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邊是明代北部邊塞的九個軍事要鎮。明朝建立后，逃亡北方邊塞以外的北元仍不時騷擾，嚴重威脅著明朝的統治。明太祖朱元璋為鞏固北部邊防，屢次派將北征，同時，還分封子朱棣、朱權等將重兵駐守北部邊塞。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明朝九邊分別是哪里?

　　基本介紹

　　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榆林)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設山西(偏頭)﹑固原兩鎮，即為九邊。各鎮都有總兵官、巡撫，數鎮之 上還有總督。這些封疆大吏統領的兵力，多時達百萬，少時也有幾十萬，約占全國兵力 三分之二。

　　明朝九邊：遼東鎮

　　遼東鎮總兵駐今遼寧省遼陽市，后遷北鎮市。所轄遼東邊墻，東起鳳凰城(今鳳城縣)，西至山海關，長一千九百五十里。其走向是：自今鳳城以東的鴨綠江西岸伸向北去，經寬甸、新賓，又轉趨東北，繞過開原縣北，又伸向西南，經鐵嶺、逾遼河，由臺安縣東趨向西北，繞過北鎮縣北，又轉向西南，經過義縣、錦州、綏中諸縣西部，抵達山海關。

　　明初，被推翻的蒙古的殖民集團殘余勢力仍在西北、東北進行頑強反抗，圖謀恢復，為了鞏固統治地位，中國明政府開始在東北地區屯兵筑城。正統七年(1442年)及成化五年(1469年)，先后建立了邊堡，修筑了長城，建立了由山海關至遼東都指揮使司的驛站。繼而建立了屯田、冶鐵及煮鹽等制度，以供軍需;并委派總兵守遼東鎮，使廣大遼東地區形成一個完整的陸海防御體系。

　　遼東鎮長城的東段，前后經過兩次修筑，有二條走向。第一次修筑鎮北關至鴨綠江一段，建于明成化五年。其東端，在今鴨綠江西岸的虎山下(明代叫馬耳山，也稱險山，屬長城一部)老邊墻(明時稱也叫邊墻)，其所屬今丹東市寬甸縣虎山鄉老邊墻村。第二次修筑東端點，即今寬甸縣永甸鄉長甸村東山，與鴨綠江支流拉古哨相連。這就是“新疆”一段長城。這段長城，由本溪縣堿場堡公社東南張其哈喇佃起，經過寬甸東至長甸村而與鴨綠江連結。這段長城建于明萬歷四年，主持者為鎮守遼東總兵李成梁及遼東巡撫張學顏。明萬歷三十七年在遼東巡撫熊遷弼的主持下，從山海關西錐子山起，東經開原東南至寬甸(新疆六堡之一)的鴨綠江上，重新整修了遼東長城1050余公里。根據其行徑的地理環境及其修筑時間等因素，一般分為三部分：遼河西段長城、遼河套段長城、遼河東段長城。

　　遼東鎮按防御體系建立了各種屯兵城。遼陽為遼東都指揮使司，是副總兵和巡按等的駐地;廣寧為都指揮使分司，是巡撫及總兵駐地;因而建立了兩座防御性的鎮城，都指揮使司下設東、西、南、北、中五路屯兵。而實際屯兵的路城，只有三座，即南路的前屯衛城，西路的義州衛城，北路的開原衛城等;其他路城則與鎮城在一起。路下有二十五衛，分屬于各路。另外，還單獨建立了防御城，如廣寧中左屯衛城，廣寧右屯衛城，寧遠衛城，鐵嶺衛城，沈陽衛城，海州衛城，蓋州衛城，復州衛城，金州衛城等九座。衛下計有一百二十七所，所下設堡城一百零七座(包括新疆六座，還有一座堡城是計劃建立而未建)。共同防御遼東長城防線約975公里、關城十二座。

