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的人物生平
馮玉祥的人物生平
參加革命
馮玉祥自幼在直隸保定長大。1911年(宣統三年)武昌起義爆發后,參與發動灤州起義,失敗后被革職法辦,本應判以極刑,軍閥王懷慶見其相貌堂堂,憐其年輕,故保其一命,遞解保定。馮洪達是馮玉祥與建國后中國第一任衛生李德全所育的最小的兒子。
1914年7月,馮玉祥任陸軍第7師第14旅旅長,率部在河南、陜西一帶參加鎮壓白朗起義軍。9月任陸軍第16混成旅旅長。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與護國軍作戰,暗中與蔡鍔聯絡,于次年3月議和停戰。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長職。7月率舊部參加討伐張勛辮子軍有功,復任第16混成旅旅長。1918年2月奉命率部南下攻打護法軍,在湖北武穴通電主和,被免職留任。6月率部攻占湖南常德后,被撤銷免職處分,11月任湘西鎮守使。1921年8月任陸軍第11師師長,從屬直系軍閥,率其部隊入陜西,在陜西督軍閻相文自殺之后,接任陜西督軍,并以此地為地盤擴充,受到蘇聯大力支持壯大,其軍隊因此被稱為“西北軍”。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率部出陜援直,擊敗河南督軍趙倜部,5月調任河南督軍。因受直系軍閥首領吳佩孚排擠,10月被派為陸軍檢閱使,率所部駐防北京南苑,抓緊練兵。1923年曹錕、吳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馮玉祥在孫中山推動下,決心尋機推倒曹、吳軍閥統治。1923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任直軍第3軍總司令,趁直、奉兩軍在石門寨、山海關等地激戰,接受張學良50萬銀元的賄賂,[4] 率軍返回北京,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推翻北洋政府,脫離北洋軍系,改編所部為“國民軍”,電請孫文北上。導致山海關一路的吳佩孚失敗,任總司令兼第1軍軍長。但迫于形勢,又同反直系的軍閥張作霖、段祺瑞妥協,組成以段為臨時執政的北洋政府。
北京政變
1925年春迫于奉、皖兩系軍閥的壓力,馮玉祥赴察哈爾張家口(今屬河北)就任西北邊防督辦,所部改稱西北邊防軍(簡稱西北軍)。8月任甘肅軍務督辦仍兼西北邊防督辦。在此期間,接受共產黨人和蘇聯專家幫助,建立各種軍事學校。1925年12月命令部下張之江劫持并殺害曾收復外蒙的著名愛國將領、民族英雄徐樹錚。1926年1月在奉、直軍聯合進攻下被迫通電下野,旋赴蘇聯考察。8月中旬回國,迅即被廣州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
就在這次赴蘇聯考察的途中,與蘇共代表鮑羅廷的一席話,讓馮玉祥做了一個重大決定,他要加入國民黨[5] 。隨后,他更是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廣州,與國民政府達成了協定,不但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也把屬于一己的私人軍閥部隊納入了國家軍事力量的范疇。
1926年8月,從蘇聯取得真經的馮玉祥,攜蘇聯顧問歸國,聽到自己統帥回歸的消息,國民軍失敗情緒一掃而光,精神又重新振奮起來,上下都充滿希望,只需他一句,千頭萬緒重新編排。
分散在綏遠和甘肅的士兵,也紛紛攜槍歸隊,而馮氏十三太保當中,已經歸屬了閻錫山的韓復榘,石友三等人,也率軍自動歸來。
在《五原誓師宣言》之中,馮玉祥指出,國民軍之目的,以國民黨之主義,喚起民眾,鏟除賣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求中國之自由獨立。
馮玉祥宣讀誓詞之后,還特別解釋了“赤化”二字,說赤化就是革命化、流血化,誰肯為革命流血,誰就是赤化。
至此,一直在軍閥混戰中左支右絀,徘徊在生死線上的馮玉祥,終于找到了組織。
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1926年9月17日在綏遠五原(今屬內蒙古)誓師,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正式宣布全體將士集體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根據廣州國民政府要求,在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人建議下,制定“固甘援陜,聯晉圖豫”的戰略方針。隨即率部參加北伐戰爭,出師甘、陜,11月解西安之圍。
中原大戰
