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稱呼要合乎常規(guī)，要照顧被稱呼者的個人習慣，入鄉(xiāng)隨俗。在工作崗位上，人們彼此之間的稱呼是有其特殊性的。要莊重、正式、規(guī)范。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國民政府時期的稱呼。

　　記不得是哪部電影了，好象是《開國大典》吧，片中杜聿明與傅作義在北京會面，傅稱杜“光亭兄”，而杜也稱傅“宜生兄”，此稱對于二人來說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記不起名字的電視劇中則有一鏡頭，是張治中與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對張稱“文白兄”，簡直就是胡說八道了。

　　國民政府時期，與當時社會習俗一樣，同輩將領之間在社交和書信中往往稱兄道弟，即在稱呼對方時，在其字或號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慮雙方的年齡大小。從一些國軍將領的來往信件、日記和回憶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如稱何應欽“敬之兄”，稱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這種稱呼有個條件，即對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輩或比自己輩份稍低一些的軍人，對于輩份高于自己的軍人或者直接的長官，就不能使用這種稱呼了。這在半封建的舊中國和注重論資排輩的國軍中，是絲毫也不能亂的。

　　稱兄道弟的場合和適用的對象，從本義上講并不難理解，之所以鬧出上述的笑話，多半是我們的一些編導對國軍軍人的斷代以及具體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夠熟悉的緣故。

　　那么，國軍軍人該如何斷代呢?

　　在國民政府時期，從縱向區(qū)分，國軍將領大致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蔣方震、閻錫山、程潛、陳儀等。這一代軍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裝起義的中堅，主要活躍于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北伐完成后，仍舊活躍于軍事舞臺者，已為數(shù)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軍校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顧祝同、張治中、陳誠、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漢謀、劉文輝、王天培、傅作義、楊愛源、劉多荃、秦德純等，這一代軍人，在國民政府時期各個派系中都有廣泛的分布，將星最為眾多，從二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大陸解放，一直是中國軍事舞臺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號稱“天子門生”的黃埔學生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黃維、王耀武等。自北伐戰(zhàn)爭開始，逐漸形成一支龐大的軍事政治集團，但其分布面則較窄，主要服務于中央軍，在所謂的“雜牌軍”如東北軍、西北軍、晉軍中，則基本上未能滲入。

　　保定軍校的前后八任校長中，有五任校長出身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長以下的教育長、各兵科科長、教官等，也多數(shù)以士官生擔任。而黃埔軍校的教官、隊長則絕大多數(shù)出身保定軍校。就因為這層關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黃埔生形成了較明晰的三個斷代。再加上那時還殘留有“認門生”的習俗，故不管是不是在軍校授過課，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輩學生自稱，上一代也有這個心理，只是多數(shù)不流露于表面。影片《開國大典》中，傅作義有一句臺詞：“林彪是我的晚輩……”，不管這句臺詞出自傅作義之口是否符合傅的為人(我本人感覺不符合傅的謙遜之風)，它所道出的其實就是傅、林分別出身于保定、黃埔這么一層關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時，傅稱奉軍將領于國翰為老師，卻是有據(jù)可考的事實，而它所闡釋的，也是于國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義高一個輩份的原由。

　　當然，除上述三所軍校外，也還有大量其他軍校的畢業(yè)生，不好一一斷代，但也有著前后輩份的關系，就只能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

　　構成這種代差的將領之間的稱謂，大抵有三種情況。一種是，沒有直接的隸屬與師生關系，或者雖有隸屬關系，但職級相差不大時，資深者對資淺者稱之以兄，以示謙虛，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過來，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時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銜蔣命去了前線，于是蔣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時給白發(fā)一電報，電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見，此中正之過也”的詞句。以當時蔣白二人的出身資歷和任職來說(蔣出身保定協(xié)和陸軍速成學堂，白出身于保定軍校)，蔣稱白及夫人為兄嫂是符合當時的社交習慣的，但反過來，如果白也稱蔣為“介石兄”的話，就是大大的不尊了。還說北平傅作義與杜聿明會面時二人之間的互相稱謂，以當時傅、杜二人的職務來說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黃埔，二人又屬于不同的軍系，傅作義稱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過來如果杜聿明也稱傅作義“宜生兄”，就是沒大沒小，有悖倫理了。實際的情況是，當年杜聿明在北平見傅時，對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稱的。

