊是腐敗最烈的所在。吃空額、扣兵餉、出售兵缺，以及在軍營中設賭收費都是軍官們最普遍的營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員，也可以憑“截曠”和“扣建”致富。國家統計的軍餉，是足員足月的全額。但一年當中，軍隊常有兵員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補充。新舊兵員不可能當天銜接，這中間會有空缺。空缺時的餉銀就節省下來，叫做“截曠”。國家計餉，都按每月30天算，農歷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軍餉扣下來，叫做“扣建”。這兩筆銀子本應上繳國庫，但實際上誰都沒有繳。日積月累，為數甚巨。比如李鴻章帶淮軍幾十年，截曠和扣建積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銀子存在直隸藩庫中，作為自己的“小金庫”，死后還存有800萬兩。

　　但曾國藩的宦囊并沒有因此而豐富。初出山之時，曾國藩表示：“不要錢，不怕死。”統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錢雖多，但他為“風示僚屬”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給了戰區災民，寄回家的錢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國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錢，不僅因為要保持清廉之節，還因為他認定從小經過生活磨煉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說：“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后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雖然官至極品，但曾國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儉樸習慣。薛福成擬的《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勛事實疏》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其(曾國藩)本身清儉，一如寒素。官中廉俸，盡舉以充官中之用，未嘗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區。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過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有唐楊綰(wǎn)宋李沆(hàng)之遺風(楊、李二人分別為唐宋名臣)。而鄰軍困窮，災民饑饉，與夫地方應辦之事，則不惜以祿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給。”

　　這段敘述，應該說并沒有過分夸張。曾國藩愛穿著家人為其紡織的土布衣服，不愛著綢帛。曾國藩升任總督后，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制作。當時每晚南京城兩江總督府內，曾國藩夜閱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燈下紡紗績麻。通常他每頓飯只有一個菜，“絕不多設”。

　　同治十一年，曾國藩在兩江總督官署去世，終年61歲。他生前曾留下遺囑，喪事概不收禮。但曾國荃建議曾紀澤不要遵守此項遺囑，因為，一品大員的喪事，“實非巨萬可以了”，關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紀澤拒絕了此項建議。曾國藩自以為生前給自己留下的養老錢“極豐裕”，然而辦完喪事后，已經所剩無幾。

　　曾國藩的故事三、“四敗”藏鋒

　　曾國藩認為為官有四大忌，即“四敗”：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復多詐者敗。曾國藩把這“四敗”寫在案頭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個地方，曾國藩又說，自古以來兇德致敗者大約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總結歷史的經驗說：“我看歷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數都是因為這兩個原因而敗家喪身的。”不管是居官四敗也好，還是二敗也好，其實都有一個核心，這就是，為官者之所以身敗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顧忌。

　　曾國藩曾經說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國藩一生，也始終是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樣的心境中度過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國藩升了官，他在給弟弟的家書中，表示不但不敢高興，反而感到戰戰兢兢。他說：

　　“這次升官，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你們遠隔數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過失，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不足，務必使累世積累下的陰德不要自我這里墮落。弟弟們也應當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里有人當官，于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