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對外擴張的動機和步驟是怎樣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日本對外擴張的歷史，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如果說1592年和1598年的兩次武力進犯朝鮮，主要是豐臣秀吉及其部分武將出于霸王之心發動的具有一定偶發因素的前近代的對外侵略戰爭的話，那么明治政府成立之后的對外擴張，基本上就是近代日本人在西力東漸的背景下，在逐漸建立起的新的世界觀的指導下，有意識有計劃推行的一種近代國家戰略，其目的是仿效西方列強成為地區乃至世界的霸權國家，雖然是后發，其行為的基本性質，卻完全符合帝國主義的邏輯。

　　自17世紀初開始實施的幾乎與世隔絕(只留下長崎一隅與中國和荷蘭進行著有限的貿易)的“鎖國政策”，使得日本本土的傳統和文化達到了非常圓熟甚至是燦爛的境地，倘若沒有外界勢力的強力沖擊，這樣的狀況也許還會持續相當的時期。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敗于英國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些許震驚，當1853年和翌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率領了東印度艦隊兩次進逼日本，以武力為背景要求江戶幕府打開國門時，懾于七艘龐大的軍艦(其時日本人只擁有兩百噸以下的船只)，日本人不得不開啟了國門，于是英國、法國、荷蘭相繼跟進，逼迫日本人簽署了一系列具有濃烈不平等色彩的通商條約，函館、橫濱、長崎、神戶等港口相繼開放。

　　日本人自然不甘于束手待斃，其實早在18世紀末，就有工藤平助、林子平等少時修習蘭學、對海外情勢有些了解的憂國之士，針對不時南下的俄國人，開始倡導“海防論”。

　　到了19世紀，更有佐藤信淵、佐久間象山等人甚至主張或者主動出擊、或者開啟國門與時流同進，著名的如吉田松陰，在1858年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署之后，在給友人的信函中就竭力主張：“今日之計，當以謹守疆域……乘機墾拓蝦夷(今北海道)，收取琉球，北取朝鮮，挫敗滿洲，東壓支那，南臨印度，以此張進取之勢，固退守之基，以遂神宮未遂之偉業，達豐國未成之大計。”(《復久坂玄瑞函》，據松本健一《近代アジア精神史の試み》，中央公論社1996年，第182頁)順便提及，后來主掌明治大政的伊藤博文，當年正是吉田松陰“松下村塾”的門下弟子。

　　明治政府建立伊始，明治的領袖們便意識到要使日本免于淪為西方列強的股掌之物，唯有勵精圖治，發憤圖強，以西方列強為楷模，在法律、教育、衛生、警察軍隊制度以及工礦、交通、電信等軟硬件方面對國家進行全面的改造，使日本從前近代的狀態向近代或現代社會轉換。

　　而這種改造或轉換，并不是消極地固守一隅，僅僅局限于原本日本列島的地理范疇，而必須像西方列強那樣，向海外拓展疆土，占據海外的資源和市場，將早年的日本“皇國”，發展成一個龐大的日本帝國，以擴張來謀得日本的安全。

　　明治大幕剛剛開啟時，就曾興起過一陣“征韓論”，后來因時機不成熟，“征韓”一事也就暫時被擱置，為抵御俄國的南下和擴展新的疆土，明治政府首先做的是開發“蝦夷”，1869年9月22日將原本有阿伊努族土著居民居住的這一8萬多平方公里的大島改名為“北海道”，仿效美國的西部開發，從本土大量移民，使之成為明治日本的“新天地”。

　　后來日本人的對外擴張，還真的沿承了當年吉田松陰指示的軌跡，蝦夷墾拓之后，就開始計劃“收取琉球”了，琉球在成為一個統一的王國之前，島上分列的中山、山北、山南三個小王國就已經開始向明朝中國進貢了，琉球王國成立后，更是主動納入了東亞朝貢體系。

