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漢字的起源顯然是本書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中最要緊的一件事。如果能夠說明漢字的產生有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是千百年來在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各民族中間逐漸發展而來的，那么也許可以證明漢字完全是土生土長的。奇怪的是只有中國創造了文字，與華夏人并存競爭的其他新石器時代的民族，如夷人和蠻人，并沒有創造文字

　　上古時代的華夏人和鄰族

　　

中國文明的歷史和使用漢語的人民的歷史是緊密相連的。盡管如此，兩者畢竟不是一回事。一方面，中國文化，尤其是其精英文化，已通過漢字這個媒介擴展到中國以外的東亞國家——朝鮮、曰本、越南，對它們發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在中國內部特別是在不識字的農民中間，可能隱藏著非漢語的底層遺存，而這個底層已為優勢語言所淹沒、所同化。

　　有人輕率地設想：因為中國的語言是統一的，所以文化也是統一的。越是回溯歷史，這個設想就越是不能成立。即使只就中國中心地帶(即排除滿洲和被清朝征服而附屬于中國的西藏 、新疆、蒙古)而言，也是如此。在歷史黎明時期，自稱為華夏的中國即為其他民族所包圍、所摻雜。華夏人常跟這些民族爭門，視他們為低等民族，就好像古希臘人看不起野蠻人——實際上，自我封閉的社團是常常看不起鄰居的。關于公元前二十世紀至十世紀非華夏民族的語言的性質，我們目前掌握的證據還很少，嚴格說來，它們在語言系屬上是不是都可以歸屬漢語，還是成問題的。

　　一、漢 語

　　(一) 夏 和 華

　　最古老的漢語文獻是商代的甲骨文，這是毋庸置辯的。很明顯，商代的甲骨文不但代表了晚期漢語的書寫系統的古老形態，而且也是某種漢語口語的記錄。這一點必須交代清楚，因為我們知道漢文作為表意義字后來被與漢語大不相同的曰語和朝鮮語所采用。商代甲骨文和晚出的金文在語音成分上有相承關系，因此可以判斷，從商代到周代，語言上并沒有發生劇烈的變換。

　　然而我們仍然不能簡單地把商周兩代人所使用的口頭語言看作同一的語言，或者認為兩者各是漢語之一種;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商代和周代的法律語言各是漢語的一個分支。我們并不知道商代和周代的人口中哪一部分作為一個整體是使用漢語的。也許只有很少的貴族才使用漢語，他們統治著不使用漢語的居民?；蛘哒f漢字可能是夏代發明的，商代繼承了較早的夏代的傳統。商代的統治者可能不使用漢語，后來才改而采用夏朝臣民的語言。周代也是一樣，周在征服商之前，顯然已使用商代的(漢語)書面語。周的后裔后來自稱夏族，其實他們出身于戎族地區，而且在別的方面與戎族也有聯系。這樣的假說雖然未被現有知識所證實，但是它卻是可能的，因為在別的時代和別的地點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

　　如果考古發掘和文獻記載能夠充分地證實夏朝的存在，那么情況也許會變得更為明朗，或者變得更為復雜。張光直曾經提議，應設法證明某些早期商代考古發掘現場即是夏的所在地(見《中國考古學中有關夏的問題》)。這個提議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對解決上述問題沒什么用處，因為沒有文字遺存。

　　(二)中國人在遠東壟斷文化教育

　　從甘肅到臺灣發掘了一批公元前一萬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這些陶器上有一些符號。近年來，為了證明這些符號可能是漢語的早期書寫形式，學者們做了大量工作。這些符號值得我們注意之處在于，它們并未顯示作為真正的文字前身的跡象。因為，如果這些符號是用于傳達意義的話(這僅僅是猜測，據我所知，從未得到證實)，那么，作為共同約定的符號，它們與真正的文字系統相比，數量顯得太少。它們的地理分布相當廣闊，不像是用于表示某一種語言的文字。

　　當然，與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古文字一樣，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確也有圖畫文字和其他偶像崇拜的成分。但漢字作為一種充分發達的文字，它的圖形和口語詞匯之間的聯系與任何充分發達的音素文字同樣完美。只借用一個圖形的意義而不顧它的發音，這種情況很少;相反，它可以借用圖形的聲音來表示意義完全無關的詞匯。有一個例子是“石”字，意為“石頭”，用作重量單位的時候讀作“tan”;但類似的用例很少。

　　在新石器時代，無論在走向圖形符號系統的過程中有過什么嘗試，中國文字很可能是在短期內迅速發明的，而在時間上與標志文明誕生的其他重要發明相接近。如果不作這樣的設想，那么，我們很難理解為為什么漢字在東亞的壟斷會延續這么多世紀。

