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年底，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同白俄羅斯及烏克蘭的總統在白俄羅斯的首府明斯克簽約，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通過建立一個類似英聯邦的架構來取代蘇聯。這便是蘇聯解體，那么蘇聯解體的原因是什么?

　　體制僵化、經濟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勝利，固然不一定像過去蘇聯教科書所說“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但無需諱言，它也絕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權轉手，它的世界意義在于，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開辟了一條非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嘗試。在蘇聯，這一偉大的社會實驗曾經取得過輝煌，但最后以失敗而告終。史稱“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是一種高度集中和集權的體制。這種體制，為應對國內外緊張局勢，能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適應備戰和應戰的需要，取得工業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顯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時間里使蘇聯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

　　然而這種體制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的發展規律，壓抑了地方、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加上它在政治上無情地消滅各種反對派和壓制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嚴密控制，使整個社會處于僵化、封閉和麻木的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時代主題逐漸向著和平與發展轉移，這種體制使經濟發展緩慢，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更加嚴重，制度性的弊端進一步凸現。顯然，這種體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國建成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歷史性任務，反而使俄國在同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如果說十月革命后出現了“一球兩制”的新格局的話，那么，半個多世紀的比較和競賽，沒有顯示蘇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種體制未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來越多的民眾的支持和擁護，這是蘇聯解體的根本性原因。

　　領導人因素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動蕩的世界和困難重重的國內環境。有人比喻此時的蘇聯猶如一艘滿載軍火的航船，船體銹蝕，方向不明，運轉緩慢，在茫茫大海中瀕臨下沉。這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受命之時，必須實行改革，以挽救這艘航船危亡的命運。可是，這名“船長”很不稱職，缺乏一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膽略和能力，面對種種困難和壓力，他倉促應對，在領導改革中出現種種失誤和將改革引向社會主義崩潰的方向，致使整個國家迷失方向，危機驟增，秩序失控。

　　在此危急關頭，戈爾巴喬夫又只顧自己的得失，在復雜的政治較量中節節敗退，主動放棄陣地，提出改革要從根本上“改造整個社會主義大廈”，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有質的更新”，就是要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義已經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變更現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發生，蘇聯共產黨處境到了危難關頭，“船長”竟棄船而逃，自動辭去蘇共中央的職務，使蘇共迅速走向衰敗。蘇共衰敗，是蘇聯劇變的前兆; 蘇聯解體，是蘇共垮臺不可避免的結果。從戈爾巴喬夫當政7年特別是最后時期的言行看，蘇聯的解體，戈爾巴喬夫當然有著不可推諉的歷史責任。

　　然而，有一種觀點值得商榷，國內外有些學者把蘇聯解體的原因過多地甚至全部歸咎于戈爾巴喬夫一個人。例如，博爾金認為，“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國內也有學者提出一個所謂“叛徒論”，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過分夸大一個人在歷史劇變中的作用，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說過: 是時勢造成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評價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史學工作者的重要任務。

　　外部原因與蘇聯演變

　　外因論者通常不否認內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們往往凸現和平演變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中的作用。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顛覆的一種戰略，即以武力為后盾對社會主義國家遏制的同時，強化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或明或暗地支持蘇聯國內的反對派和民族分立主義勢力，加速美國式的所謂“全球民主化”進程。應該說，和平演變戰略對蘇聯的劇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只有當蘇聯國內出現政治、社會危機和動蕩的時候，外因才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視的是，自戈爾巴喬夫改革以來，東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蘇聯人民得到一個了解西方、與西方國家生活水平作比較的機會，由于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存在短缺經濟，使國內民眾看到自己國家與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對本國當政者的不滿和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從而為西方和平演變打開了方便之門。

　　有學者還認為，西方大國除有計劃地對外滲透、進行和平演變外，特別提到美國誘使蘇聯擴軍備戰，開展兩國間的軍備競賽，使國家財力過多地投入國防軍事預算，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窮兵黷武，發動侵略阿富汗戰爭，使國防軍事開支猛增，國內各類矛盾積聚，成為蘇聯解體原因之一。

　　腐敗導致黨衰國亡

　　蘇聯各級干部的特權現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戰后逐漸形成為特權階層，享有各種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更形成一個個“官僚氏族集團”，這些集團內部兒女聯姻，官官相護，貪污瀆職，使執政黨與民眾之間隔閡越來越大，民心盡失。有一種觀點認為，具體地說，20世紀 80年代末，這個集團羽翼已經豐滿，他們已將大量國家財富占為己有，此時，他們急切希望共產黨的垮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劇變，以便通過國家制度的公開變更，在新制度下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攫取的財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順地將這些財富傳給子孫。基于這樣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為，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劇變，是“一次來自上層的革命，舊統治集團中的主體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對自己借以統治的體制的忠貞，掉頭而去”。國內也有學者認為，蘇共黨內官僚特權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政變’”。

　　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蘇聯晚期官僚特權階層所誘發的腐敗大暴露，以及這些官僚分子搖身一變，成為“新制度”的顯貴，表面看來，似乎就是這些人搞垮了蘇共和蘇聯，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更廣闊的社會背景、更深刻的歷史根源，以及當時蘇聯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動向，就不難發現，不能說由于黨內出現了腐敗和官僚特權階層就導致黨衰國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這類現象的國家，未必都會造成這樣的后果。蘇聯晚期，官僚特權階層固然在黨和國家的上層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但作為掌控權力的官僚集團，他們首先要依賴原有的體制和秩序，以維護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們既不可能是積極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進的反對派，由于這個階層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眾多的“關系網”，使其中許多人善于觀察方向，見風使舵，最終成為劇變的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