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之間的愛恨情仇，總是很值得拿出來說說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推薦的魯迅與胡適的歷史，希望各位看官能感興趣哦。

　　魯迅與胡適的歷史：

　　從魯迅的日記中看，兩人交往于1918年，而真正來往于1923和1924年。這期間，兩人有著比較一致的思想觀點與共同主張。那就是：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特別是在反對舊文化、倡導新文化的方面，兩人亦步亦趨：或是胡適倡導觀念，魯迅相繼發表文章，予以呼應;或是兩人同時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對某一問題作深入的闡發。

　　魯迅倡導文學革命，注重新文學的創作實踐。他在《〈自選集〉自序》一文中表述說：“我做小說，是開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魯迅認為，文學革命實際上是對死的封建文學的革命，首先要有思想的革命，它需要膽識和勇氣。而胡適倡導文學革命，則注重從理論上突破，先后寫出了《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在否定舊文學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文學論述。

　　從《魯迅日記》中，也可以見證兩人在學術研究方面曾經的過從甚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前后，曾多次征求過胡適的意見。胡適在寫作《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一書時，也曾多次向魯迅請教。在胡適的作品中也有明確描述兩人友誼的片斷：兩人在討論學術問題時，從不拐彎抹角，多是正確的欣然表示認同，錯誤的直言相告，有疑問的也不茍同，互相商榷。

　　魯迅與胡適的矛盾，始于1925年。那時的魯迅，正由官場走向民間，而胡適，則由書齋走向議政之路。在魯迅的文章里，也有明確記載：先是清朝末代黃帝溥儀召見胡適，而后，則是胡適與段祺瑞政府和蔣介石集團互遞秋波。一個成了現政權的擁護者，一個成了現政權的批評者，兩種選擇，使兩人分道揚鑣，站在了對立面上。他們以各自為中心，分別團結了一批知識分子，使寂靜的知識界一時熱鬧起來。

　　魯迅與胡適的價值選擇中，所延伸的政治觀點和文化隱喻也十分鮮明。從兩人當時的作品中，不難看出其政見的分歧：魯迅以為中國的進化，有賴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國民性乃知識界的重任;胡適則以智慧和潛能，貢獻給權利階層，借現政權力量，推進社會的進步，正如胡適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他先后主持過《每周評論》《努力周報》和《獨立評論》三個政論性周刊，表明了胡適對政治的關心。

　　魯迅走向民間，其實是站在了勞苦大眾的立場發言，他對官場的冷視，并不亞于對世俗社會的憎惡。此后，好惡感分明的魯迅不再給胡適留面子，時不時地間接或公開批評胡適。矛盾公開，兩人的關系也日漸冷漠、乃至交惡。

　　魯迅與胡適政見分歧的時代，也是中國正處在中西方文化沖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時代。當時，西方文化通過軍事的征服與經濟的擴張在世界表現著獨有的優勢。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大攻勢，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些中國文化人自覺把文藝當作挽救中國政治危機的工具，并進而讓文藝承擔起挽救中國政治危機的重任。

　　兩人在“整理國故”的爭論是雙方分歧中最具沖突性的一次。“整理國故”的口號，當時是北京大學舊派學生提出來的。他們成立“國故社”，扯起“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的旗幟，企圖以研究“國故”為名，行復古之實。針對“國故社”的倒行逆施，北大進步學生聯合一起，成立了“新潮社”，指出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精神”對國故加以“整理”，反對“國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國粹”。

　　胡適的觀點是：整理國故實在很有必要，應當用科學的方法去指導國故研究;研究學術史的人，應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誠實地說，胡適最初的基本精神上與“新潮社”是一致的，且某些地方尚有發揮。然而，由于胡適的“從政”，隨后的“整理國故”主張則偏離了最初的觀點。他鼓勵青年“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并給廣大青年大開“國學書目”，要求中學的國文課以四分之三的時間去讀古文，這客觀上對詆毀新文學的復古派起到了支持作用。接著，他又以進“研究室”求學為借口，反對學生運動，認為“吶喊救不了中國”，國家的紛爭、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學生的求學的熱心與興趣，從而走到了進步學生的對立面。

　　對此，魯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寫了《所謂國學》、《望勿“糾正”》、《就這么一個意思》等一系列文章，尖銳指出“整理國故”內容和方向轉化帶來的弊端，他鼓勵青年關心實事，參加現實斗爭，而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死讀書，讀死書，觀點和矛頭直指胡適，猶如匕首投槍。

　　讀魯迅與胡適，感慨在心中，滋味各不同。

　　先說魯迅。也許是從小學課本里就讀魯迅的緣故，心底一直很崇拜魯迅。我以為，先生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某種意義上的大文人，而是一個標志性的巨人。先生對舊中國的國情民情看得入木三分。國力的貧困落后，勞苦大眾的水深火熱，讓先生憤世嫉俗。他以筆作槍，從各個方面兜著底兒揭露社會的黑暗、罪惡，敢于和任何人開戰，撕破面皮，緊咬對手不放，不留一點拐彎余地，甚至有些偏激，完全是為了旗幟鮮明和誓不兩立。我想：正是因為先生身上背負了太多的社會重任，才使他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斗士，他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為了社會的前進、進步和發展，真可謂置于死地而后生啊!

