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是對《老子》、《莊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說。產生于魏晉，是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現的一種哲學、文化思潮。玄學主要涉及有與無、生與死、動與靜、名教與自然、圣人有情或無情、聲有無哀樂、言能否盡意等形而上的問題。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魏晉時期的玄學是怎樣的?

　　魏晉時期的玄學簡介

　　晉朝的社會是動蕩的，在此期間誕生了一門影響深遠的學問——玄學。魏晉交替之際，司馬氏意圖奪取皇位，政治壓抑，社會動湯，時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節禮法流于虛偽或鄙視。此時世族茍且偷安，又心懷憂慮，遂以清談代替，拋開現實，專尚理辯。儒學發展到最后已破落瑣碎，著重考據而輕視義理，使得思想處于空窗期。玄學就在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間發展并盛行。

　　玄學的發展經歷了不同階段。按照東晉史家袁宏的劃分，夏侯玄、何晏、王弼為正始名士;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為竹林名士;裴頠、王衍、庾敳、王承、阮修、衛玠、謝鯤為中朝(即西晉，往往特指元康年間)名士，將玄學劃分為三個階段。

　　玄學與道教并非同物，主要書籍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思想核心為“無”，玄學家認為“萬物皆產生于無”。“無”無法感應，但能主宰一切。玄學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并將儒家的“名教”與道家的“自然”結為一體，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該論點認為天下尊卑、上下關系本來即有，不可否認。由于要求老百姓“順天知命”，受到當道者歡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時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說。西晉初年，玄學思想的代表為竹林七賢，思想各有輕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為代表。他們崇尚“自然無為”的態度，主張“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馬氏集團虛偽的“名教”外衣，對所謂“名教”禮法唾棄之。但因“任自然”觀點過于極端發展，呈現出聲色犬馬的放蕩生活。到西晉后期，玄學代表為斐頠及郭象。斐頠對“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

　　魏晉玄學是一種思辨性很強的哲學，它比較注重抽象理論的探討，而抽想理論則需要通過一系列哲學概念以及這些概念間的邏輯關系表現出來。因此魏晉玄學使中國哲學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間的關系的探討大大發展起來，盡管許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過，但魏晉玄學家卻給了他們以新的意義。此外在命題、理論及其方法上魏晉玄學也有了極大發展。

　　玄學產生原因

　　魏晉名士東漢末年﹐統治集團分裂﹐社會危機日益尖銳。在意識形態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開始動搖﹐今文經學和讖緯內容空虛荒誕﹐絲毫無助于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于是古文經學代之而起。同時由于選舉名實不符，欺世盜名、賄賂公行的現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論開始破產。到了黨錮之禍發生，傳統的價值體系開始崩潰，

　　此后漢朝士人，以盡忠于皇帝，盡忠于朝廷為理想品格。士人忠于社稷的心態，是非常普遍而真實的。那時的士人，在感情上“與大一統政權是一體的，有一種親近感”，以維護、鞏固這個政權為自己的職責，為之獻謀，為之籌劃，為之辛勞，也為之憂慮。當時的官員，有“循吏”之謂。循吏對中央政權耿耿忠心，敢于上書進諫，且出于真心。漢哀帝寵幸男寵董賢，王嘉上書極諫，惹怒哀帝，而被治罪。當獄卒凌辱他的時候，他喟然嘆息，他說自己罪當死：“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而對于地方治理，則竭忠盡智，立足于“以禮義化民”。光武時的桂陽太守衛颯，整治桂陽郡，“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為私;附和上級，以求得上級的賞識，是為私，于己之士途誠然有益，而循吏之著眼點，則在為國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不敢竊天官以私己。

　　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正統思想哺育而成長，君臣之義是他們立身的基本準則。外戚宦官“竊取朝政，臨逼主上。淆亂君臣之義”，使得士人痛心疾首，無比憤慨。士人爭相進諫，上書陳詞，然而他們的命運都是悲慘的：樂恢上書要求抑制竇憲權柄，以改變君臣失序的狀況，然而不僅沒有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后被竇憲指使州郡官吏脅迫服藥自殺。安帝時宦官專權，楊震數次上疏，未能奏效，后被遣歸鄉里，在半路飲鴆自殺。楊震在當時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動：“道路皆為隕涕”。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對于士人心理來說，無疑是極大地挫傷。他們反對宦官外戚，本意是維護朝綱，完全是忠于皇權，一心一意維護儒家道統和大一統的朝廷，但這個他們一心維護的政權，已經完全腐敗，所以他們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此后，“自然”﹑“無為”的老莊思想開始抬頭，人們開始崇尚貴生、避世。黃老思想也開始興起，如王充的《論衡》便公開反對神學的目的論，名法思想開始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