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學發展的歷史，特點是受到外來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深刻影響。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日本歷史學介紹，希望能幫到你。

　　日本歷史學介紹奈良平安時代

　　日本史學是日本進入封建社會后，在鞏固古代天皇制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日本現存最早的史書是《古事記》,公元712年太安萬侶受元明天皇之命撰錄而成。該書是以神話傳說為主的歷史故事書,"序"用漢文寫成，以中國的奏章為范本;正文采用古漢語行文]和漢字作日語標音混用的特殊漢文體。稍后的官修史書是 720年舍人親王主編的《日本書紀》。該書以說明天皇統治神圣性為目的。其體裁按體裁仿照中國正史本紀，天皇立卷，編年紀事，采用漢文體，用儒家思想進行潤飾。其后，學習中國正史，以之為范本，成為日本古代史學的傳統之一。797~901年的100多年間,日本政府陸續編撰5部正史:《續日本紀》、《日本后紀》、《續日本后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加上《日本書紀》,合稱"六國史"。"六國史"內容自遠古迄9世紀，以天皇為中心,記載制度政令、禮節儀式、外交往還、祥瑞災異、名教道德等事實，"彰善癉惡，傳萬葉以作鑒"(《續日本紀》上表文)，為帝王提供鑒戒。政府在大學寮先后設置紀傳博士、文章博士,以《文選》、《爾雅》、"三史"(《史記》、《漢書》、《后漢書》)為教材，傳播和普及文史知識。隨著歷史素養的提高，出現個人編寫的歷史書，如淡海三船的鑒真傳記《唐大和上東征傳》和菅原道真的《類聚國史》。后者分類輯錄"六國史"。10世紀末古代天皇制衰落，進入藤原氏專權的攝關政治時代。
"六國史"式的漢文編年體歷史枯燥無味，不能適應時代要求;新的歷史敘述形式，即稱為"鏡物"的故事歷史，遂代替官撰史書應運而生。代表著作有記述廷臣藤原道長榮華富貴的《榮華物語》和《大鏡》。故事歷史采取小說手法，通過虛構人物的對話，用日本假名描寫生活細節和內心世界，引人入勝。所謂"鏡物"的"鏡"，取自白居易的百煉鏡詩，既反映儒家的鑒戒史觀，又受佛教思想影響。代替官撰史書，但繼承"六國史"傳統的《日本紀略》(撰者不詳)、《本朝世紀》(藤原通憲撰)和《扶桑略記》(皇圓撰)，也是記載平安時代后期歷史的重要史書。

　　日本歷史學介紹鐮倉室町時代

　　12世紀末鐮倉幕府成立后，武家政權取代公家(朝廷公卿)政權。這時出現了在公家立場上用佛教或神道思想解釋歷史演變的宗教史論。慈圓的《愚管抄》認為歷史演變的根源在于"道理"，"道理"是"歸向衰落的途徑",即從王法向末法的轉變,其必然性由冥界佛神事先安排。與慈圓的佛教末法史觀不同，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則倡導神道史觀。他論證日本皇統的正統性取決于"正理"即君主的有德，但歸根結底"乃神明誓約之靈驗"。慈圓和北畠親房是從維護沒落階級利益出發的，由于階級局限性，史論陷入神秘主義，但把歷史作為整體而探索其發展規律，在日本史學史上卻是一大飛躍。從公家立場寫的《百煉抄》、《六代勝事記》、《五代帝王物語》和《增鏡》，雖是編年體歷史或故事歷史，記事以天皇為中心，但側重于總結與公家命運休戚相關的"承久之亂"(1221)、"建武中興"(1333)等歷史教訓，因此超出單純的編年史體裁，常有論贊式評論，而貫穿其中的也是佛教末法觀和無常觀。新興武家與沒落公家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上迥然不同，必然產生反映武家歷史的新形式。
如鐮倉幕府的正史《吾妻鏡》,采取日記體裁,不加修飾地記錄武家政權初創期的面貌;而戰記文學即所謂軍記物語，則用日漢混合文體描寫戰爭和英雄事跡，成為反映武家歷史的主要形式。軍記物語代表作有從佛教無常觀描寫平氏興亡，但又肯定武士優秀品德和力量的《平家物語》;以及主要從儒家觀念出發記述南北朝戰亂，說明武家政權必然性的《太平記》等。室町時代軍記物語發展為紀實歷史,如《應仁記》寫應仁之亂,《富麗記》寫一向宗暴動等。隱名作者記述各階級包括下層階級的狀況，大膽揭露和批判社會現實，軍記物語和紀實歷史雖不全可信，但提供了武家時代的大量歷史信息。此外，在專史方面有虎關師煉的佛教史《元亨釋書》和瑞溪周鳳的外交史《善鄰國寶記》。

　　日本歷史學介紹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是古代日本史學最發達的時期。德川幕府為提高自身的權威，進行大規模歷史編纂事業，歷經二百年而不衰。重要成果有日本通史《本朝通鑒》、足利史《后鑒》、德川氏創業史《朝野舊聞裒藁》、德川史《德川實紀》、大名史《寬永諸家系圖傳》和《寬政重修諸家譜》等。這時儒家的大義名分、勸善懲惡史觀已取代神秘主義的宗教史觀,占據統治地位。林羅山父子編的《本朝通鑒》和水戶藩主德川光帩主持編纂的《大日本史》( 397卷)，就是以儒家史觀為指導的兩部代表性通史。前者以《資治通鑒》為范例，采取編年體,主張"據事直書則勸懲自見";后者以《史記》為楷模，采取紀傳體，設論、贊，宣揚名分論和尊王思想。江戶時代中期幕藩體制開始動搖，儒家史觀脫離現實,出現發展、改造儒學,或以國學代替儒學的潮流。新井白石從武家立場出發，發展儒學的理性一面，重視合理性和實證性，反對宗教神秘主義。其代表作《讀史余論》根據時代大勢和變化意義，提出"天下大勢九變"和"武家時代五變"的比較客觀的歷史分期論。與此同時,出現了儒學古學派,如山鹿素行著《中朝事實》，無批判地肯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鼓吹日本皇統連綿，優于中國;荻生徂徠主張解古辭以把握其時代精神,解古法以了解其社會,但未形成系統的歷史著述。本居宣長則集國學之大成，著《古事記傳》，用實證方法研究古典，排除儒佛附會解釋，但其結論卻是"神的御心"推動歷史，倒退到宗教神秘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