　　遼東鎮的防御除了陸路防御系統，其地域西、南、東南瀕臨渤海、黃海和鴨綠江，西起山海關外芝麻灣，東至鴨綠江共“千三百余里”，由于“島夷、倭夷，在在出沒，故海防亦重”。設有衛、所、堡等屯兵城，稱之為海防防御系統。它按軍事地點的緩、沖，配備了防御軍駐在其地，并建筑了堡、墩、架等設施。職寧遠衛的海防五城，葫蘆套城;另外還有堡城，如五十寨堡、羊官堡、望海堡、紅嘴堡、歸服堡、黃骨島等?，F在渤海之濱仍存在不少這時期的傳烽臺，如錦州南渤海邊的四方臺、白臺子、楊臺子、張臺子等一系列墩臺，就是在丹東地區鴨綠江邊的古樓子(寬甸縣古樓子公社)也還有傳烽臺及其遺址存在。

　　遼東鎮長城的防御目的主要是“拒胡”，防止蒙古人顛覆中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東北地區逐漸被一股新強大起來的外族，建州女真的勢力所控制和影響，對中國在遼東的統治利益構成了新的威脅，因此也迫使明政府不斷修補完善遼東鎮長城的防御系統，遼東鎮成為明朝晚期投入財力物力與兵力最多的一鎮，直至建州女真所建立的后金政權越過鴉鶻關、清河堡攻入遼東鎮腹地與中國軍共據遼東時，遼東鎮長城才逐漸逝去了它的軍事屏障作用。后金在改國號為“清”之后，對中國軍發動了幾次大規模的戰役，占領了遼東大部分土地。在松錦戰役之后，明王朝在遼東的勢力被基本肅清，已無力與滿洲軍再戰，退守山海關，這時，中國遼東鎮長城徹底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遼東長城為什么被人遺忘了呢?又在什么時候從地圖上抹掉的呢?是在滿洲竊華時期。當滿洲人取代中國在東北的統治時，特別是順治酋長入北京后，中國尚未屈膝投降，政局不穩，前方有李自成領導的強大的農民軍相對抗，后方有蒙古貴族勢力的威協，滿洲人為了鞏固其東北“祖宗肇興之所”，“發祥之地”，就在遼東劃了禁區。在禁區范圍，首先利用了明遼東長城加以修補，并插以柳條，作為禁區的標志，號稱柳條邊(以后它又向外擴展三次)，并下令將山海關定為關卡，限制中國人出入?！度|備考??山海關》和《柳邊紀略》都較詳細地記載了有關山海關及其出入此關的制度。

　　明朝九邊：薊州鎮

　　薊州鎮總兵駐薊州，即今河北遵化東的三屯營。所轄長城東起山海關，西抵居庸關的灰嶺口，長一千二百馀里。這段邊墻在明京師北方，是維系京城安危的重要屏障，因此邊墻是用條石、青磚壘砌成的，非常堅固。居庸關一帶的城墻有三重之多，長城沿線關口眾多，分為東、中、西三段防守。

　　《四鎮三關志》卷一《建置考·薊鎮建置》載：“永樂二年設總兵官，駐寺子谷，鎮守邊關，遂為薊州云。”該書卷八《職官考·薊鎮職官·部署》載：“總兵府，永樂二年建于寺子谷，景泰四年改建于三屯營城。”同卷《薊鎮職官·武階》載：“永樂二年設總兵，貨候或伯充任，今用都督貨同知一員鎮守。隆慶三年改為練兵事務，仍舊鎮守。”該書并具體出從陳敬起至戚繼光止先后總兵43人，這個記載是否可靠，可從《明實錄》中得到佐證，《明憲宗實錄》卷三，天順八年三月壬申載：“召甘肅總兵宣城柏衛穎、遼東總兵官成山伯王倧，宣府總兵官成寧伯董興，薊州等處總兵官都指揮。。。。還京。。。這是明憲宗即位不久。采取的一項邊防措施，撤職一批邊防重鎮的總兵官，任命一批新的總兵官，其中就有薊州鎮，以沈煜代替馬榮。成化八年，從居庸關中分為二巡撫，其中東部為整飭薊州等邊防儲備，巡撫順，永二府都御使，以居庸關等關隸之，駐遵化，遂為定設。薊州作為一個完全的邊防重鎮的確立于成化八年(1472)