　　漢字在東亞的壟斷現象，與在近東各種互相競爭的文明中誕生的文字系統的豐富多彩形成鮮明對照。根據現有的證據，充分成熟的文字系統最早在公元前3100年在蘇墨(Sumeria)誕生的。這種文字并沒有維持多久，很快就被原始埃蘭文字、埃及文字、印度河河谷文字和米諾斯(Minoan)文字所取代。而且蘇墨楔形文字誕生僅幾個世紀就被與之沒有語言系屬關系的阿卡德(Akkadian)語所采用，接著又被赫梯(Hittite)語和別的鄰近語言所采用。到了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中國文字形成的時候，世界上許多語言是用多種不同文字，包括最初發明的字母書寫的。

　　另一方面，在佉盧文(Kharoshti)從印度侵入新疆之前，沒有證據可以說明除了漢字之外，東亞還有別的文字。曰本人和朝鮮人從唐代開始使用漢字，在此之前，甚至沒有任何證據說明別的語言采用漢字來書寫(除了在中國文獻中偶然用漢字記錄外國詞匯的語音)。一般說來借用漢字意味著借用漢語。即使在朝鮮、曰本和越南也是如此，在這三個國家，當地語言和中文同時使用，當地語言的音位系統吸收了漢語的語音成分。在中國內部，在文學語言擴散的同時，原先存在的地方語言如楚語和吳語逐漸消亡。后來有的民族借用漢字是為模仿漢字來創制自己的文字，如契丹、唐古特、女真，還有南方一些使用部落語言的民族，如摩梭和羅羅(彝)，不過這已經是中國文明形成以后很久的事了。

　　中國人對文化教育的壟斷，是造成漢語和中國文化的擴散以及該地區別種語言消亡的重要原因。當然可以認為是文化的力量而不是政治的力量樹立起了漢字的權威和壟斷地位。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面。漢字不僅是中國政治和高度文化的工具，而且也是他們的基礎。

　　漢字的起源顯然是本書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中最要緊的一件事。如果能夠說明漢字的產生有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是千百年來在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各民族中間逐漸發展而來的，那么也許可以證明漢字完全是土生土長的。奇怪的是只有中國創造了文字，與華夏人并存競爭的其他新石器時代的民族，如夷人和蠻人，并沒有創造文字。與近東和印度相比較，中國的文字是較為晚出的，這也提醒我們，不要忽視由某種外來刺激促成漢字產生的可能性。

　　當然，就我們目前所知，很難說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刺激，中國的近鄰并沒有文明軫域，除了印度河流域——這里有可能向中國傳播文字觀念。在1978年的伯克萊會議上，我仍然堅持一個觀點(那是在一篇未發表的論文中提出的，那篇論文曾提交給1975年3月斯坦福大學美國東方學會西海岸分會會議)，即認為二十二個干支的名稱是語音符號，代表原始漢語的輔音，它們與早期閃美特語字母表中的二十二個輔音符號有關。我曾進一步指出，可能兩者都是從某種未知的印歐語的文字系統分化而來的，這種文字隨著印歐人在公元前三千紀和二千紀的擴張，向東方和西方傳播。因此我的結論是：雖然就漢字系統內部而言，將干支解釋為語音符號是最好不過的(Pulleyblank,1979)，但是經與閃美特字母比較，這個設想還是可能站不住腳的，盡管其中有些形式和語音驚人相似。最相像的幾個符號，是與晚閃美特字母比較所得的結果。如果將最古老的字母考慮進去，就不那么相象了。更重要的是二十這個數字是有關干支符號問題的核心，包括十個天干，二十個地支，但這可能只是偶然與閃美特字母的數量相同而已。包括二十二個字母的標準閃美特字母表，似乎是公元前第二個兩千年的末期，在腓尼基誕生的，其基礎是腓尼基語輔音音位。然而有很好的證據，尤其是烏加里特(Ugaritic)楔形文字的證據，可以說明在腓尼基字母產生之前，曾經有過與之相關的閃美特字母表，這些字母表有更多的字母。

　　如果閃美特定字母和干支符號形式上的相似是出於幻想的話，那么關于未知的某種印歐語文字系統是東西亞的中介這一假說也就是子虛烏有了。這樣就不得不認真考慮漢字土生土長的可能性，好像新世界的瑪雅(Mayan)文字一樣。然而這樣的假設并不能解決問題。我們仍然不得不考慮，為什么在中國的新石器文化中文字只有一種，為什么與它相聯系的其他重要發明都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里、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我們只能希望在迅速發展的中國考古發掘中找到新的證據，能夠為研究這個課題提供更可靠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