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后，關于德國統一的條約達成于1990年2月13日，這個協議通過1990年2月14日的所謂“四加二協議”(英美蘇法四個占領國和東西德國)得以實現。東德領土于1990年10月3日正式并入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此覆蓋德國全境，德國統一成一個國家，下面是德國統一歷史經驗分享

　　歷史經驗：西德的這些做法，始終維護了自己統一國家的立場。

　　在“以接近求轉變”的策略思想指導下，推行“小步子”政策漸進統一

　　20世紀60年代中期，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埃貢·巴爾在德國統一問題上提出“以接近求轉變”的策略，1969年該黨主席勃蘭特出任政府時稱這一指導思想推行的政策為“小步子”政策。

　　歷史證明，這一政策是在理智清醒地認識判斷現實的基礎上作出的正確抉擇，是在一切均已行不通的情況下另辟蹊徑的創新嘗試。它在三個方面對德國統一起了積極作用:一是使東德官方的強硬對峙態度相應軟化下來;二是維系了兩德人民一個民族的感情;三是通過來往，向東德展示了西德的亮點，把東德比了下去，使東德人對政府產生不滿，導致東德人千方百計逃往西德，使德國統一在客觀上已成不可阻擋之勢。

　　歷史經驗：高度重視最高領導人的會談

　　西德在追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始終十分重視雙方最高領導人的會晤和對話，甚至為此不惜作出妥協和讓步。如:在會談上提出互不歧視;在會晤上提出不提任何先決條件;在來訪接待上西德科爾安排了接待外國元首的全部儀式迎接東德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昂納克。

　　歷史經驗：不死守教條，正視現實，善于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論，順應現實

　　西德在追求統一的道路上，經過了一個正視現實、沖破傳統禁區、順應客觀形勢發展潮流的痛苦過程，但它沒有被動地順應現實。西德在逐步承認東德的過程中，為了不放棄最終國家統一的目標，總是有創新意義的思想和與之相應的理論出臺，或為自己的妥協提供依據，或為國家統一留下余地。

　　西德從立國之始，為了封殺東德的國際活動空間，孤立東德，就聲稱除蘇聯外，其他國家若與東德建交，西德便可能與之斷交。但隨著東德地位的鞏固和提高，西德的這一“不承認”政策在20世紀60年代越來越深地走入死胡同，反而使西德自己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受到約束。于是，西德開始考慮對策，提出一個東歐國家“天生缺陷論”，即東歐國家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東德有同樣的體制，與東德有天生的外交關系，因而不影響西德與他們建交。從而為西德同東歐國家建交，確立和擴大西德在東歐地區的活動范圍找到了借口。

　　在西德不得不承認東德，又不愿放棄統一時，提出了“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兩國一族”理論。

　　西德1955年同蘇聯建交，1972年與東德簽署《基礎條約》時，都在事先與對方商定的情況下，單方面向締約對方送交一封關于保留德國統一的信件，這在法律上是有依據的，國際法稱之為“對方需要收下但無需接受其內容”。

　　歷史經驗：在談判中根據具體情況既堅持原則，又高度靈活，充分表現出堅定性、靈活性、妥協性和策略性

　　1、堅定性。西德在談判中的堅定性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放棄西德基本法律中定的將來要統一德國的目標。西德在20世紀70年代進行體現其新東方政策的一系列談判時，作出了許多重大的妥協和讓步，但在保留德國統一這一點上寸土不讓。當眼看東德大勢已去，德國統一時機到來的時候，西德表現出一種毫不手軟的堅定性。二是它一開始就堅定不移地拒絕了統一后德國實行中立化的主張，并直言不諱地告訴東德: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加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是倒過來，也不是兩個國家的統一，雙方一開始就不是從平等的立場出發。

　　2、靈活性和妥協性。在外交路線和總的方針大計確定以后，西德在具體的談判中表現出了極大的靈活性和妥協性，這特別體現在7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談判中。這種妥協不僅表現在自己處于弱勢地位時，也表現在處于強勢地位時。當然，這種妥協是有底線的，在談判前就已確定好這個底線，一旦超過底線，西德便會顯示其不妥協的堅定性。

　　3、策略性。西德在談判中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幾種:(1)在剛進入談判，對談判對方的想法和要求尚不清楚或不完全摸底的情況下，先把談判雙方的要求或提案擺出來，然后逐條梳理，找出分歧點和盡可能多的共同點。這樣做，既有利于摸清對方的意圖，又能通過求同存異營造良好的談判氣氛。(2)在同東德的談判中，突出兩個德國的共同利益，強調雙方是伙伴不是對手。這樣做，顯然有利于維系和促進兩個德國的民族感情。(3)當談判因雙方互不讓步而談不下去時，休會一段時間，以利雙方作出進一步思考，即所謂“思考空間”，這是一種不讓談判破裂的策略;或者作出要中斷談判的姿態，并故意讓對方知道自己的這種意圖，以誘使想使談判成功的對方作出妥協。

　　歷史經驗：善于抓住時機，當機立斷，關鍵時刻毫不手軟

　　德國統一的時機突如其來，令西德也猝不及防。1989年11月柏林墻倒塌時，科爾正在波蘭訪問，科爾得知后，說自己是在不合適的時候呆在不合適的地方。科爾及其領導班子領悟到統一的時機千載難逢，便充分展現了果斷、堅毅的態度，思考周密的工作作風和手段。科爾在統一德國的關鍵時刻表現出來的政治家的氣魄和膽略，一掃他過去給人的平庸形象，達到了他政治頂峰，一時被譽為德國統一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