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陵笑笑生與江西官員的歷史
蘭陵笑笑生是"第一奇書"《金瓶梅》的作者所用的筆名。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蘭陵笑笑生與江西官員的歷史，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蘭陵笑笑生與江西官員的歷史：
蘭陵笑笑生對江西官員頗無好感，筆下的一股怨氣撲面而來，讓人猜測作者肯定吃過江西人的虧，所以要形諸筆墨發泄發泄。
【江西官員如何不堪】
我們來看看《金瓶梅》中是怎么描述江西人的。第四十九回，西門慶在府中接待蔡御史、宋巡按，這個蔡御史剛點了兩淮巡鹽御史，是西門慶搞鹽業販賣需要巴結的官兒;宋巡按的官職全稱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相當于山東省紀委書記，西門慶要想在官場大有所為，更是巴結須臾不可離。上次西門慶收受苗青賄賂一千兩銀子，就是被當時的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彈劾，西門慶急忙到蔡京處送禮才化險為夷的。所以，西門慶此次安排下酒宴、歌舞戲文，費了足有千兩金銀。這個宋巡按字喬年，號松原，受蔡京指使暗中陷害曾孝序，使其先被降級使用，后又被罷官流放嶺南，可見不是什么好鳥。這宋巡按在西門府坐了沒多大會兒，就起身要走。蔡御史和西門慶都再三挽留，宋巡按只說是還要到察院去處理公事，還是走了。臨走，西門慶把一桌酒席和金銀餐具打包送給了宋巡按。
蔡御史來時還送了個見面禮：兩端湖綢，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而這個宋巡按全沒有這些禮數，只遞上一單拜帖。在《金瓶梅》里眾多與西門慶交往的官員中，像宋巡按這么摳門的，這也是惟一的一個。書中先是說宋巡按是“江西南昌人，為人浮躁”，后面西門慶對其行為不解，問蔡御史“我觀宋公，為人有些蹊蹺”。蔡御史解釋道：“他雖則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蹊蹺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好像是有點偏袒他，說他雖然是江西人，但還不像其他江西人那樣，只是初次相會，有些裝模作樣、端端架子罷了。
別看這個宋松原貌似清廉，但在第七十四回中，在宴席上他看到西門府中的一座八仙捧壽的鎏金鼎，夸獎不已，說曾寫信叫當地官員捎來一只，送給當朝蔡太師，一直尚未送到。這西門慶豈是吃干飯的?這不是上峰暗示看中你這座鎏金鼎了嗎?于是，西門慶下來就悄悄差人把八仙鼎送到了察院中。接著西門慶把荊督監(收了人家二百兩銀子)和吳大舅升職一事提了出來，宋巡按滿口答應。宴請侯巡撫諾大一酒席，宋巡按與手下只拿出十二兩銀子分資(份子)，當然吃的就是你大戶西門慶了。于是這一出各得其所的權錢交易就悄悄地做成了。
看來這個宋巡按是個標準的說一套做一套的主兒，表面上裝模作樣，背地里巧取豪奪。那么，明代歷史上的江西官員就是這么不堪嗎?
