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祿被任命為大亞灣核電站籌建總指揮之后，1986年，彭士祿又成為了秦山二期核電站的首任董事長，將滿腔熱情又投入到火熱的中國核電國產化建設中。如果說秦山核電站的成功建成實現了我國大陸核電零的突破，那么秦山二期則是我國核電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據秦山二期核電站第一任總經理于洪福回憶，彭士祿在秦山二期任董事長期間有三大貢獻：一是選點，確定了在楊柳山建設秦山二期;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會制度;三是進行了初步設計，親自計算了核電站主參數，為秦山二期的創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當時的中國，在工業基礎、建造水平、材料及管理諸多方面均與國際上有很大差距，導致這個采用國際標準、由我國自主設計、自主建造、自主管理和自主運營的核電站，注定要與艱難為伍，以坎坷為伴。

盡管有大亞灣90萬千瓦核電作參考，但把核電站反應堆三個環路改為兩個環路，并不是像把三只腿砍掉一只那樣簡單，而是整個核電站的設計多要發生很大變更，133個項目需要重新設計，大量數據需要做兼容工作。

當時有人斷言，秦山二期核電站不可能按期建成發電。事實上每推遲一天發電，僅每天財務費用支付就高達上百萬元。工程造價的提高，既影響到核電的競爭能力，又會影響到國產化的形象。秦山二期的成功與否，對每一個核電決策者和建設者都是一種考驗。而這一切壓力，并沒有抵過秦山人“人定勝天”的信仰。

面對困難，在先后擔任董事長的馬福邦、張華祝、趙宏同志運籌帷幄下，從容決策，精心組織，啃掉一個個硬骨頭。中國核電國產化繞不開秦山核電二期的貢獻，它既是中國核電國產化的練兵場，又是走向世界的實驗田，包括“華龍一號”177組核燃料元件的改進和許多寶貴的數據都是在秦山二期核電站實驗成功的。

彭士祿說，搞任何一項核電工程，我們既要懂設計，懂經濟，懂辯證法，還要關心建設人員的生活疾苦，要有安邦治國的理想和哀憫的情懷。否則核電站延誤一天，損失多少，你心里就沒數，你就管不好這個工程。

在堅定建設國產化二期核電站項目中，彭士祿以他獨具的個性、超凡的膽略，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昂揚拍板，將中國國防建設中作出貢獻的、施工技術超群的核工業二十二、二十三公司5000人掛在嘉興市的臨時戶口，由秦山二期出資，全部落戶到海鹽，不僅滿足穩定了秦山核電工程隊伍，解決了歷史上建筑施工單位建完就走，滿地游離的困境，為工程建設者提供了固定的生活家園。這是幾代人沉甸甸的囑望，一份責任擔當。

三十年過去了，正是這支中國核電的建設隊伍在海鹽建起了九座核電機組，現在的秦山已不再有山野的鳥鳴和不奇的峰巒疊嶂，而是變成了中華大地上核電機組最多、堆型最豐富，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核電能源基地，為社會創造價值，為人民造福。這支隊伍從海鹽走出去，在中國大地上星羅棋布地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潔的綠色能源核電站。“浩蕩入溟闊，志泰心超然”，這是彭士祿對核事業的不易情懷。

大國重器，以命鑄之。從1970年8月30日四川大山深處的我國首次核能發電，到如今“華龍一號”成為“國家名片”，我國掌握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首堆示范工程進展順利。很多像彭士祿一樣從事核研究的工作者，在祖國貧弱的年代，創造出了蔭護萬代的財富，用自己堅挺的脊梁，給了整個民族以力量。幾十年后，中國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潔的綠色能源核電站。一代又一代核工業人用沉甸甸的奉獻，托起核動力，鑄起核電站，挺起共和國和平利用核能的脊梁。