　　明朝九邊：宣府鎮

　　宣府鎮總兵駐今河北宣化縣，所轄長城東起居庸關四海治，西達今山西東北隅陽高縣的西洋河，長一千零二十三里。宣府鎮地處京師西北，對保衛京城的安全來說，其重要性并不亞于薊州鎮，邊墻也俾得十分堅固，有的地段排列幾道城墻。鎮下又分成東、西、北、中四路設防把守。東路的四海治，中路的葛峪，西路的張家口和西洋河等處，都是重要的隘口，當中又以北路的獨石口最為重要，堪稱咽喉要地。

　　宣化城歷史悠久，歷來為北方軍事重鎮，素有“北方古城”之稱。自秦始皇統一全國后，兩千多年來，宣化或為州縣治，或為府鎮治，始終是這一地區的政治、軍事的中心城鎮。宣化之名始稱于金代。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改遼歸化州為宣化州，取宣揚教化之意。明王朝建立九鎮長城之后，宣化便成為宣府鎮的指揮中心。

　　明朝的宣府城，是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在元朝宣德府土城的基礎上擴展而建的。城周12公里，設有7座城門。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發靖難之兵時，駐在宣北的谷王進京之前塞堵了3座城門，只留有東、西、南、北4座城門。永樂年間，在城門之上，修了4座威武雄壯的城門樓，在城墻四角之上還建了角樓4座。但這時的宣化城城墻仍為土筑，直到正統五年(公元1440年)才包砌的青磚。

　　明朝九邊：大同鎮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立明朝。隨后，軍事進攻的目標直指中原。元順帝在明軍的壓力之下，主動退出京師，撤回塞北，元朝滅亡。次年，明軍攻大同，元朝大同守將亦不戰而逃，大同從此歸屬明朝。

　　蒙古勢力雖然退出中原，但軍事力量因主動撤回塞北而得以保存，給明王朝留下了嚴重的邊患，“終明之世，(北部)邊防甚重”。[1](卷91，P2235)在這種情況下，明政府在北方邊境先后設置了“九邊”重鎮。

　　大同于成祖永樂十二年(1414)稱鎮，[2]屬于早期設置的“九邊”之一，決非偶然。明時，陰山和黃河天險已非所屬。加之永樂初，在興和衛已經廢棄的情況下，大寧都司和東勝衛又先后內徙，整個防線向南推移數百里，這樣大同就不可避免地成為邊防一線。其次，大同戰略地位重要，它“東連上谷，南達并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居邊隅之要害，歸京師之藩屏”，[3](卷44，P1833)成為通向內地的咽喉要道。再次，大同以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御”，[1](卷200，P5287)這樣的地理條件使大同易受攻擊。第四，自洪武朝對蒙古貴族實行招撫政策以來，大同便成為蒙古貴族前往北京進行官方貿易的通道。

　　正因如此，大同自稱鎮伊始，一方面肩負起“拱衛神京”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史載，明初常在大同駐牧的有哈喇真、哈連二部，兩部兵力約五萬，擾邊無常。(據《九邊考捷錄》，河北大學館藏舊抄殘本。)此后，隨著韃靼與瓦剌各大部的交迭興起，大同又受到前所未有的極大沖擊。

　　瓦剌于英宗正統年間軍事力量達到空前強盛時期，遂于正統十四年(1449)發動對明朝的攻擊。七月十五日，大同守將戰歿于陽和，邊軍多逃匿，大同所屬諸堡依次陷沒。羽書飛至京師，英宗在宦官王振的唆使下率兵親征，但很快于土木堡喪師被俘。瓦剌軍統帥也先挾持英宗，繼續深入內地。

　　此時，大同鎮“軍士多戰死，城門晝閉，人心洶洶”。[1](卷173，P4618)參將郭登于關鍵時刻激勵將士，修繕兵甲，并于當地實行招募，充實兵源，堅城備戰。也先見以英宗為質、欲下大同的計劃不能實現，便轉攻白羊口，逼近京師，不想在北京亦受挫，遂又轉而于景泰元年三、四、五、八月頻頻攻大同。這當然是也先戰略計劃的一部分：攻下大同，迂回到北京側背，仍不失為圖取之的一個方案，史載：“也先欲取大同為巢穴，故數來攻。”[1](卷173，P4619)朝廷此時出于對大同地位的清醒認識，戰時政策即包括了景泰元年二月以石亨率軍三萬出巡大同。這樣，大同守軍與瓦剌軍隊之間對抗達一年，大小數十戰，很少敗北。特別是栲栳山(今山西陽高縣)一役，郭登以騎兵八百破對方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4](卷33，P486)大同官兵出色的表現，加重了明軍對也先的打擊力度，加速了瓦剌軍隊的撤離。