　　但是1609年，現今為鹿兒島一帶的薩摩藩，在得到了幕府的許可后，率領三千名兵士攻占了琉球，礙于地理的遠隔，薩摩藩并未對琉球實施有效的管轄，而琉球懾于日本的武威，也不敢公然忤逆，雖然它繼續向明王朝、后來是清王朝進貢并接受來自大陸王朝的冊封，并像朝鮮王國一樣，繼續使用明王朝和清王朝的年號，用漢字作為官方記錄文字。

　　這樣在名義上就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向中國和日本同時稱臣的局面，明治領袖主掌了政權之后，試圖將琉球徹底收入囊中，1873年，在獲知有幾十名琉球漁民在漂流至臺灣南部時遭到當地原住民殺害后，正在北京互換《中日修好條規》的日本使臣向衙門提出交涉，中方不予理會，意為此乃“生蕃”所為，與日本何干?日本于是在翌年4-5月間出兵臺灣，懲罰“生蕃”，中方竟然沒有有效制止，且事后還給了日方50萬銀兩的撫恤金，日本則借此向中方明確宣示了對琉球的“主管權”，見中方軟弱，日本索性在1879年出兵琉球，強行將琉球王國改為日本國的沖繩縣，中方雖然未予認可，卻也無可奈何，于是在明治政府誕生后的十年間，日本將蝦夷和琉球歸入了日本的版圖，使其國土的緯度，拓展了將近兩倍。

　　與此同時，日本開始染指朝鮮，試圖徹底打破已經分崩離析的東亞朝貢體系，將原本屬于中國勢力范圍的朝鮮半島，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

　　1875年，在美法等國對朝鮮的武裝挑釁遭到了失敗之后，日本軟硬兼施的計謀卻獲得了成功，并迫使朝鮮在翌年2月與之簽訂了朝鮮第一個對外條約《江華島條約》，于是日本勢力在朝鮮正式登陸。為了掌控朝鮮，日本還屢屢策動政變，但由于中國的武力干涉，1884年企圖將親日的“開化派”領袖金玉均等扶上政權的“甲申事變”還是遭到了失敗，以至于明治日本的思想家、同時也是輿論大佬的福澤諭吉扼腕長嘆，痛心疾首地寫下了著名的《脫亞論》。

　　明治日本人逐漸意識到，當自己服膺西方文明之后，西方對他的壓迫就不再那么咄咄逼人，只是仍想維持此前的不平等狀態，日本眼下向外拓展的阻力，主要來自仍想維系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國，日本只有徹底擊垮中國，才能在東亞建立霸權，于是明治政府在著力推行“殖產興業”的同時，竭力打造“富國強兵”的新日本。

　　首先是推行軍隊的近代化。1873年將原先的軍隊整編為六個鎮臺(按駐扎的區域分別命名為東京、仙臺、名古屋、大阪、廣島、熊本鎮臺)，每個鎮臺由兩到三個聯隊(大致與相當中國的團)組成，總共14個聯隊，并仿效普魯士陸軍，建立了參謀本部。1888年將鎮臺制改為師團制，每個師團由兩個旅團組成，兵員較前擴充了一倍以上，同時引進西方近代的訓練方式和先進的武器，配備炮兵、工兵、輜重兵，建立了完備的情報和兵站體系。

　　至1890年代前期，陸軍兵力達到了步兵28個聯隊(聯隊大致相當于中國的團，但兵員較中國的團更為充實，一般由三個大隊組成)、騎兵7個大隊(大隊大致相當于中國的營，但兵員較中國的營更為充實)、野戰炮兵7個聯隊、工兵7個大隊、輜重兵7個大隊，海軍也達到了大艦(如浪速號等)6艘、中艦(如武藏號等)12艘、小艦12艘、水雷炮艇12艘。