　　第二種情況，是雙方屬于同一派系集團，又有深遠的上下級關系或者師生關系，便都不宜稱兄道弟了。比如張治中與戴笠之間，就不適宜如此稱呼。因為作為長者的張治中要是這么稱，就顯的掉價了;而作為晚輩的戴笠要是這么稱，則是明顯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職業(yè)的關系，使的這位黃埔六期的小學弟在他死后的幾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實際上，戴的資歷和地位在當時的國軍將領中是很低的，而且，雖然其生性殘虐，外表卻十分的虛偽和謙恭，并不象有些文學作品中描寫的象是個小流氓一般。抗戰(zhàn)時有一次陳誠在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任上與戴笠談話，一個多小時里，陳或坐或踱，而戴則一直以立正姿勢聽訓和答話，對陳則一口一個“老師”叫，而以“學生”自稱。其實戴還長陳一歲，戴在黃埔做學生時，陳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為保定和黃埔的輩份關系，戴才稱陳做老師的。張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資歷在陳之上，且戴在黃埔受訓時，張正好是以黃埔軍校教育長的身份主持校務，代行校長職權，二人的師生關系是再明確不過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膽也斷斷不敢在乃師面前稱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稱張“文公”呢?也不行，戴笠與張治中的關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與傅作義的關系，他只能稱張的官職或者稱老師。那部電影中的導演愣是安排戴對張治中稱“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種情況，是雙方同屬于一個派系，又在一個單位，但后來者居上，黃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級。構成這種關系的，在當時也不在少數(shù)，如胡宗南與裴昌會、王耀武與施中誠等，這種情況下，如果職級相差不大，多數(shù)便以同輩相待，可以互相的稱兄道弟了。

　　與稱兄道弟共同使用的，還有向對方稱“弟”和稱“公”兩種，但遠不如稱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兩種情況下使用。一種是對方資歷明顯低于自己，為示謙虛或借重時使用。如在忻口戰(zhàn)役時，黃埔學生李仙洲負傷，蔣給李電報，“仙洲吾弟，，，，，，希安心養(yǎng)傷，并將每日傷情告吾，以免掛念不安”。蔣以校長之尊，稱自己學生為“吾弟”，可見其用心良苦。

　　還有一種情況，則是換了貼子的把兄弟之間，年長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稱對方時使用。張自忠留給馮治安的絕筆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稱呼，蓋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關系。徐州會戰(zhàn)時，張自忠曾給樊松甫捎去白蘭地若干瓶，并捎話：“哲山弟好飲……望他少喝”等句。對比張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資歷，單憑張對樊以“哲山弟”的稱呼，便可斷定二人必定存在著結拜關系，用不著考證。

　　至于社交中稱“公”的，只適宜對少數(shù)位高權傾、資深望重者。同一輩份的人可以使用，輩份稍低的且沒有直接的隸屬和師生關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稱兄時不同的是，稱“公”時，一般是選字中的一個加上“公”字來稱，如稱李宗仁“德公”，稱李濟深“任公”，稱程潛“頌公”等。

　　因這里主要討論高級將領之間非正式場合的社交稱呼，至于輩份相差太懸殊的，比如某個與某個校尉級軍官，上面所說的便不適用了。對于正規(guī)場合該怎么稱呼也不在此多說，也沒什么說的。

　　上面所說的只是一般的情況，對某個具體的人來說，就不是絕對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種情況下，也會因雙方之間關系的遠近、善惡和個人性格、修養(yǎng)以及當時心態(tài)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就要求我們的編導們應該盡可能多地掌握民國軍人的出身與社交關系，才不會鬧出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