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親自寫定的刑典，明初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十一月，發布《大誥》，也就是整理這一年審判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誥文的形式向全國發布，告誡官吏們，不要重蹈覆轍。下面是明朝法令《大誥》簡介。

　　明太祖朱元璋親自寫定的刑典。包括《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三部分，統稱《御制大誥》。洪武中期，官吏貪贓枉法、豪強兼并、脫避糧差日趨嚴重。朱元璋為維護封建統治，遂將“官民過犯”典型案例輯錄成帙，仿周公《大誥》之制，于洪武十八年(1385)冬刊布《大誥》七十四條，十九年春刊布《大誥續編》八十七條，十九年冬刊布《大誥三編》四十三條，頒行天下，誥戒臣民。

　　《大誥》所列罪案，誹謗皇帝、結黨亂政、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抗糧、抗差、抗租約占百分之八十，這類罪過主要有官吏玩忽職守、濫設吏卒、貪贓受賄、科斂害民侵吞錢糧、逃避糧差等。懲處貪污的罪案占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細目中有郭桓案;酷斂百姓，貪污稅糧案;放賣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擾民，私吞商稅案;謊報災情，侵沒賑濟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貪贓受賄案。這類罪犯皆處以重刑。起解官物，賣富差貧者，族誅;貪贓納賄、說事過錢者，凌遲處死;盜賣倉糧者，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仍留本倉守支;驛丞科斂驛夫，斷趾枷令驛前。有的貪污罪株連甚廣，如郭桓案系死者達數萬人。次于官吏貪污罪案的是懲治侵吞錢糧和豪右逃避糧差的罪案。

　　如糧長交結官吏、團局造冊、虛出實收、就倉盜賣、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飛灑糧差、接受贓私、包攬詞訟、吊打細民，豪強劣紳買囑官吏、詭寄田糧、灑派包荒、攬納私吞、脫逃夫役、貪污賑濟、說事過錢、起滅詞訟等。對這類罪案的處理也較重，如灑派糧差，詭寄田糧者全家遷發化外，灑派詭寄之田賞給被害之民;攬納糧物，隱匿入己，虛買實收者，處死，籍沒其家;說事過錢者，處死。《大誥》所列凌遲、梟首、族誅者成百上千，棄市以下萬數。所誅殺者以貪官污吏，害民豪強為主。懲形律極嚴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標準，許多遭族誅、凌遲、梟首者多屬尋常過犯。從《大誥》中可知，明初復用刖足、斬趾、去膝、閹割等久廢之刑，創設斷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數刑，或一事而株連數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則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規定：《大誥》每戶一本，家傳人誦。家有《大誥》者，犯笞、杖、徒、流之罪減一等;無《大誥》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遷居化外，永不令歸。學校課士和科舉策試也以《大誥》為題。據說其時各地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達十九萬余人。《大誥》有明刻本傳世。

　　《大誥》影響：

　　朱元璋十分重視其親制四編《大誥》，他將之作為對天下臣民進行政治教育的課本，依憑專制主義的絕對權威在民間強制推行。《大誥》頒行時，他宣告：“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頒行《大誥續編》時又進一步說：“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令歸，的不虛不。”頒發《大誥三編》時又重申：“此誥前后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育，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于化外，的不虛示。”朱元璋又要求軍官們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誥武臣》：“不聽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兒每不記呵，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決得這文書里幾件?若還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得治以罪”。

　　為了擴大四編《大誥》的影響，朱元璋把它們列為全國各級學術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從中出題。奉其旨意，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則以違制論處。當時天下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多達十九萬余人，均賜鈔遣還。將如此眾多的師生由全國各地召來京師講讀《大誥》，舉行學習報告會，這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堪稱空前盛舉。此外，收藏《大誥》與否，成了判罪或減罪的依據;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因此而被錄用為官，平步青云。朱元璋為推廣自己的這幾篇作品，確實費盡心機。他的這些作為，可以當作中國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的標本。

　　朱元璋以為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可以使《大誥》廣泛傳播，深入人心，明廷專制統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但是，在他歿后沒多久，四編《大誥》就被他的臣民拋置腦后了。明代中葉，陸容說：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于一時而收違于身后者，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