　　此次兵火之后，明朝中央積極在大同強化邊備。景泰二年十月，“復修宣、大外邊城堡”。[5](卷75，P1466)后來經過郭登的經營，大同“馬至五千，精卒數萬，屹然成巨鎮”。[1](卷173，P4620)而在同瓦剌的交戰中，大同守軍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軍伍編制，將士兵五人一伍，十伍一隊，十隊統領于一都指揮，并配合以戰車火器等，大大增強了軍隊的戰斗力，大同可謂兵利城堅。

　　英宗天順間，蒙古諸部進入河套，從此河套關中一帶成了重災區，而以大同距離之近，自然不能清靜，所謂：“(諸部)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5](卷63，P1222)而世宗嘉靖初，蒙古軍事力量逐漸深入到山西三關一帶，明王朝開始經營太原鎮，而以大同與之關系唇齒，遂和太原鎮之間應援協防。但由于明朝邊政腐敗，“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勢難他及”。[5](卷63，P1220)特別是弘治后期，達延汗的蒙古各部暫時統一起來，對明朝進行了一系列的攻擊，其后繼者俺答于嘉靖中期更是頻繁進攻。[6](P632-633)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世宗下令罷各邊馬市后，雙方無年不大戰。

　　而“庚戌之變”前夕，大同鎮方面更加不堪，“不聞發一矢、交一鋒，使用長驅深入，如蹈無人之境，至令旁觀之士，竊相詬笑”。[7](卷246，P2580)這是明朝政治腐敗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明世宗本人、內閣大臣和邊將對此都難辭其咎?？偠轿倘f達、巡撫詹榮等修葺大同長城邊堡后，再“無能添一掊土”。[8]宣大總督王崇古在一次上疏中言，九邊實際上已是“有險不修，有邊不守”，“養兵不戰，督兵無略”。[7](卷318，p3384)加以明朝政府對邊境互市的認識也并不明確，邊將往往不知所計，“官兵不能防御，惟平日專恃馬市，全不提防”。[9](卷7)而對于不負責任的將領來說，更是找到了一個消極的借口，大仇鸞“恃通市，不為戍守”，大同巡撫何思“亦以通市故，禁邊軍，敢拒殺者抵死”。[9](卷7)嘉靖中期以后，蒙古騎兵幾乎年年突破邊防，深入大同鄰近的渾源、懷仁、朔州等地，大同也屢屢損兵折將。嘉靖四十一年后，俺答的進攻重點轉向薊鎮和山西，“蓋緣宣、大二鎮，蕭條之甚，無可劫掠”。到穆宗隆慶初年，大同在蒙古眼中，更成了“兵弱，可以逞”[1](卷327，P8486)的好地方。連年烽火下的大同鎮，可謂疲憊已極。

　　隆慶四年，出現了轉折性的“俺答封貢”，于是雙方維持了較長一段時間的和平局面，明朝在大同開市貿易。

　　崇禎年間，明朝統治的腐敗綜合癥大爆發，黨爭、邊患、民變、財政，無一事可收拾。大同邊軍參加對農民軍的征剿，邊鎮固有矛盾激化了，一部分將領開始脫離明政府。1644年初，大同總兵姜向李自成農民軍投誠，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縱觀明代歷史，大同自屬于明朝的第一天起，就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明朝早期，政治修明，邊備肅然，大同強有力地發揮著作用，屏衛著內地及京師的安全。中后期以來，由于諸多原因，大同已不能充分按明朝君臣的設想去發揮作用，而內政的腐敗是這一切原因的總領。官員不思效力，將領任非其人，邊兵多被占役。邊鎮積弱，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二、大同鎮的防務

　　明代大同鎮的防御工事是由邊墻以及沿線的堡、城、墩、堠等組成，著眼于防守、偵察和戰斗的全面結合。據《云中郡志》載，大同鎮“外拒守必得長城，長城必有臺以利旁擊，臺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數留暗門以便出哨”。[9](卷7)