彭士祿感動中國事跡心得體會精選篇1

彭士祿，男，漢族，1925年11月出生，中共黨員，廣東海豐人，我國著名的核動力專家，中國核動力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是黨的早期領導人、我國農民運動的先驅彭湃烈士之子，年幼時父母犧牲，8歲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投入監獄，此后顛沛流離，幾經輾轉到達延安，在黨的培養下成長成才。上世紀50年代，他響應黨中央號召，隱姓埋名投身核潛艇研制事業，擔任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主持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裝備、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為我國第一艘核潛艇成功研制作出了重要貢獻。改革開放后，他負責引進大亞灣核電站，組織自主設計建造秦山核電站二期，引領我國核事業發展實現歷史性跨越。曾任原第六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原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黨組成員，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原科技顧問，是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3月在北京逝世。

彭士祿同志個人成長和家庭發展，歷經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各個歷史時期，見證黨的建立、鞏固、發展的百年奮斗歷程。他繼承先輩遺志，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始終保持著對黨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他以身許國、科技報國，求實創新、敢于拍板，踐行了“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錚錚誓言，為我國核動力事業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高風亮節、淡泊名利，永葆初心、不改本色，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不息、躬耕不止，集中體現了黨的堅定信念、根本宗旨、優良作風，生動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犧牲奉獻、開拓進取的偉大品格。

彭士祿同志的先進事跡廣泛宣傳報道后，在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科技工作者普遍認為，彭士祿同志是紅色家風的優秀傳承者，是科學家精神的杰出踐行者，是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是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大家紛紛表示，要以“時代楷模”為榜樣，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從黨百年奮斗中感悟信仰的力量，把個人成長奮斗融入黨和國家事業，以優異成績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時代楷模”發布儀式現場宣讀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追授彭士祿同志“時代楷模”稱號的決定》，播放了反映他先進事跡的短片。中央宣傳部負責同志為彭士祿同志親屬頒發了“時代楷模”獎章和證書。國務院國資委、中國科協、中國核工業集團黨組負責同志，廣東省有關方面負責同志以及干部群眾、科技工作者、青年學生代表參加了發布儀式。

彭士祿感動中國事跡心得體會精選篇2

1925年，彭士祿出生在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是彭湃的二子。上世紀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沖破階級的“枷鎖”，成為“中國農民運動的第一個戰士”。

“一個漆黑的夜里，奶媽背著我逃難。”這是彭士祿關于人生最早的記憶。1928年，他3歲，母親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義。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高唱《國際歌》，慷慨赴死。那一年，年僅4歲的彭士祿成了孤兒。盡管彭士祿才4歲，他就已經成了敵人的“眼中釘”、全國懸賞搜捕的“通緝犯”。

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斬草除根”，彭士祿過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幾十個貧苦百姓家生活過，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8歲時，彭士祿被國民黨當局抓進監獄。在那里，他吃的飯里滿是沙子、蟲子，渾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覺蓋的是破麻袋。

1935年，在獄友們的掩護下，在監獄受了一年苦、差點被餓死的彭士祿終于出獄。之后，他從監獄轉到廣州感化院，患重疾又差點病死。10歲時，他開始沿著鐵道流浪，一度靠乞討度日。后來，彭士祿再度被捕，這一次，祖母周鳳將其營救出獄。此后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門學習和生活。直至1940年，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彭士祿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周恩來見到彭士祿時凝視了一陣子，親切地拉著他的手說：“終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繼承你爸爸的遺志，好好學習，努力工作。”

后來，15歲的彭士祿來到了延安，于194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回顧過往，彭士祿總是飽含深情地說，“坎坷的童年經歷，磨練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

1951年，彭士祿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留學蘇聯的名額，前往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學習。

1954年1月，美國東海岸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巨大而靈巧的“黑色水怪”轉眼潛入太平洋，游過墨西哥灣、蕩過南美洲、橫穿大西洋，途經歐亞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國東海岸，而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動力來自一塊高爾夫球大小的鈾燃料。如果換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節車皮的石油，消息一經公布，舉世震驚。這就是繼原子彈之后再度震驚世界的美國核潛艇“鸚鵡螺”號。

1956年，陳賡大將到蘇聯訪問，正準備回國的彭士祿被密召到中國駐蘇大使館。陳賡問他：“中央已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你愿意改行嗎?”“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彭士祿堅定地說。