　　再說胡適。讀胡適，心里便安靜些許。我以為，無論從哪種角度來說，胡適仍不失為一位知識大家，也不能說他是一個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事實上，這位知識老人一生都在堅持自由主義，在求索的路上，始終沒有低下高貴的頭顱，他的獨立意志的表達方式，常常是利用現政權的縫隙，或者說是利用已有的社會機制，來推動社會的變革。遺憾的是，他最終卻沒有勇氣像魯迅那樣走向黑暗的深谷，與陳腐的權貴徹底決裂。不知這位知識老人想明白沒有：真理的實現常常伴以自我的喪失，社會的進步，是不能以美好的“純粹”來實現的。

　　胡適簡介：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字適之，徽州績溪人。曾任北京大學校長、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

　　胡適因提倡文學改良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雖與陳獨秀政見不合，但與其同為五四運動的核心人物，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白話文學史》《胡適文存》《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等書。

　　1962年2月24日因心臟病猝發于臺北逝世。

　　1891年12月17日未時出生于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

　　1893年隨母親馮順弟前往臺灣其父胡傳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隨母親離開臺灣返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省績溪縣上莊村，進家塾讀書。其父胡傳病逝于廈門。

　　1904年與江冬秀訂婚，從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學堂。

　　1905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于約翰·杜威。

　　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要內容：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后考試，回中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省績溪縣與江冬秀結婚。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大學暑期學校講學。

　　1922年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創辦《努力周報》。在其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杰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

　　1925年2月參加北京善后會議，并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文件。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

　　1926年游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27年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蔣介石。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中國公學校長。

　　1929年在《新月》雜志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志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后發表《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后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查禁。1930年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鏟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并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后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1935年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于1937年8月19日要求胡適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

　　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1946年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代表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并鄭重致詞，說明其要點，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1946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正式三讀通過憲法草案，國民大會閉幕，由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接受胡適遞交憲法。

　　1947年1月24日蔣介石想請胡適出任中華民國考試院長和國府委員，但胡適堅持不肯加入國民政府而力辭。1947年4月，王耀武托季羨林給胡適捎去信，致以敬意與問候，并邀請胡適在方便的時候蒞臨濟南作學術演講。旋即得到回信，胡適答應相機來濟南與教育界同行們共同研究山東的教育。

　　1948年4月3日蔣介石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為內閣制，實權在內閣，中華民國大總統應為虛位，請公正人士較佳，所以想叫中國國民黨支持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行憲后第一任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后再任命蔣中正為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胡適同意，但后來因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蔣介石選總統而變卦。1948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用電臺廣播呼吁胡適留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不為所動，依然決定離開北平，1948年12月北平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邀請胡適在中南海懷仁堂商討是戰是和，胡適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1948年12月13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胡適在1948年12月13日時，本堅持不肯丟下北京大學不管，于1948年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說下勉強同意離開，1948年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北京南苑國際機場上了飛機。夜里十時到達南京明故宮機場。

　　1949年3月9日蔣介石派蔣經國赴上海訪胡適。1949年4月6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前往美國當說客，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1949年4月21日船抵舊金山，得知1949年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而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旅美時，與張愛玲相識，結下友誼。《自由中國》創刊，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1949年6月7日新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閻錫山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但胡適拒絕上任。

　　1950年3月初，胡適到華盛頓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會議，被推為該會干事長。應聘為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1950年6月23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以取代蔣介石的政權，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

　　1952年胡適和蔣廷黻在紐約有意聯合組織反對黨以在臺灣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適返臺與蔣介石討論后，遭到蔣介石的反對，以致組黨失敗。

　　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歲的胡適到臺灣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擔任“臨時主席”。

　　1955年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胡適住在美國搜集了這八本書，認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適運動的起因，根據耿云志的說法是：這句話我想是他一生里，講的最有失紳士風度的一句話，胡適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計這個話有可能傳到毛澤東的耳朵里，所以毛澤東非常決斷地發動一場全國規模的徹底批判胡適的運動。

　　1957年11月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8年4月返回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系，將《胡適文選》及《胡適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賣與出版公司。

　　1959年兼任臺灣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

　　1960年《自由中國》雜志負責人雷震被捕，胡適參與營救雷震，不過并沒有成功，胡適一度受到株連，對此胡適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適參加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時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11月病情惡化，至臺灣大學醫學院療養。1962年1月從臺大醫院出院，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開酒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于臺灣省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去世獲得了極大的哀榮，1962年3月1日蔣介石前往祭吊，并親書挽聯一副，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然后蔣在胡適去世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聞胡適心臟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