　　大同鎮所屬長城東起鎮口臺(今山西省天鎮縣東北)，西至丫角山(今山西省偏關縣東北)。它的修建基本貫穿于整個明代，其中永樂一朝首開大同鎮長城的修建，《明史》記載：“帝于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壕。……各處煙墩，務增筑高厚，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墩傍開井，井外圍墻與墩平，外望如一。”[1](卷91，P2235)

　　其后景泰和成化年間都有修建，但大部分的防御工事修筑于世宗嘉靖年間，翟鵬、詹榮、翁萬達、周尚文、楊博等在任期都有規模不小的修建活動。而“隆慶和議”特別是張居正歿后，朝廷上很少有人再關心邊事，邊墻逐漸嚴重廢棄，直到明末。

　　明朝九邊：山西鎮

　　明代山西鎮亦稱太原鎮、三關鎮，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外三關。山西鎮防守的邊墻西起山西保德縣黃河岸，向北經河曲、偏關、內蒙古清水河縣老牛灣，轉向東行，至鴉角山又趨向東南，歷神池、寧武關等地折向東北，過代縣、繁峙等縣北，抵靈邱縣平型關。再由始轉向南去，經龍泉關(今河北阜平縣西)、固關而達黃榆嶺(山西和順縣東)，長一千六百馀里。治所先設偏關，明嘉靖十九年移駐寧武。它與大同鎮邊、宣府鎮邊號稱明代北防九邊的“中三邊”。 從位置上看，山西鎮邊在大同鎮邊之后，起著支撐加固大同鎮邊，阻敵深入的作用。明際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三關的重要軍事地位有精辟的論述，寧武關，“居兩關之間”，為“東西要害”;偏關“西接黃河，與套虜僅隔一水”，“三關險要雖同，偏關尤急”;雁門關，是西部“大州之沖”，南部“郡縣之路”，“皆為虜沖”。

　　這一鎮邊“山勢連亙，實天造之險固”。為了更有效地抵御蒙古人的侵襲，明朝于此設衛所，開軍屯，修邊墻，立烽燧，營筑堡寨。有明一代，山西邊地究竟修筑了多少堡寨呢?明朝沿邊行屯田制。洪武三年，太原、朔州諸處已有了屯田，以后不斷發展，目的在于使北邊軍士完全用屯田自給，不再勞民輸納。為了加強屯田管理，明政府規定每百戶為一屯，六七屯或四五屯擇近建堡，屯設正副屯長各一人，大堡有守備、操守等官，小堡則只設防御操堡官或總旗官，屯堡成了軍屯的最基層組織。萬歷十一年，三關塞下有荒田3萬余畝，都御史侯公于趙題請準作官墾田，“且相險阻，就水草立堡十五，立倉二十，立莊二十有二，分官庫居耕其地，而委官督率。”其實莊也就是堡，只不過名稱不同罷了，如果我們這樣理解，萬歷十一年屯軍堡就有37處。以下是根據《太原府志》所作的《明代山西鎮邊屯堡表》(見表2)，通過此表，我們可以對當時屯軍堡有一個粗淺的了解。

　　鄉堡又稱民堡，是百姓為了避“賊所必掠”,“民居散亂遠在郊外者”，“或百十余家筑一大城，或五六十家筑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為守，少者徙以附焉”。時人尹耕也說：邊方村落多，民堡緣役起，閭閶謀鮮周密，亦有一鄉數堡，一堡數家者，又素無弓駑火器，虜入，守空陴坐視恒有陷失，殺戮動千數百人，宜著為令：凡孤懸寡弱，度不可守者廢之，并其民于附近大堡，俾協力拒守，每堡擇材力者為堡長，次者為隊長，堡壘長得以制隊長，隊長得以制伍眾。當時沿邊州縣、衛所的鄉堡數量很多，這些民堡的建置沒有一定的規制，設置較官堡簡單，只是把當時的　 鄉村聚落用墻圍起來即可。小的、較小的村落或一兩個或兩三個村落合建一堡，大的村落則獨建一堡或分建幾堡。這類堡寨的數量很大，幾乎占到當時村落的百分之七十五。