1927年4月馮玉祥所部被武漢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任總司令,旋率部東出潼關,鏖戰中原,與北伐軍唐生智部會師鄭州。1927年4月寧漢分裂之后,先在鄭州與汪精衛會面,后在徐州與蔣中正會面,最后選擇與南京蔣中正合作,清除內部的中國共產黨人。1928年率部參加第二期北伐。10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因軍隊編遣等問題與蔣發生利害沖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發的蔣馮戰爭和蔣馮閻戰爭中失敗下野,所部被蔣收編。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影響下,馮玉祥集合舊部,組成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一舉收復多倫等四縣,但最終歸于失敗。此后他隱居泰山讀書,并邀請了一些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講學,共同分析世界大勢,評論國內政局,同時,加強與各地抗日愛國力量的聯系。他在住室墻壁上題有一副對聯:“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為絕頂人”,用以自勉。
1933年11月,李濟深等聯合第19路軍將領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馮玉祥派代表前往參加。1935年11月,他同宋慶齡、何香凝等13人,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主張。1935年4月被授為陸軍一級。12月以蔣答應實行抗日為條件,在南京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抗戰時期
1936年后,馮玉祥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第三、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相繼任第三、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不久受蔣排擠離職,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
抗戰勝利后,為形勢所迫,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專使名義出訪美國,同時被強令退役。從1947年起,在美公開抨擊蔣介石的內戰、獨裁政策,積極支持國內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并以20年親身經歷,撰寫《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對蔣的專制獨裁統治作了深刻揭露。
不幸罹難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7月應中共中央邀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在蘇聯駐美大使潘友新的幫助下,自美國回國乘“勝利”輪途經黑海在向敖德薩港(今屬烏克蘭) 行進途中,因輪船失火,于9月1日與女兒馮曉達一起遇難,享年66歲。葬泰山西麓。1949年9月,在馮玉祥遇難一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在北平隆重舉行追悼會。毛澤東送了挽聯,周恩來致悼詞,高度評價了馮玉祥為實現民主的新中國所做的努力。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調查過程中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勝利”號從紐約出發前,曾經發生過一連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勝利”號即將離港前,紐約當局做了個奇怪的決定,要求對“勝利”號進行全船消毒。盡管船長提出了強烈抗議,全部船員還是被迫在旅館里住了兩天。美國人強行登上“勝利”號后,他們的行為并無人監督。此外,一對準備離開美國的蘇聯外交人士夫婦發生了爭吵。女人叫喊著不愿回國,執拗地跳窗而逃,美國人馬上把她救起,并嚴密保護了起來。而她的行李此時已裝上了輪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最為蹊蹺的是,在“勝利”號實際發生火災之前,美國的廣播電臺就提前播報了火災的消息。
1953年,根據馮玉祥生前的愿望,將他的遺骨安葬在泰山,安葬儀式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題寫了挽聯,郭沫若題墓壁“馮玉祥先生之墓”;周恩來在悼念馮玉祥時稱:“馮玉祥是一位從舊軍人轉變而成的堅定的民主主義戰士;雖然和所有的歷史人物一樣,由于政治視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馮玉祥為中國民主事業的貢獻,將是永垂不朽的。”
1984年,山東省泰安市人民政府在普照寺舉辦“馮玉祥先生在泰山”展覽,院內有補刻的馮玉祥、趙望云合作詩畫碑48塊、周恩來1941年11月10日撰書《壽馮煥章先生六十大慶》碑以及馮玉祥在泰山的活動資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