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日本情況的人都知道，戰爭結束前日本實行的是天皇制軍國主義，天皇身兼陸海兩軍的統帥(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首相、陸相、海相都無統軍權，大的軍事行動都出于“圣斷”。所以說為什么戰后日本皇室沒有被追究罪責?二戰后日本皇室怎么樣了?

　　“無條件投降”成為國家之間的交易

　　1943年以后，日本面對軍事上敗局已定，就想方設法同美英講和。美國為減少損失并摸清對手的底細，派出杜勒斯為首的談判代表到中立國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義良海軍中佐密談媾和條件。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宮匯報。

　　羅斯福總統比較傾向于鏟除日本“官軍財抱合”的侵略勢力，不贊成采取通融。1945年4月他突然去世，以副國務卿、原駐日大使格魯為首的“日本幫”官員馬上積極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財團為美國服務，繼任總統杜魯門則稱贊格魯的觀點是“真知灼見”。此時，美國從未來控制亞太的戰略需求出發，便想適當保留日本的力量以對抗蘇聯。

　　德國投降次日即1945年5月9日，高松宮將藤村義良的來電報告皇兄，說美國態度已有松動。當時，藤村義良說最大障礙是“無條件投降”，美國戰略情報局駐歐洲負責人杜勒斯則表示在“無條件投降”的名義下，可保留天皇制。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公開發表了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里面沒有談到天皇制的問題。8月10日，天皇做出“圣斷”，決定向盟國表示可接受《波茨坦公告》，不過卻在最后加上一項要求──“附以一項諒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日本的態度很明確，投降的前提是“不改變天皇統治大權”，這其實正是美國方面在5月間傳達的條件。

　　戰后日本進步史學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書中曾這樣概括說：“日本投降實際上是以天皇為首的上層在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同美國進行的一場交易。”

　　日本皇室沒有一個人受到國際追究

　　美國占領日本后，出于世界人民包括本國公眾對發動侵略者要給予追究的壓力，同意對戰犯進行審判。當時追究日本戰犯對美國是一件難事，這既要履行對日本當權者的約定，又要對受害者有交代。

　　美方將襲擊珍珠港時擔任首相的東條英機列為第一號戰犯，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財閥則被描繪成任軍人擺布的傀儡。了解日本情況的人都知道，戰爭結束前日本實行的是天皇制軍國主義，天皇身兼陸海兩軍的統帥(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首相、陸相、海相都無統軍權，大的軍事行動都出于“圣斷”。東條英機只是戰時十幾任首相之一，作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惡極，其地位卻只是一個天皇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臣仆，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作用如何能相比?

　　在東京審判中，經中國法官據理力爭，最后表決時以一票的微弱優勢，才最終得以判處東條、松井、板垣、土肥原等七名甲級戰犯以絞刑，使這伙昭和軍閥頭目受到懲罰。不過這種追究明顯是不徹底的。日本皇室成員無一人受追究，包括下達在南京“殺掉全部俘虜”命令的大屠殺罪魁“皇叔”朝香宮(時任上海派遣軍司令)。

　　美國占領日本后，雖對其政治經濟結構進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日本原有政府卻繼續保留。德國戰后的領導人在東西兩側都由原來的反納粹人士擔任，日本戰后幾屆首相卻是過去對戰爭有重大責任的高官，有的還是甲級戰犯(如岸信介)。日本的國家元首仍是天皇裕仁，只是將處理具體政務權交給了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