　　明亡清興，這些軍事城堡隨著軍事職能的轉化，一些轉化為府縣治所，如偏關、五寨、神池、寧武等，而大多數堡寨則轉化為鄉村聚落。

　　明朝九邊：延綏鎮

　　延綏鎮又稱榆林鎮，總兵府駐榆林城。所轄邊墻東起清水營(府谷縣北)黃河岸，經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定邊諸縣，西達花馬池(今寧夏鹽池縣東境)界，長一千二百馀里。長城沿線劃為東、中、西三路防守，共轄三十齊座城堡。其中以東路的神木、孤山、清水諸營堡，中路的榆林、魚河、清平等堡，西路的安邊、定邊等堡最為重要。

　　延綏鎮也稱榆林鎮，據程道生《九邊圖考》載：榆林鎮原因總兵駐綏德而稱延綏鎮。延綏鎮地處陜北黃土高原，北瀕我國著名的毛烏素沙漠南沿，位于萬里長城的中段，歷史上素為邊陲重地。延綏鎮為明朝九邊重鎮之一，也是明朝與蒙古人交戰最頻繁的地區之一。為了防備蒙古軍的入侵，明朝政府曾先后在延綏鎮一帶數次大規模的修筑長城。

　　第一次大規模的修筑邊墻是在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至正統十年(1445年)。正統年間，明朝政府面臨的主要勁敵是蒙古族最強悍的瓦刺部大肆入侵北方邊境。所以在正統元年開始，都督王禎修建了延綏沿邊城堡、墩臺、衛倉等以控制邊防。正統十年，延綏巡撫馬恭更擴展了邊墻和各營堡城池。雖使延綏長城初具規模，但這只是修筑了邊墻的一些營堡防守據點，并沒有把長城由點連成線。從英宗正統年間到明代宗景泰年間，明朝與蒙古的戰爭愈演愈烈。特別是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的“土木之變”明英宗也被瓦刺俘去，瓦刺軍長驅直入，兵臨北京城下。幸虧當時主戰派的兵部侍郎于謙等人的堅守，才一舉擊潰瓦刺軍。

　　瓦刺失敗以后，蒙古族的另一支勒靶部興起。它的統治者在明代宗景泰年間和復位后的明英宗天順時期的索來、毛里孩、明素宗弘治、明武宗正德時的達延汗，明世宗嘉靖時的俺達汗，都經常率兵入內地掠奪，殺擄居民，使北方地區生產遭到破壞。這樣迫使明朝政府再次修筑長城，以固邊防。第二次大修延綏邊墻是在明憲宗成務與長城的修筑41祥化年間，這次才把榆林一帶的長城由點連接成了線。

　　在成化時期，勒靶各部落頻繁入侵延綏各地，它們主要有：阿羅世、滿魯都、迎思蘭、索羅忽、毛里孩等。它們或東或西，出沒無常，連年不斷犯境。成化元年(1467年)九月，阿羅世、迎思蘭、索羅忽、毛里孩連續數次侵犯榆林塞。成化三年(1447年)七月，阿羅世入侵榆林塞。成化四年(1468年)十一月，毛里孩大舉進犯延綏。同年十二月，迎思蘭再犯榆林塞。成化六年(1468年)十一月，阿羅世直入延綏車路。這樣連續不斷的入侵，使延綏各地長期雞犬不安，民無寧日，社會生產遭到極大破壞。

　　成化八年(1472年)三月，余子俊為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將延綏鎮的鎮治由綏德遷到愉林。鎮治遷來榆林后，大大有利于對蒙古騎兵入侵的防御。余子俊還拓展了延綏鎮城，增加了衛兵，設置了攻守器械。同年的七月，他親率明軍擊敗了入侵的迎思蘭，初步鞏固了鎮治的防守。

　　掘(延綏鎮志)記載，成化十年《1474年)潤六月，為加強防衛能力，余子俊率軍四萬，僅用三月就修補和增筑了東起清水營(今府谷清水)西到花馬池(今寧夏自治區鹽池縣)全長一千七百華里(一說一千四百里)延綏邊墻;又構筑了黃甫(今府谷皇甫川)以西至定邊營一千二百余里的墩臺都互能相望，橫截了河套入內地之口，還遇山鏟削，逢谷填塹，阻擋了蒙古騎兵的長驅直入。

