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學指中國東漢末期建安年間(196年-220年)及其前后撰寫的各種文學作品，風格獨特，在文學史上獲得崇高評價。下面小編給大家從建安文學淺析三國歷史文化傳承的方式。

　　隨著東漢末期漫長的戰亂與黨錮，東漢盛行的清談儒學也隨之沉寂，直到建安年間，政局相對穩定，學者、文人逐漸聚集在各集團的領導者身邊，文學得以復蘇。在這之后，文學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與發展，形成了一種具有獨特魅力的文學風格，而這些風格一直貫穿著整個三國鼎立的時期，直至結束，所以后人統稱之為三國文學(196-265)。

　　這段時間中戰爭和政治嚴重干涉了文學的發展，這使得三國文學前后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時期，一種是崇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名教的積極入世是的文學時期，一種是崇尚虛無、自然、無為而治的道家玄學的消極避世的文學時期。這兩段時期的分水嶺一般是以三國時期最杰出的文人曹植的辭世(232年)來區分的。而前一時期(196-232)中，建安年號持續時間最長，稱之為“建安文學”，后一時期(232-265)中，正始年號持續時間最長，稱之為“正始文學”。今天我們初步談論的便是前一時期的文學，即“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的創建者是曹操，曹操出于對文學的喜愛和推崇，從196年移都許昌后，便“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廣納文人齊聚麾下。直到204年，曹操攻陷了鄴城，便將之作為自己的文化政治中心，全國眾多文人“悉集茲國”，集體進行創作，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學”由此而誕生了。在鄴城，文人的高度集中“蓋將百計”，超過了此前任何時期，直至唐以前，建安文學都是最龐大的文人創作集團，所謂“彬彬之盛、大備之時”正是形容了建安文學這一曠古盛世。后人李白、杜甫、韓愈等都是建安文學的忠實擁躉。

　　“建安文學”中透露出的“古直”、“悲涼”、“慷慨”、“遒壯”的文學特征，都是其他時代不能比擬的。

　　由于曹操的長年征戰，遠離鄴城，“建安文學”的實際領袖是曹丕和曹植，主要核心文人(不包括單純士人、學者)有王粲、劉楨、阮瑀、陳琳、應玚、徐干、孔融、楊修、邯鄲淳、繁欽、仲長統、左延年等(另有遠離核心的文人有諸葛亮、秦宓、楊戲、張紘、戴良等不談)。從196年孔融的加入，到208年標志性人物王粲的加入，終于完成了文人齊聚的“彬彬盛世”，這一盛況一直持續到220年 “建安文學”的領袖及主干相繼辭世，它的文學格調也發生了一些轉折，所以“建安文學”也被分割為(196-208)、(208-220)、(220-232)三個時期，而每個階段都有著不同的特點，分析如下：

　　第一階段：208年以前，戰爭的頻繁突發，讓百姓悲苦難存，哀鴻遍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文人們也大多經歷了漢末戰亂，感受到了兵燹之災，創作也多以戰亂和憂患為主，盡顯蒼涼“梗慨之氣”。建安文學中期.jpg例如：“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蔡琰《悲憤詩》)，以及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描寫的母死子棄的慘絕人寰的戰爭之苦，均是文人們以極其古樸悲涼的直抒胸臆的手法進行白描，讓讀者觸景生情，不由“恨與淚俱下”，“喟然傷心肝”。當然，同期作品中，除了表現上述悲苦，也有表現出文人們期待穩定、憂國憂民的另一面，例如：“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孔融《六言詩》);“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王粲《登樓賦》);“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諸葛亮《出師表》)，以及劉楨的《遂志賦》等，都表現出文人們渴望和平，積極入世的思想。總體來說，這段時間的詩賦以滄桑離亂為主，也奠定了建安文學的古直、悲涼的文學基調。

