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田弘毅(1878年2月14日-1948年12月23日)，1906年，廣田弘毅被外務省錄用為候補外交官;次年被派往日本駐華使館工作，這是他真正外交生涯的開始，之后取代內田康哉出任新內閣的外相。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廣田弘毅的人物生平，歡迎大家閱讀。

廣田弘毅的人物生平

步步高升

在大學中表現突出，1905年畢業，廣田弘毅參加了領事館考試，希望通過考試成為正式的外交官。不過這次考試前，或許是因為以前的成功，他并沒有太多用心，而遭受了“落第”的失敗。這算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從此他告誡自己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極有把握的，也不可以掉以輕心。“落第”后，他在日本大學院研究了一段時間的日本對外殖民政策。之后，在當時任朝鮮統監府總務長官的同鄉鶴原定吉的推薦下，他被統監府錄用到朝鮮工作。1906年，廣田弘毅被外務省錄用為候補外交官。次年，被派往日本駐華使館工作，這是他真正外交生涯的開始。1909年，轉赴日本駐英國使館工作。在此期間，日英雙方調整了同盟條約，并簽署了《日英通商條約》。1913年，他奉調回國，任農商務省書記官兼通商局第一課課長。1919年，他再度出國，赴日本駐美國使館工作。從此，廣田弘毅的仕途出現了轉機。他步步高升，先后擔任外務省情報部次長，歐美局局長，日本駐荷蘭大使、1929年 作為帝國代表出席第十次國際聯盟大會，1930年任駐蘇聯大使，這種工作經歷為他以后執掌日本外交大權，策劃推動日本侵華奠定了基礎。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的巨大沖擊使非常依賴世界市場的日本經濟遭受到巨大打擊，經濟的崩潰激發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政治危機。1932年，犬養毅的政黨聯盟內閣因法西斯軍人發動五一五事件而瓦解，犬養毅本人在政變中被暗殺。海軍大將齋藤實組成了新內閣，這界內閣對軍部的囂張采取妥協的態度，希望軍部能“尊重”內閣，形成“舉國一致”的局面。此時的日本正一步步走向對外侵略擴張的法西斯道路，軍部力量不斷膨脹。廣田弘毅此時取代內田康哉出任新內閣的外相。

協調外交

中國東北在九一八事變之后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扶植傀儡皇帝溥儀建立所謂的“滿洲國”后，開始向華北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反抗，廣田弘毅在種背景下出任新外相。廣田弘毅實際上是積極主張對華侵略的，但同時，他又是一個深諳外交之道的資深外交官。因而，廣田弘毅盡心盡力為法西斯侵略者出謀劃策，采用對中國人民反抗的巧妙外交手段來實現最終的侵略目的。前外相內田康哉奉行“焦土外交”的政策，讓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了“滿洲國”并退出了國際聯盟，獲得了短期目標的完成。廣田弘毅上任伊始就以和平使者的形象承諾，“在我充任外相期內，是不會發生戰爭的”，并且宣布實行“協和外交”。

他這樣做實質并不是出于維護和平的好心，而是維護在華既得侵略權益，鞏固“戰果”，同時，獲得國際社會的諒解，改變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狀況。在1933年10月召開的“五相會議”上，廣田弘毅推出“協和外交”的主要舉措，他力主加強與“滿洲國”政權的關系，同時對外表示日本將致力于改善與各主要國家的友好關系，尤其是因九一八事變而交惡的對華、對蘇以及對美等國關系。廣田弘毅宣稱“在國際關系中，以世界和平為宗旨，并以外交手段貫徹中國之方針”。他的主張被采納，并形成了指導外交策略的文件。廣田弘毅在“協和外交”的幌子下，與中國國民政府交涉，實現了中國與“滿洲國”的通車，中日兩國公使館也升格為大使館。但是，這并不能改變日本侵略外交的實質，只是使侵略得更隱蔽而已。