　　延綏長城三十六營堡到成化年中期基本全部告成。邊墻內外墩臺烽隧東西銜千余里，聲應乞求，遂互有聯絡，這段長城才由點連接成為線。余子俊經營延綏二十余年，整邊備，擴充兵員，使延綏鎮防守能力大大加強。有很長一段時間，蒙古人不敢輕易越邊南下，軍民相安，蒙漢出現了和諧氣氛，延綏邊境各處開始了蒙漢互市。余子俊可以說是明朝時期延綏鎮巡撫中最有政績的一人。從(延綏鎮志》、《榆林府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從明孝宗弘治年到明神宗萬歷年的百余年間，明朝與勒靶各部落的戰爭雖然時起時伏，但始終都在威脅著明朝的政權。為此，正德十三年(15哭年)十一月，明武宗親自巡視延綏等各鎮的軍備防務。

　　明穆宗隆慶年間，明朝軍事力量較為強大，使勒靶部俺達汗掠奪野心有所收斂，表示愿意與明朝言和，希望和內地開展互市。1571年(隆慶五年)，明政府答應俺達“封我為王，永長北方”的請求，封他為順義王。就在這一年的九月間，延綏鎮的鎮城以北十里的紅山(今紅石峽頂上)，明朝政府也允許河套蒙古人來此處互市。俺達封王后與其妻三娘子在今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市修筑城廓和板升(房屋)，明朝政府揚名為”舊化’，后更名為“歸綏”，今名“呼和浩特。第三次修筑延綏邊墻是在萬歷年間。在隆慶年間也對一些邊墻作了部分的加高。隆慶時期，蒙古族勒靶部對整個北方邊境的入侵只是稍有收斂，并非停止。在延綏的蒙漢戰爭仍然不斷。明朝到了神宗萬歷時期，蒙古族各部對明朝的威脅已逐漸成了強弩之末，滿族(后金)的威脅反而開始露頭。但明政府繼續在延綏加修長城的目的還是為了防御蒙古各部的入侵。

　　因此萬歷六年(1578年)大張旗鼓地重修沿邊各諸堡和墩臺，并磚砌了一些大堡城的牌墻。在鎮城以西修了保寧堡垣長二十里，墩臺三十六座。響水堡在萬歷七年(1579年)重修牌墻。波羅堡重修磚墻垛。懷遠堡修砌磚牌墻邊垣長四十三里零三十七步，墩臺二十七座。威武堡在隆慶六年加高，萬慶六年修磚砌牌墻邊長三十四里零三百二十一步，墩臺二十六座。清平堡在隆慶二年加高，萬歷六年磚砌牌墻邊長三十一里零二百六十九步，墩臺三十一座。龍州堡，隆慶六年加高，萬慶六年磚砌牌墻邊長三十四里，墩臺四十五座。鎮靖堡，隆慶六年加高，萬歷六年磚砌牌墻邊長四十七里，墩臺四十三座。靖邊營，隆慶六年加高，萬歷六年磚砌牌墻邊長四十五里，墩臺三十二座。柳樹澗堡，隆慶六年加高，萬歷六年磚砌牌墻邊長三十三里零二百三十六步，墩臺四十八座。四安邊營，隆慶六年加高，萬歷六年磚砌牌墻邊長三十三里零二十三步，墩臺五十一座。

　　定邊營，萬歷元年(1573年)，拓展西關，三年加高，六年磚砌牌墻邊長五十四里，墩臺七十七座。鎮城以南的歸德堡，萬歷年間重修周圍二里六十九步。魚河堡，萬歷四年，磚砌牌墻。鎮城以東，常樂堡，萬歷六年重修邊長十八里零一百七十六步，墩臺三座。雙山堡，方歷六年重修邊長三十里零四十五步，墩臺四十座以上。明朝從1463年到1578年的142年期間，歷經英宗、代宗、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八個皇帝，連續大修長城。勞民傷財，也是明王朝最后滅亡的原因之一。長達一個世紀多的修筑長城，難怪至今還留傳著“明修長城，清修廟”的口頭語。