　　第二階段：208-220年，北方的相對穩定，戰爭逐漸的減少，鄴下文人集團對戰爭之苦的描述也逐漸淡化，而描述安定祥和的文章詩賦增多。與此同時，曹植也登上了建安文學的舞臺，由于出生高貴，也對戰爭的了解不深，他與曹丕帶領著鄴下文人集體創作詩賦時，極盡文采的描述著斗雞走馬，飲宴游樂的閑適生活。例如“斗雞東郊道，走馬長揪間……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曹植《名都篇》)(李白〈將進酒〉曾寫“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 (曹丕《孟津詩》);“有卓爾之殊瑰，超詭異以邈絕”(吳•張紘《瑰林枕賦》)。基本上王、劉、應、徐等人都一起享受過這樣的生活，而且都與二曹并寫過很多同名詩賦，例如《公宴》、《七詩》、《出婦》等，都屬于受命之作，所以詞盡華麗，爭齊斗艷。但是，各位文人也都有著自己獨立的人格和對社會的憂思，且文學領袖曹操偶爾會帶著他們經歷戰爭，所以他們的作品的另一面也包含著比之前期更加深刻的悲哀和慷慨。而且曹操本人的文學創作，也走向了顛峰，他的詩賦悲涼而雄壯，凄厲而渾厚，展示了一個偉大的軍事家、政治家的雄壯偉志和悲天憫人。曹植在此期的創作，多為慷慨激昂，渴望立挽狂瀾，建功立業之作。這一時期，可謂悲涼與慷慨均發展到了極至。

　　先談悲涼，“悲涼”的有“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曹操《苦寒行》);“出北園兮彷徨，望眾墓兮成行”(曹丕《感離賦》);“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蔡琰《悲憤詩》);“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曹植《送應氏》)。眾家的悲涼情調一致，但深淺不一。曹操、蔡琰均是戰爭的罹難者，心靈、肉體上都受到過沉重的打擊，作品老道沉穩，滿目創痍之痛，讓人讀之肝腸寸斷。而曹植、曹丕并未受到戰爭之苦，表現的悲涼之氣是作者一種心靈上強烈的震撼。所以單論悲涼之句的話，在下認為曹操、蔡琰當在二曹、七子之上了。

　　再說慷慨，“慷慨”的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曹操《龜雖壽》);“周公吐脯，天下歸心” (曹操《短歌行》);“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王粲《從軍詩》之四);“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曹植《與楊德祖書》);“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曹植《薤露行》);“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曹植《白馬篇》)。曹操的慷慨充滿著政治家的沉雄老健，曹植的慷慨充滿了才子胸襟氣概，父子二人不同的著筆，各顯文韜武略，相映成氣。曹植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更成了歷代英雄慷慨救義時的口頭語。

　　同時，在建安文人中，個人的社會觀與價值觀也不盡相同，對“立德、立功、立言”的選擇不同，慷慨悲涼不同，體現在詩賦中的韻味也不盡相同。王粲與劉楨二人是把“立功”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但是文人不同士人，想做到高官是非常艱難的，除了王粲做到了侍中以外，其他單純文人能做到重要職務的相當之少，這種想匡世救國的思想與顯示的不得重用是非常矛盾且壓抑的。在文章中，王粲《鶯賦》與劉楨《雜詩》都表示了人生苦短，想建功立業卻不得重用的苦悶。但后人在談論建安文學的風氣骨力中，王粲和劉楨均得到了一致贊許，認為他們亦“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可以說，若論及建安風骨，陳王以下，王粲、劉楨居之。另有應玚亦與王、劉等同，但稍次之。其他幾位文人核心中，徐干選擇了“立德”，他與世無爭，專修德政，除了《西征賦》外，清恬雅適的性格也讓他的文章作品充滿著清綺。

　　陳琳可以說比較適應了鄴下安定的生活，后期作品多與《公宴》等同。(附：阮瑀也是一位積極入世的文人，可惜在212年，就不幸去世，留給后人的作品極少了。至于另一位文人代表孔融，雖然他被曹丕列入了“建安七子”〈陳壽列建安六子無孔融〉，但他從未參與過任何鄴下文人集團的活動，年齡也大過其他人最少20歲， 208年去世了，留下的作品慷慨之氣甚少，清談之味甚足。作品和思想都應屬于東漢“清談儒士”。)在217年全國性疾疫中，王與劉、應、徐、陳一時俱逝，而幾年后，繁欽、楊修、曹操的相繼去世，建安文學“蓋將百計”的“彬彬盛世”也結束了。這一段時間，文人云集，作品眾多，堪比唐宋，為后世慷慨、悲涼、遒壯的作品制訂了全套的樣本。這是一出不可多得的文學盛會。

