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年(1830)，在廣州發生過一次洋女逛街事件，幾乎讓鴉片戰爭提前了10年開戰。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鴉片戰爭不為人知的歷史，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鴉片戰爭的簡介：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語：First Opium War;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清朝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是滿清和英國就英國向滿清走私鴉片引發的一場戰爭，戰爭的導火線是英國商人在中國廣東海域走私鴉片二十多年不止日盛，林則徐于1839年在廣東強行銷煙，中英矛盾逐次升級，而戰爭以中國失敗并賠款割地告終。由此簽署的《南京條約》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除賠款外，將香港島永久讓予英國，并使英國得到領事裁判權。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語：Second Opium War;法語：Seconde guerre de l'opium)是1856年至1860年間發生于中國本土，英國與法國趁中國太平天國暴亂之際，以亞羅號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為由，聯手進攻清朝政府的戰爭，又被英國人稱為“亞羅號戰爭”、“英法對華遠征”或“第二次英中戰爭”。因為這場戰爭被中國方面看作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延續，所以也稱“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爭中，沙俄在出兵后以“調停有功”為名，脅迫清政府割讓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至今沒有歸還，從而成為最大的贏家。

　　鴉片戰爭不為人知的歷史：

　　道光十年(1830)10月4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東印度公司最高領導層之一)師偕同幾個外國女人從澳門來到廣州省城，坐著綠呢小轎，大搖大擺地住進了商館。此后，一連幾天，在師夫人帶領下，幾個穿戴時尚的外國女人坐著綠呢轎，到處觀光。誰能料到，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她們竟然成了一場外交風波的主角兒。

　　因驅逐“番婦”引起刀兵相見

　　“番婦”(晚清官方資料中對西方女性的蔑稱)如此招搖弄得滿城風雨，官方震驚。因為夷人私帶家眷入廣州，以及私自坐轎入商館，都是中國官府曾明文規定禁止的。于是，中國政府責成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賓親自過問，并令外商退回澳門，不許在廣州省城停留，同時禁止夷人乘坐肩輿(轎子)。

　　一場轟轟烈烈的外交交涉活動就此拉開序幕。當師收到中國政府發來的公文時，并不領會中方提出的交涉;而英國商人雅各等，也拿著商行通事翻譯的漢字稟帖，親自跑到靖海門外呈遞，表示外商留在廣州商館，如果不準攜帶家眷，實屬不人道。李鴻賓對洋商的抗議申訴稟帖也不加理睬。最后事態發展成刀兵相見——中方通告：如兩三天內，師仍不遵命將夫人送回澳門，將派官兵進入商館，實施驅逐。

　　對此，外方派出水兵百余人，攜帶輕便槍炮，午夜在商館碼頭登陸，實施布防，保護商館。

　　就這樣兩相對峙，“番婦”問題使中英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實際上，雙方都不愿意把事態弄僵。廣東官員怕涉外事件激化，難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輸導。最后，還是英方先讓了步，向清政府報告了派兵保護商館的原因，并說如果中國官方肯保障商館安全，水兵和槍炮自當撤去。在得到李鴻賓的保證后，英國水兵撤回到兵艦上去了。

　　水兵撤了，但師夫人以照顧有疾病的師為理由，并沒有立即回澳門，等玩夠了，才動身回澳門。

　　乾隆鎖國只許英商在廣東貿易

　　為了開拓貿易，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英國的第一位“中國通”，開始到浙江沿海投石問路。這位英國人在廣州貿易多年，通曉漢語，熟悉行情，漢語名字叫做洪任輝。他偕同公司大班漢森，乘船直抵浙海關寧波口岸。寧波在康熙年間是開放的口岸，后來因海岸灘淺水急和商人資本薄弱，被英商逐漸放棄。英船久不北上，此時忽然闖入海濱要地，乾隆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對浙江海防的憂慮。

　　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種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關稅，讓外商無利可圖。奇怪的是，浙海關稅額的增加并沒有嚇跑英國商人，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寧可多交稅也要到浙江貿易。

　　為處理浙江海關事宜，乾隆帝將熟悉廣東外貿的兩廣總督楊應琚調任閩浙總督。楊應琚接連上了兩份調查報告，認為浙江不比廣東有虎門之險可守。浙江海面遼闊，無險可守，洋船揚帆就可以直達腹地。奏報中不無擔心：洋船上裝載炮械云集天朝商港，這對于沿海清軍水師是個巨大的威脅。乾隆當即朱筆批示：“所見甚是。”然后分別密諭兩廣總督李侍堯和閩浙總督楊應琚：“口岸定于廣東，洋船不得再赴浙省。”這就是給大清國的海疆政策帶來劃時代變動的“一口通商”上諭。

　　接下來，英國商船在浙江被逐，清朝沿海官兵處處設防，英商不得不按照老規矩回到廣州。但是，事情并未了結。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一艘三桅小洋船“成功號”出現在天津大沽海口，英印公司派洪任輝北上京師，向清廷控告粵海關腐敗勒索和廣州洋行壟斷貿易，并請求開放門禁，自由貿易。

　　一個西洋人膽敢跑到天津來告大清帝國海關的狀，這讓乾隆感到十分震驚。他召開軍機大臣會議，決定派遣京官將洪任輝從陸路押解回廣州，福州新柱從福建省前往廣州，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一起在廣州會審。

　　這場洋人控告案最后的結果是，雙方各打50大扳，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被撤職查辦、抄家流放，洪任輝以“溝串內地奸民，違例別通海口”罪，被遣送澳門圈禁3年。

　　大清規矩：“番婦”不準進廣州城

　　洪任輝案結束后，清廷便把外商作為重點防范對象，兩廣總督李侍堯提出了一個“防范外夷”的規章，并得到了朝廷批準。其中一、二款，都是限制外商的行動和私生活的內容。

　　廣州開埠之初，洋婦就和槍炮一樣被拒之城外。當時遠涉重洋而來的西洋婦女都暫時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開始，兩廣總督準許“番婦”居住澳門，厲行對外國婦女的查禁制度。

　　是案子總得有個了結。當事人師夫人走了，師也回了澳門。朝廷只好找相關人來說事，于是，那個送綠呢小轎給洋人的謝五做了替罪羊。

　　11月初，謝五被傳拘監禁，罪名是：交結夷商，私送綠呢小轎。最后，總督李鴻賓與巡撫朱桂楨合議，結案：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示懲罰。

　　待李鴻賓等人把審判結果奏上報行，朝廷認可了，但謝五也已在獄中瘐斃了。

　　而后，李鴻賓等聯名同擬8條關于夷務的章程上呈，除過去已有之外，特意將禁止“番婦”住館、夷館坐轎和偷運槍炮入省等3項明確強調加進。道光皇帝同意了。

　　實際上，師夫人一案的處理，已使英國人摸清了大清帝國地方官的底牌。

　　過了3年，即道光十四年(1834)，英國政府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在華的貿易壟斷權結，專門設立了駐華商務監督，派律勞卑來粵，大班改為夷官，中、英之間一度發生嚴重糾紛，終于導致了鴉片戰爭。“番婦”事件也成了英國商人煽動反華情緒的口實之一。鴉片戰爭之后，英國人可以“帶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的條文被明確載入《南京條約》。

　　從此，大清帝國的街道上，常常能見到各種各樣的“番婦”招搖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