說起這個問題，我們就要看看江西官員在明代有什么影響，是個什么地位，都干了什么事兒。
【明代江西多高官】
自明太祖殺了丞相胡惟庸之后，明代就不再設丞相一職，所有權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而由若干閣臣組成一個辦事機構，輔助皇帝處理臣工們的奏折，先行擬票，供皇帝采納。這三五個閣臣，自然根據資歷、能力、官階有個排序，后來約定俗成，排在第一的，就被稱為首輔、元輔或首揆，后之者稱次輔或次揆。
明代歷任首輔共五十三人，其中江西先后有解縉、胡廣、楊士奇、陳循、陳文、彭時、費宏、夏言、嚴嵩等九人，人數與浙江并列第一。這就很明白了，江西人在歷任首輔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大。因為權傾一時，自然得罪人也不會少。
再看看內閣中的歷屆閣臣分布。從永樂到崇禎，共有閣臣一百六十四人，按他們的鄉籍分布(按現在省區范圍)，是這樣的：
浙江：二十七人;江蘇：二十二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北：十七人;山東：十三人;湖廣(湖北、湖南)：十二人(其中湖北九人、湖南三人);福建：十一人;河南：十人;四川：十人;安徽：五人;廣東：五人;山西：五人;廣西：二人;陜西：二人;云南：一人。
江西人在閣臣中僅次于浙江，與江蘇并列第二。說明江西人在官員里人數多，影響大。
再從明代的官員儲備庫——進士榜上看，江西進士多達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攬一甲，或占據前十名中的多數，在全國也是名列前茅。而上狀元榜的，排在前幾名的是：江西十九人;浙江十九人;江蘇十八人(含上海);福建十一人。江西仍與浙江并列第一。
這就很容易看出些問題了。江西人在內閣中人數多、勢力大，再加上嘉靖朝出了個權傾一時首輔嚴嵩，仗勢欺人，官聲不好，也就難免有人側目了。
【同鄉在朝好辦事】
從上述統計中能夠看到，江西人在明季政治舞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朝士半江西”之說，江西人也演繹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說明了江西人在民間的口碑：
一日，同社館東郊外韋公莊者，邀往宴集，詫謂余：有神技可閱。既酒闌出之，亦一瞽者，以小屏圍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販姜邸中，為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解巡城御史鞫問。兵馬為閩人，御史為江右人，掌案書辦為浙江人，反復詰辯，種種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詬詈百出。忽究出鋪中奸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爭辯，各操其鄉音，逾時畢事而散。
這是一段由“瞽者”表演的口技，用各種人物的不同聲音演繹了一段紛爭，其中人物的身份頗具意味，實際上代表了民間的共識：販姜商人為徽州人即徽商，店鋪的老板為京師人，兵馬司官員為福建人，御史為江西人，書辦則是浙江人。這實際把各種職業的地域特征予以了充分表現：商人中徽商影響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鄉音;贛、浙、閩為科舉大省，當官者多為進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鄉音，兵馬司用福建鄉音;浙江書辦則是紹興師爺的前身，因而書辦用了浙江鄉音。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臺上的地位。
永樂初年，楊士奇就說：“四方出仕者之眾，莫盛于江西。”正德時，“浙一僚與江右一僚，各論本省人才……爭辯不已”。進士和官員大省——浙江和江西還為此要一爭高下，可見兩省的旗鼓相當。
那么明代江西官員這種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
對明代江西籍官員素有研究的曹國慶先生認為，若深入考察一下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不難發現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個重要因素。在許多商人看來，“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賢之學，使以德行文章顯耀于明時，碌碌為鄉人以終世，豈足貴哉”。通過經商積累財富，以為業儒的經濟后盾，是當時人們謀求家族顯赫、提高社會地位的一種慣行之途。
