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錯學屬縱橫家。曾跟張儀有過爭論，主張得蜀即得楚。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馬錯率軍滅亡蜀國。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司馬錯的論伐蜀介紹，歡迎大家閱讀。

　　司馬錯的論伐蜀介紹

　　《司馬錯論伐蜀》選自《戰國策·秦策》。前316年，秦王想利用巴蜀發生戰亂之機，興兵伐蜀，不料韓師侵犯秦境。他面對這種局勢，舉棋不定。文章就記述一場關于“伐蜀”與“伐韓”的爭論。經過這場爭論，秦國解決了用什么戰略統一天下的大問題。這場辯論，頗有特色，處處緊扣雙方爭論的主旨，把一個復雜的問題，寫得使人一目了然。

　　這篇文章描述的是一次在秦國內部圍繞戰略問題而發生的宮廷論爭。論爭的一方是名臣張儀，一方是悍將司馬錯。論爭的焦點則在于確定泰國的下一個攻擊目標，以達到從中獲利、富國強兵的目的。二人各執一端：一方極言攻韓，一方力主伐蜀，如從立論的標準看，他們的出發點還是一致的。那就是，“名”、“實”二字，既要為秦謀得實利，又要不致于陷于污名之中。《孫子兵法》有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司馬錯能在論爭中占上風，原因就在于他眼光更遠，思慮更深。他不僅抓住了名利的根本，而且還進一步考慮到事情的輕重難易。他看出伐韓劫周既遭惡名又無利可圖，而伐蜀則是避難就易，可以“名實兩附”。

　　文章先列張儀的觀點。首先，張儀認為伐韓可分三步：第一，親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緱氏山的出口，擋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牽制韓軍，秦軍乘機直逼二周郊外，聲討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權的九鼎寶器;第三，擁九鼎而挾天子以令諸侯，成就王業。其次，張儀駁司馬錯伐蜀之論。認為蜀地偏遠，勞師乏眾，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創建王業的關鍵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離成功之業太遠，不宜采用。

　　針對張儀之論，司馬錯斬釘截鐵地用“不然”二字進行反駁，然后也分三步論證伐蜀的理由。第一，從宏觀上提出建立王業的三條件，即地廣物豐，兵強民富，博德廣施。而秦地小民貧，尚不具備成就王業的條件，宜從易處著手，增強國力;第二，蜀有桀，紂之亂，易攻易伐，用兵不傷眾，取其地可廣域富民，道義上還可獲得禁暴平亂之名，一舉數得，既有利又師出有名，不會引起諸侯國的反對;第三，伐韓不可行。伐韓未必有利，又有挾天子的惡名，勢必迫使各諸侯國聯合抗秦，使秦處于危險的境地，故伐蜀是為上策。

　　兩人觀點迥異，但從論辯中可看出：張儀的主張多主觀唯心的空想，諸如魏，韓是否同秦國友善，是否愿出兵牽制韓軍;尤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國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馬錯是從實際出發，知己知彼，提出積極穩妥的辦法，既能發展壯大自己，又能在輿論上站住腳。

　　司馬錯的攻戰策略最終在實戰中得到驗證，由此也顯示了他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冷靜沉著和思慮的深邃周密。

　　這篇文章幾乎全由人物的論辨語言構成。隨著語言的展開，各自的觀點也升始激烈的交鋒。這里，沒有畫蛇添足的行動描寫，也沒有拖泥帶水的細節構繪。文字處理得干凈、洗煉。二人的論辯語言也始終平實、直樸，并不在聳人聽聞的夸飾之詞與縱橫排算的激昂之氣上爭勝負，而只在實質性內容上論英雄。這種藝術表現方法，同樣很好地表現了張儀的迂闊和急干求成，也很好地塑造了司馬錯這一“戰國中求實落經濟”(林云銘《古文析義》)第一人的政治家形象。

　　結構的精巧、綿密、完整亦是文章的一大特色。文章始以“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一句交待了事件的起因，并營構出一個嚴肅的宮廷辯論的氣氛。繼之雙方互陳觀點。最后以定蜀的結果對雙方看法的高下作了最后的裁定。事件發展的客觀順序始終是文章的線索，在敘述中，作者并未顯露主觀的褒貶、抑揚等態度，來打破這種結構的完整性，但作者的傾向性又盡包融于這—結構之中 司馬錯的多謀善斷、料事如神為后世描寫能臣賢相開了先河。就這點看，金圣嘆以為司馬錯是諸葛亮形象的“粉本”，是很有道理的。

　　司馬錯的人物評價

　　劉禹錫《登司馬錯古城》：“將秦師，西南奠遐服。故壘清江上，蒼煙晦喬木。登臨直蕭辰，周覽壯前躅。塹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綠。廢井抽寒菜，毀臺生魯谷。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楚塞郁重疊，蠻溪紛詰曲。留此數仞基，幾人傷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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