　　明朝九邊：寧夏鎮

　　寧夏鎮總兵府駐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邊墻東起大鹽池，西達蘭靖。 大鹽池在寧夏鹽池縣東，由此向西北，經今靈武北，沿河而下至陶樂縣，轉而西去，經平羅縣北而西抵賀蘭山，又由賀蘭山折而向南，經中衛縣西而止于該縣西南的黃河南岸，長二千里。從今靈武到陶樂一段，憑借黃河天險，沒有構筑墻垣，而在平羅北，筑有東西并列的兩道邊墻，封鎖了黃河至賀蘭山之間的地帶。在賀蘭山各個通向銀川平原的山口，也筑有南北向的二至四道邊墻。

　　明朝九邊：固原鎮

　　固原鎮總制府(三邊總兵)駐固原州，即今寧夏固原縣城。所轄邊墻位于寧夏鎮以南，東起今陜西定邊縣西南，經寧夏鹽池縣南、同心縣北、海原縣北、甘肅靖遠縣北，然後沿黃河東岸南伸，至今蘭州市西、洮河注入黃河處附近止，長一千里。全線分東、中、西三路，東路白馬城，中路下馬房關，西路蘭州都是重要關口。

　　明初，將元朝的開城路(州級)降為開城縣。及正統以后，西北邊境防御漸趨緊張，經常有蒙元軍隊南下，沿清水河(蕭關道)襲攻固原等地。明政府為防御元朝勢力南侵，先后在北方邊境設置了九個重鎮，號稱“九邊”。固原為“九邊”之一。明朝景泰二年(1451年)，重新修筑固原城。固原城的再次修筑，標志著政權建置的重新轉移。重修固原城的第二年(公元1452年)，即遷徙平涼衛右所于固原城，為固原守御千戶所。從此，隨著明西北邊備防御的不斷變化，固原的軍政機構設置亦隨之升格。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升固原守御千戶所為固原衛;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置固原兵備道。明中葉以后，蒙元余部韃靼、瓦剌等入侵加劇，明政府為進一步加強防御，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置延綏、甘肅、寧夏三邊總制府于固原。“總陜西三邊軍務”。此任由部院大臣充任總督。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再設固原鎮，次年升固原衛為固原州。至此，固原遂成為一個在西北邊地防務中舉足輕重的要鎮。

　　固原城的擴筑就是在明代定型的。自明景泰二年增筑固原城始，成化五年，兵備僉事楊勉再行增筑，并設樓櫓。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三邊總制秦 又增筑外關城。萬歷三年(公元1575年)總制石茂華始將固原外城用磚石包砌，并增設角樓、炮臺和東道。已成為一座既堅固又具有很好防御功能的巨大城池。固原城在明代之所以能數次增筑。一是由于固原當時特定的地理位置和軍事政權建置所致;二是由于明政府的統一策略;第三，也是由于當時文化和時尚的一種表現和反映。如當時的山西太原城，也是總制駐節地，同時也得到大力擴修，城墻的高、厚及其型制與固原城基本相同，兩城同為磚包，都有角樓、炮臺等。

　　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明代的道路交通也基本在軍事控制之下。三邊總督駐節地固原與延綏、寧夏、甘州成犄角之勢，與三鎮之間交通暢達。固原連接寧夏府的南北縱軸線——蕭關古道仍通達。之所以能出現這種現象，就是由于固原州的政權建制，特別是集軍政于一體的三邊總制駐節固原，并成為西北政治、軍事中心所致。

　　明朝九邊：甘肅鎮

　　甘肅鎮總兵駐今甘肅張掖，所轄邊墻東起景泰縣黃河岸，另有一分支起自蘭州市北河岸，北到景泰縣西北境會合成一線，斜向西北，經民勤、永昌、山丹、張掖、高臺、酒泉諸縣境，又繞過嘉峪關市向南，抵達祁連山北麓而止，長一千六百馀里。沿線重要關隘有甘州衛、肅州衛(酒泉)、永昌衛(永昌)、涼州衛(武威)、鎮番衛(民勤)和嘉峪關等處，尤以嘉峪關最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