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28日，3人一同逃離哈爾濱奔往抗日游擊區。第三天清晨，在距離游擊區不到10公里處，被偽軍追上逮捕。雖然敵人用盡各種酷刑，但是趙一曼嚴守機密，挫敗了敵人的圖謀。下面小編給大家說一下抗日英雄趙一曼被俘經過。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團被敵人包圍在道北區的一個山溝里。激戰一晝夜突圍，部隊傷亡很大。團長王惠同負傷被俘(后英勇就義)，道北區委書記兼2團政治部主任趙一曼指揮戰斗時，一條大腿受貫通傷，骨頭被打碎。22日，趙一曼和3個人轉移到3區春秋嶺附近一戶農家時，被漢奸米振文發現。米振文報告第3“討伐”隊隊長張福興，張福興帶偽軍將農舍包圍。戰斗中，趙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過多，昏迷后被俘。

　　從在珠河見到被俘的趙一曼，到10天后又將其押送到哈爾濱偽濱江省警務廳繼續關押、審訊，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大野泰治都是個重要角色——讓我們看看1962年5，月他作為戰犯在押期間寫的供詞：

　　“這個婦女，穿著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著，臉伏在車臺上，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坐在趙一曼的身旁照料趙一曼。傷者頭發散亂，大腿的褲管都被血灌滿了，在不斷往外滲。

　　我擔心趙一曼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從而失掉可能的情報，急忙走到趙一曼的身旁，叫喊道‘起來!’趙一曼從容地抬起頭來看著我，看見趙一曼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兩三步。我讓遠間(即偽珠河縣首席警務指導官遠間重太郎——筆者)找個適當的審問場所。遠間同縣公所的翻譯詹警衛商量之后，決定在馬料房的高粱垛上進行。從審訊中，知道趙一曼叫趙一曼，二十七歲，在婦女抗日會工作，家庭是個富戶，本人受過中國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這些問題上，趙一曼態度坦然，答語明快。

　　當問趙一曼關于趙尚志部隊的事時，趙一曼回答：‘關于抗日聯軍的事，我不知道。’

　　我問趙一曼是不是共產黨員，在黨內是什么地位。趙一曼回答說：‘我同共產黨沒有關系。’我問趙一曼：‘為什么進行抗日活動?’一聽這問題，趙一曼一下子提高了聲調，作了義正辭嚴的回答，與其說是回答我的問題，不如說是對日軍的控訴。趙一曼說：‘我是中國人，日本侵略中國以來的行動，不是幾句話所能道盡的。如果你是中國人，對于日軍目前在珠河縣的行動將怎樣想呢?中國人反抗這樣的日軍難道還用得著解釋嗎?我們中國人除了抗戰外，別無出路。你們日本人口蜜腹劍。’接著趙一曼就‘日本軍是保衛中國不受他國侵略’，‘日滿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問題作了揭露。趙一曼那種激憤之情，在我看來簡直不像個身負重傷的人。趙一曼對日本軍固然很義憤，但講得有條有理，使人一聽就懂。當翻譯把趙一曼的話向我翻譯時，趙一曼就盯著翻譯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繼續講，滔滔不絕，確是個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覺地成了趙一曼的宣傳對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趙一曼的傷口，只見趙一曼身子抖了一下，臉上露出了忍痛而憤怒的表情。這時候待在趙一曼身旁的那個姑娘跳起來護著趙一曼。我命令旁邊的警士把那個姑娘拉出去。我說：‘看樣子你有點發火了吧?我不是為了聽你那套話來的，你不說，我也會讓你說出來的。你先把你共產黨的身份說一說吧!’在我這樣威脅下，趙一曼從容地回答道：‘我沒有什么中共身份，強迫一個人說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蠻橫了吧?你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把證據拿出來!’趙一曼除了承認做婦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說。于是我就用鞭子抽趙一曼的手，趙一曼干脆不說話了。”

　　用鞭子戳傷口，把竹簽刺進指甲里，是為了使趙一曼屈服，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從被俘地到珠河縣城，一輛牛車在山道土路上顛簸，對傷口不作任何處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爾濱，住進市立醫院，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因為他們發現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因為大腿上的貫通傷潰爛了，他們需要一個活口，而把竹簽刺進指甲里是不會危及生命的。

　　醫院畢竟不是偽警務廳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機會。

　　趙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爾濱的，何時被以“王氏”之名轉至市立醫院療傷無從查考，看守趙一曼的偽警察換成董憲勛，是在1936年4月上旬。