嘉靖間江西鉛山曾出了個內閣首輔費宏。曹國慶先生以江西鉛山的費氏家族為例，發現他們就是由經商發家，然后以此為經濟后盾，培養子弟走讀書、科舉之途，再由此進官入宦，因而費氏家族進入政府擔任高官者層出不窮，這其中就產生了一個內閣首輔費宏。這些人當官之后，必然成為其家鄉及所處階層的利益代言人。“正德初年，鳳陽人孫幼真出任江西參議，費宏即以同年身份為其贈言：‘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狹而人稠，閭閻小民雖力作嗇，用不能自給，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稱‘大過之時而求大壯之才’，寓寄勤政愛民之盼。”他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希望新到任的地方官能對自己的家鄉以及所在階層多多照拂。雖是人之常情，但首輔之言誰敢不照辦啊(參見曹國慶《嚴嵩與嘉靖間江西籍閣臣》，《江蘇社會科學》1994年12期)。
同時江西的工業和手工業較為發達，也隨之產生了很多富商。如制瓷業，明代江西景德鎮的制瓷業十分發達，宋應星說“合并數郡，不及江西饒郡產”，“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之徒，每日不下數萬人”。江西鉛山盛產銅礦，也造就了不少富家。
但也有很多官員因此對江西人懷有成見，比如張居正就不大喜歡江西人，所以時任禮部尚書的張四維看準張居正的這一點，就把當年應考的江西舉子湯顯祖的試卷扔進了廢紙簍，盡管他的試卷花團錦簇，但頗有些恃才傲物，誰知政治歧見竟使得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愴然離京。
【王世貞與江西人的恩怨】
那么對蘭陵笑笑生來說，必有更加直接的原因才會使他對江西人懷有不可釋懷的黑暗印象。這又使我們想起那個關于王世貞與《金瓶梅》的傳說，那個與江西人嚴嵩有關的傳說。
王世貞與嚴嵩結怨，有一段這樣的傳說：王世貞的父親就是被嘉靖帝處死的王忬。嚴嵩是江西分宜人，其權勢昌熾時，頗好書畫古董雅事。時任薊遼總督的王忬家藏一幅價值連城的名畫《清明上河圖》，嚴嵩之子嚴世蕃得知，就向王忬強索。時嚴嵩為首輔，其子嚴世蕃為工部左侍郎，誰人得罪得起。王忬于是“覓名手摹贗者以獻”，圖卷中“麻雀小腳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偽矣”。事情敗露后，嚴嵩父子對其懷恨在心。此時恰因王忬以“灤河之變”戍邊不力，嘉靖帝大怒，遂將王忬下獄，嚴嵩于是上奏本將其害死。“世貞與世懋日匍伏嵩門，涕泣請貸。嵩陰持忬獄，而時為謾語以寬之。兩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搏顙請救。諸貴人畏嵩，終不敢言”(《明史》卷二七八《王世貞傳》)。
正史不載《清明上河圖》事，但王忬之死確與嚴嵩有關。為宣泄心中怨恨，王世貞在他所寫的《嘉靖以來首輔傳》中，對嚴嵩口誅筆伐，嚴嵩從此落下奸臣的聲名。
另外，嚴嵩還利用收復河套之事，謀害曾經舉任過他的前任首輔夏言，先是奪去夏言官銜，后向嘉靖帝進讒言，把夏言推至西市斬首。這就是世傳嚴嵩這個江西人干的壞事。不過近年來歷史學界頗有些為嚴嵩翻案的勢頭，比如曹國慶先生就認為嚴、王之爭和嚴、夏之爭均為嘉靖帝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挑動閣臣之間爭斗的權謀，嚴嵩總體大德不虧。“嘉靖時的閣臣中，張璁三進三出，費宏、桂萼二進二出，楊一清、李時、方獻夫、翟鑾、顧鼎臣由首輔退居次輔，俱被世宗玩弄于股掌之間”(曹國慶《嚴嵩與嘉靖間江西籍閣臣》)。
明季首輔任期最長者是楊士奇，二十一年;此外就是嚴嵩了，十五年。在《明史》中嚴嵩是入了《奸臣傳》的。清朝修《明史》寫嚴嵩傳時多吸收了王世貞的《嘉靖以來首輔傳·嚴嵩傳》，說嚴嵩的升遷，多為“私之”、“臾之”、“躐得之”而得：當祭酒是“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當尚書是“謀于輔臣”、“從臾之”;入內閣是“嵩復私于言，躐得之”，總之是朝中有人(同鄉)好辦事。王世貞恨透了以嚴嵩父子為代表的江西奸黨，因而也捎帶著恨上了其他江西人。嚴嵩倒臺沒多久，一部揭露嚴嵩、嚴世蕃父子專權納賄、禍國殃民的八幕劇《鳴鳳記》便流傳開來，其后王世貞又有長詩《袁江流鈐山岡當廬江小吏行》問世，罵這父子二人是“朱蛇”、“貪狼”。
而王世貞與《金瓶梅》的關系，據《寒花盦隨筆》載：“世傳《金瓶梅》一書為王弇州(世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書中西門慶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慶，西門亦名慶，世蕃號東樓，此書即以西門對之。”后又說世貞以毒藥粘于紙角，誘使嚴世蕃的走卒唐順之日夜觀賞以指沾唾液翻書中毒而死，情節頗荒誕離奇。
但誕生于萬歷年間的《金瓶梅》既以蔡京影射嚴嵩，那這個作者必是與嚴嵩有深仇大恨之人。既然吳晗先生已撰文否定了王世貞家中曾藏過《清明上河圖》，因而也否定了《金瓶梅》是王世貞所作，那么它的作者我們也必須從與嚴嵩有大仇者中間來找。
不管怎么說，因為對嚴嵩有恨，所以蘭陵笑笑生才遷怒于整個江西官員，才會在《金瓶梅》中塑造出“為人浮躁”的江西人宋巡按，才會讓宋巡按吃拿卡要、貪得無厭，這點應該是確定無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