　　第三階段：220-232年，建安文學的參與者死傷殆盡，曹丕登上了帝位基本不參與文學創作，而僅存的曹植受到了空前的排擠，在死亡邊緣掙扎徘徊。而這種精神上的折磨，心理上的恐懼，創作上的孤獨，反倒讓曹植在文學上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前期的曹植可以說是“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慷慨激昂”那后期的創作不再如前期慷慨樂觀，而是增添了無限憂思憂生之情， “情兼雅怨”經過這一時期的歷練他，才真正做到了“卓爾不群”。后期的作品除了《責躬詩》、《七步詩》、《種葛篇》等等，在223年，曹植第一次被詔回洛陽時，在曹丕的要求下，作一篇類似挽文《洛神賦》，文采飛揚，而“情兼雅怨”，可謂登峰造極。而就在這次離京，與同時進京的兄弟曹彪告別，念起兄弟相會無期，黯然神傷之時作《贈白馬王彪》，風骨華茂并顯而深含著無限愁思，被后人公認為整個三國時期第一名篇，而曹植本人也被推上了歷史的最高舞臺。然而這位天才的詩人也是弱智的政治家，曹丕死后，曹植一直妄想著能建功立業、為國效力，其間的作品(類似《求自試表》)大多是寫給曹睿的，透露著卑微與謙恭，可他不明白，曹睿是不可能用他的，于是在232年躊躇滿志受詔來京卻無功而返后，郁郁而終了。

　　伴隨著曹植的去世，整個“建安文學”時期也而戛然而止。崇尚修齊治平盛世文學時期結束了，而崇尚無為而治的文學登上了歷史的舞臺。這是后話。在接下來我們談論三國群文化之前，還不得不提到曹丕的一篇名文《典論•論文》。這是一篇文章性專論，主要講解的是“批評的態度”、“文章的差異”、“作家的氣質”、“文學的功能”。文章“立德、立功、立言”中的“言”放到了文學的功能中專述，提出了“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這一震撼性的言論，這在我們當今社會，“立德”“立功”都很渺茫的情況下，是相當值得我們思考的。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發現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現在的三國群基本是以考試和爭辯為主，對考題的熟知度和對正史的了解度決定了我們在三國群的地位，了解的細節越多，正史記得越詳細，便越受尊重。正史排擠了演義，考題替代了文化。可能也與中國的應試教育有關吧，總之，我稱現在的三國群文化為考試文化。可是，現實的應試教育帶來了很多高分低能兒，三國群的考試文化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我們試想，如果當別人問及或若干年后回首：“學三國學了這么多年，你學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們該怎么說?出題考問對方還是將我們知道的細節一一展示出來呢?

　　之前，曾經與一友人討論過一個問題，我說，若論對《三國演義》的了解程度，不要說一些專家，可能就連羅貫中本人對演義的細節，怕是還沒有他知道的那么詳盡。當然，我現在提出來并非有什么質疑，我反倒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我也很贊同剛來的新人們不斷地通過比賽，增加自己對細節的了解，因為我們只有了解了那些細微的枝節，才可能去對三國這段時期有更深層的了解。這些細節就如同我們新華字典里的字詞，英文課本里的單詞，只有背得多了，我們才知道如何去應用它們，組織它們。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不加以組織，它們依然不屬于我們，我們可以暫時以我們知道這些細節來驕傲，但是有一天，別人知道的那天，我們又拿什么來展示呢?

　　很多人瞧不起易中天教授，覺得自己了解的比他深比他透，但是我是佩服他的。易老師推動了三國文化的發展，他有了自己的“經國之大業”，我們呢?難道繼續憑我們自己比他多了解的那一小點知識造謠過市嗎?

　　回到曹丕那句話上，當今社會，如何衡量“立德、立功、立言”?我們不能向顏回一樣簞食瓢飲住陋室，也很難金戈鐵馬馳騁江湖完成雄偉目標，我們來到這，選擇了文，就應該努力完成我們自己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如何讓自己擁有經國大業呢?首先還是拿出勇氣來，一步一步，寫吧!《文心雕龍》式的文評也好，《三國志》式的史評也好，《夢回三國》式的科幻小說也好，《水煮三國》式的現代應用文也好，只要我們邁出了這一步，哪怕是一篇詩文，一首歌曲，我覺得都是我們最應該提倡和發揚的。（轉載自學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