　　順便提及，甲午戰爭時期日方投入的兵力是陸軍7個師團，動員兵力約12萬人，海軍軍艦28艘，五萬七千噸，水雷艇4艘，為了對中國的情形有一個切實的了解，早在1879年，剛剛升任參謀本部管西局長的桂太郎(后曾三度出任日本首相)，提出向中國派遣陸軍留學生的建議，所謂留學生的使命，主要是兩項，一是在中國本土學習口語體中文(明治時期受過傳統教育的日本人一般皆可閱讀并撰寫漢文);二是時機成熟便深入中國各地調查山川形勝和人文社會的實情，同時探察中國的軍事情形。

　　日后，桂太郎在給本部長的報告中有如下表述：“清國乃我一大鄰邦，自締交以來，彼我人民往復，日益頻繁，關系亦日漸擴大。是以兵略上亦當細密涉獵。故在去年明治十二年，為偵探兵備地理，詳審政誌，曾有向該國派遣軍官之建議。彼等奉派遣之命，至該國后，往各地巡回，察地形，探人情，以備他日應機。”(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對支回顧錄》(下)“桂太郎傳”，東京東亞同文會1936年，第214頁)

　　1887年，時任參謀本部第二局長(甲午戰爭時擔任第一軍的參謀長)、曾到中國來進行詳細調查的陸軍大佐小川又次，炮制了一份詳盡的由“彼我形勢”、“作戰計劃”、“善后處置”三篇組成的《清國征討策案》，建議當局對中國進行軍事打擊，這一計劃雖然并未立即實施，但由此可知日本策動對華戰爭的謀劃早已萌生。

　　1890年12月6日，時任內閣大臣(甲午戰爭時任第一軍司令)的山縣有朋在國會發表的施政演說中，提出了“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概念：“主權線是指一個國家的疆域范圍，利益線則是指與主權線的安危有密切關系的區域。……要維護一國的獨立，不僅要守御主權線，還必須要保護利益線。”(據中塚明《日清戦爭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8年，第85頁)

　　在早些時候山縣有朋就在《外交政略論》中明確指出，我國利益線的焦點在于朝鮮。也就是說，必須要將朝鮮半島納入日本的勢力范圍，因此，當1894年5月朝鮮爆發甲午農民起義(又稱“東學黨之亂”)、中國應朝鮮政府的請求擬出兵朝鮮時，日本朝野均認為這是一次向中國全面出手的絕好機會，于是就爆發了日本在7月25日蓄意謀劃、主動挑起的甲午戰爭。

　　隨著日本在戰場上的捷報頻傳，日本國內的擴張主義傾向進一步抬頭，當時的輿論領袖之一德富蘇峰，在戰爭進行到一半時，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日本膨脹論》，他主張：“要膺懲清國、永久維持東亞的和平，有兩個牽制法，一曰物質的牽制，一曰精神的牽制，物質的牽制法就是讓他們支付戰爭賠償金，分割他們的土地，……所謂分割盛京省(指現在的遼寧省——引者)，獲取臺灣，就是此牽制法的一端。……精神的牽制法就是使他們從內心臣服我們的武威，徹底根除他們再度稱王稱霸的野心。”(《徳富蘇峰集》，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第252頁)

　　他進一步提出了帝國主義的設想：“倘若能北占旅順口，南據臺灣，清國再怎么龐大，也猶如一頭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大則大矣，卻已失去了運動其龐大身軀的自由，到了這一步，不僅是一個清國，還北可控制俄國，南可應對英國，這樣我們才可發揮出東亞的霸權。霸權在我手里，和與戰的主動權也就在我手里了。”

　　然而在《馬關條約》中本已到手的遼東半島，卻因俄國等的干涉而不得不再吐出來，且甲午戰爭之后，雖然將中國的勢力驅逐出了朝鮮半島，北方的俄國卻對此虎視眈眈，試圖將中國的滿洲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并染指朝鮮半島，于是日本又臥薪嘗膽，厲兵秣馬，用中國的甲午賠款擴充軍備，在1904年挑起了與俄國的戰爭，最后艱苦取勝，雖未獲得賠款，韓國(朝鮮在1897年改名為大韓帝國)則完全處于自己的股掌之中，滿洲的南部也成了日本的勢力范圍。