“從未在晚上12點以前就寢過，我們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一頭扎進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見了湖泊那樣。當時，那種奮進不息、為祖國奪取知識制高點的心情是難以用語言描述的。”回憶這段時光，彭士祿這樣說道。也正是這段時光讓彭士祿與核動力結下了一生的緣分。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1959年10月，當時的蘇共中央赫魯曉夫率團訪華，毛澤東提出了為中國核潛艇研制提供技術支持的請求。赫魯曉夫傲慢地回答：“你們中國搞不出來，只要我們蘇聯有了，大家建立聯合艦隊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出，在中國設立長波電臺，建設供蘇聯的潛艇停靠的基地。

聽后憤怒地站了起來說：“過去英國和其他外國人占領我國多年，我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國領土!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然而，當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想要造核潛艇，簡直比登天還難!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無外來援助，包括彭士祿在內的所有人，誰也沒見過核潛艇長什么樣，僅有的參考資料，是從報紙上翻拍的兩張模糊不清的外國核潛艇照片，和一個從美國商店買回來的兒童核潛艇模型玩具。在這種狀況下搞核潛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學”。

“那時候，條件艱苦啊，我們都能夠干出來，不容易!”彭士祿深知，僅憑一腔熱血是不夠的，需要把自己和別人已有的經驗和技能進行轉化，同時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識。

彭士祿針對全室大多數人只會俄語不會英語、而外文資料又大多為英文的狀況，組織了集體英語學習。大家從早晨5點多鐘起床就背英語單詞，甚至上廁所時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幾遍新學的單詞才去睡。這樣邊學英語，邊看與各自專業有關的英文資料，經過兩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過了英語閱讀關，并且摸清了國外核電站、核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

“那時候，交通不便，我們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陰暗潮濕、毒蛇蚊蟲肆虐，生活非常艱苦。我們是吃著窩窩頭搞科研的，連窩窩頭都吃不上時，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沒有電腦，僅有一臺手搖計算機，大家就拉計算尺、打算盤，那么多的數據都是靠這些工具沒日沒夜地算出來的。”彭老回憶說。

就這樣，通過邊學習邊實踐，他們逐漸扎實地掌握了核動力裝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統、各專業間的內在關系。默默攻關，這些“門外漢”悄無聲息地站到了核動力科學研究的前沿。

“我來簽字，我負責!”

尖端科學講究精細嚴謹，但彭士祿偏偏“大膽”。

在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開發前期，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知識都幾乎為零，他們有學電的、有學化工的、有學儀表的，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的爭論。出現這種情況，他就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1970年7月，反應堆開始緩緩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檔功率，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問題不斷增加，反對繼續提升功率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這一天，實驗現場圍滿了人，負責數據運算的黃士鑒并不知道彭士祿滿功率的計劃，下午六點多鐘，黃士鑒發現，竟然滿功率了!他以為自己算錯了，繼續算第二遍、第三遍，第三遍，他才確定。

彭士祿的“大膽”，并非有勇無謀，“拍板”也并非胸中無數。有一次，有人問他：“為什么敢于拍板?”他說：“其實，有個秘訣，一定要用數據說話。”牢牢掌握實驗數據，是他大膽決策的科學依據。也有人問他，“在潛艇核動力研制過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說：“有啊，怎么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只要三七開，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干什么?”

就在核潛艇進行最后調試工作時，劇烈的胃疼襲來，彭士祿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醫生診斷為急性胃穿孔，這一次手術，彭士祿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那一年，他才49歲!他說：“我喜歡這個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1988年，彭士祿又擔任了秦山核電二期工程董事長，成功實現了我國核電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到：“也許因是屬‘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勁精神，不做則已，一做到底。活著能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群體團結，是合力，至關重要，最怕‘窩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勁越糟糕，最后變成負力，悲矣!盡自己的力氣去做正功，沒有白活。”

大國重器，以命鑄之。他們在祖國貧弱的年代，創造出了蔭護萬代的財富，用自己堅挺的脊梁，給了整個民族以力量。幾十年后，中國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潔的核電站。一代又一代核工業人不弛于空想，不鶩于虛聲，將青春年華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潛艇、澎湃動力的核電站，無聲，但有無窮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