　　這是一個挺沉穩的富于正義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職業，使他對這個世界的黑暗、殘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馬上就要寫到的韓勇義多得多。可他們都碰上了一個令他們、也讓我們這些后人永遠敬仰的人，兩顆冬眠的中國心就怦然跳動起來。在1936年那個叫作什么“滿洲國”的世界里，他們的行為有著特別的昭示意義。后人不會忘記他們，就像懷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戰死的、凍死的、餓死的有名無名的抗聯官兵一樣。只是拿起筆來，心頭總是壓抑著愧疚，因為我和我們這些后人對他們知道得實在太少。

　　開頭的話題，是多大年紀了，掙多少錢呀，娶媳婦了沒有呀，家住哪兒呀等等，董憲勛都回答了。談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滿洲國”這個恥辱的怪胎，董憲勛就不吭聲了，隨之而來的則是他值班時環境的寬松。自然，趙一曼的話題也就更放得開、有針對性了，而且有機會把自己到東北的經歷、見聞，寫成類似小說的文字，董憲勛就成了第一個讀者。有一天，董憲勛就說：俺想參加抗聯，打日本子!

　　護士韓勇義，原是筆者家鄉人，知道得能多點。

　　趙一曼1919年出生于桓仁縣二道嶺，10歲時一家人搬到哈爾濱，投奔在黑龍江省官銀號哈爾濱分號當經理的大伯父韓文貴。“九一八”事變后，大伯父積極籌錢支持馬占山、李杜抗戰，義勇軍失敗后隱居北平。日軍占領哈爾濱，把韓勇義的父親抓去，逼他交出銀號賬目，憂恨成疾而死。

　　有個男孩子名字的16歲的見習護士韓勇義，中等個頭，鴨蛋形臉，一雙清澈的大眼，挺濃的眉毛，活潑開朗，敢愛敢恨，見義勇為。之前趙一曼就見過有關趙一曼的報道，如果說那時是好奇中不無敬仰的話，當趙一曼看到這個被日寇摧殘得不忍睹視的女人時，幾乎就只有后者了。趙一曼非常喜歡在這個特殊病人的身邊多呆一會兒，為趙一曼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特務見趙一曼年紀小，對趙一曼也不大提防。看著傷口逐漸好起來，眉眼間都是笑意。特務們審訊趙一曼，拉下病床踢打，傷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處于好好壞壞、又不致命的狀態，那雙含淚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噴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濱江省警務廳關于趙一曼的情況報告》(濱警特密第8853號)中說：“趙一曼們在憎恨世界的丑惡上取得了一致的觀點。”

　　后來敵人審問韓勇義和董憲勛，施電刑，上大掛，用炭火燒韓勇義的臉和背，問趙一曼為什么要幫助趙一曼逃跑。趙一曼說：“因為自己住在滿洲國，走著滿洲國的街道，坐著滿洲國的車，使用著滿洲國的國幣，吃著滿洲國的出產，這都是由于住在滿洲國，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臟之中所流著的熱血，是中華民國的熱血。我期待著將來的抗日戰線得到擴大，把日本人從東北驅逐出去，再掛起中華民國旗子的日子。”

　　韓勇義被判4個月徒刑，受盡折磨，疾病纏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賓縣3區，那里是3軍經常活動的地方。韓勇義賣了自己的兩個戒指和兩件大衣，得錢60元，充作經費。董憲勛找人做了一頂小轎，用來抬趙一曼。時間定在6月28日，這是個星期天，醫院人少，便于行動。

　　晚上9點來鐘，董憲勛雇一白俄司機，先用汽車將小轎送到南崗文廟后邊，再去醫院將趙一曼抬上汽車，重返文廟。下車上轎，由他和事先約好的他的叔叔董廣政抬著，由阿城方向逃出哈爾濱。韓勇義提著藥箱，一路隨行。到了鄉間，又雇輛馬車。

　　敵人是29日7點左右，另一個偽警察來接班時，發現趙一曼逃走的。憲兵、警察、特務立即出動，很快找到白俄司機這個線索，并判斷出追趕方向。因為趙一曼必須借助于車輛才能行動，而當時哈爾濱街上的汽車屈指可數。

　　30日晨5時左右，在距游擊區不到10公里的阿城縣金家窩棚，被敵人追上了。

　　這是個悲壯而平靜的結局。朝陽剛從東方的地平線露出頭來，山野大地蔥蘢翠綠，草葉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來，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趙一曼習慣地伸手去腰間摸槍，空了，那張清秀、蒼白的臉上就現出一笑——那是沉靜的一笑，也是輕蔑的一笑。

　　董憲勛和韓勇義是難免恐懼、慌亂的，可看到趙一曼那神情，就沉靜、坦然了許多。況且打從把自己的命運與趙一曼聯系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對這一刻就是有所準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