　　期間，有一批頗具俠義心腸和亞洲主義思想的日本人，主張與中國攜手共同抗擊西方列強，出于各種目的，他們支持孫中山的反清革命，中國也在甲午戰爭之后主動向日本學習，中日關系相對平緩了十余年。

　　但辛亥革命之后，孫中山的革命黨未能掌權，中國仍處于動蕩之中，這時日本對中國的一種主流看法，就是中國人自己已經很難拯救和改造中國，需要借助業已成為現代國家的日本的力量，日本近代最著名的中國研究家內藤湖南公開主張“支那的革新、亦即要賦予支那社會組織以新的生命”，必須要求得日本的幫助，“最易實行的，是具有革新舊組織經驗的日本人，根據其經驗將支那的經濟組織的基礎進行重建”，這是“日本人對支那改革的使命”(《新支那論》，東京創元社1938年，第277頁)。

　　于是日本借一戰爆發之際，以驅趕德軍的名義，占領了膠州半島，并抓住袁世凱的軟肋，提出了貪欲的“二十一條”，名義上是指導中國的改造，實際上卻是捏住中國的政治經濟命脈，試圖在中國謀取更大的利益。一戰之后的日本，已完全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

　　戰后以美英為主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抑制了日本的進一步擴張，鴿派政治家幣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期間，主張“協調外交”，收斂了對中國的武力干涉，但日本仍然并不收心，陸軍大將田中義一執掌內閣后，于1927年召開了“東方會議”，制定了“對華政策綱領”，將中國東北部的滿洲和部分內蒙地區定為日本的“生命線”，并陰謀炸死了不甘聽命于日本的張作霖，擴充了關東軍的兵力，于是以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為首的一批少壯派軍官，在獲得參謀本部的暗中默許之下，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在占據了東三省之后，又將觸角伸向華北，攻占了熱河省，逼近京津。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從表象上似乎是一次偶發事件，事后日本內閣也曾提出“不擴大”方針，但從后來的發展情形來看，這是明治以來，尤其是“東方會議”以后日本對華政策(日本稱之為“大陸政策”)的必然結果，到了后來的擴張到東南亞，并最終挑起了向美英宣戰的太平洋戰爭，實在是貪欲膨脹，利令智昏，真的以為大日本帝國可以“八纮一宇”，主宰全世界了。

　　二戰以后，由于美國早期的對日占領政策，日本的歷史罪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算，部分富有良知的學者也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如井上清、家永三郎等，但依然有一部分人堅持此前對于日本近代史的認識。

　　1964-1965年間，從一個左翼作家蛻變為極端國家主義者、戰后曾遭到開除公職處分的林房雄，出版了皇皇兩大卷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將日本挑起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韓合并”、進犯中國大陸，解釋成是在歐美帝國主義壓迫下自求生存的迫不得已的選擇，是一連串“無法停手的戰爭”，是“日本悲壯的命運”，西洋人首先在東亞放了一把火，日本人在這場“不斷燃燒的大火中，不得不與火災時時搏斗，有時利用逆風自己也放過火，因此他自己也曾被看做是兇惡的放火者而受到責罵。但我不想譴責與大火搏斗的勇者”(《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上卷，東京三樹書房1984年，第203頁)，他甚至得出結論：“應該將‘對華戰爭’和‘大東亞戰爭’解釋為‘百年東亞戰爭’的繼續，是對東亞殖民地化的反擊。”(同上下卷第38頁)這樣的認識，完全沿承了戰前日本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

　　令人警惕的是，隨著戰爭記憶的越來越遙遠，林房雄之流的觀點屢屢沉渣泛起，甚至在一些媒體上甚囂塵上，這是在戰爭結束70年之際要特別予以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