廣田三原則

廣田弘毅在與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合議后，最終提出了一個“對華三原則”，內容是：(1)“使中國方面徹底取締排日言行，擺脫依賴歐美的政策。同時采取對日親善政策，并付諸實行，進而就具體問題，使其與帝國合作。”(2)“雖必須使中國最終正式承認滿洲國，當前則應使中國在事實上默認滿洲國之獨立，停止其反滿政策，至少在與滿洲國毗連之華北地區須與滿洲國之間進行經濟以及文化方面之融通合作。”(3)“鑒于來自外蒙等地赤化勢力已構成對日滿華三國共同之威脅，應使中國方面為排除上述威脅，在與外蒙接壤地區，對我方所希望之各種措施給予合作。”這個“對華三原則”就是臭名昭著的“廣田三原則”。為了保證“廣田三原則”的實施，廣田弘毅還下令制定了一個《附屬文書》，要求外務省、陸軍省和海軍省“應保持密切聯系”，最終達到“操縱華北地方政府，使它升華”之目的。

“廣田三原則”實質就是要求中國停止抗日活動，接受日本的侵略“提攜”，承認日本對華北的權益，并要最終承認“滿洲國”存在的“合法性”。1935年10月21日，蔣作賓將中國方面的意見交給廣田外相，其主要內容是：(1)中國向無以夷制夷之意。今后，為實現兩國親善關系，中國在與各國關系方面，不做排除或妨害日本之事。(2)對滿洲不能進行政府間交涉，但對該地方現狀，絕不通過和平以外之方法挑起事端，并將考慮保持關內外人民經濟聯系的方法。(3)中國關于防止赤化已做出最大努力，赤禍已處于無須憂慮之現狀，關于在北部一帶邊界地區如何防范赤化問題，如日本完全實行以前中國方面提出之三原則，中國將在不損害中國主權與獨立原則下，協商與此有關之有效方法。

軍部暴走

1937年1月20日，在日本第70屆議會復會的前一天，政友會的議員便公開指責內閣“官僚自以為是，軍部充滿優越感，排斥異己，企圖干預國家機能的一切事務”，長此以往，日本必將陷入“名為立憲政治，實為寡頭專制的狀態”。1月21日，第70屆議會正式復會。在會上，由于大藏大臣馬場瑛一提出要擴大軍費開支，激起了一些本已對軍部不滿的政黨人士的敏感神經。政友會年逾70的元員級議員濱田國松當即在議會上發表演說，矛頭直指軍部，認為軍部干預政治將成為獨裁政治的溫床，指出：“強化獨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軍內泛濫，它時刻有破壞文武恪守其準則的危險。這正是國民所共同憂慮之處。”

濱田的演說猶如導火索，迅速點燃了議員們對軍部獨斷專行的憤怒，他們對濱田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支持。坐在閣僚席上的寺內壽一如坐針氈。待濱田的演說剛一結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走上講臺，態度極其傲慢地說道：“剛才濱田君的演說中有些侮辱軍人的言辭，很遺憾。”得到議員們支持的濱田自然是毫不退讓，他復又登上講臺：“本人忝為國民的代表，如有人尋釁說我侮辱了國家榮譽所歸的軍隊，我將寸步不讓。” 寺內聽罷，聲色俱厲地威脅說：“由于濱田君的發言有損于國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

濱田豈肯服輸，他大步跨上講臺，寸步不讓地沖著寺內喊道：“我究竟是否說過侮辱軍部的話，請查一下速記記錄。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謝罪;如果沒有，你要剖腹!”……在會后召開的臨時內閣會議上，怒氣沖天的寺內堅決主張解散眾議院。然而，對于這一建議，即使是平日里素來支持軍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對態度，認為這樣一來，可能會導致政黨與軍部之間的強烈對抗，甚至可能會造成國內局勢的不穩。但剛愎自用的寺內決意堅持到底，在1937年1月23日的內閣會議上，他的態度已經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事實上，寺內的態度并不僅僅是出于對濱田演說的反彈。在軍部看來，廣田弘毅盡管已經成為其十足的傀儡，但畢竟大權仍握在廣田手中，而廣田及其閣僚中的部分成員從根子上來講，對軍部是持批判態度的。這一點從寺內要求解散議會而應者寥寥這一事實上也可以看出。軍部的態度至此已經十分明確了，廣田內閣已再無可利用之價值。1937年1月23日，廣田內閣在政黨與軍部的尖銳對立下，迫于壓力不得不提出總辭職。

初入泥潭

作為廣田內閣的后任，林銑十郎內閣僅僅維持了四個月便再次在政黨的強烈反對聲中灰溜溜地垮了臺。1937年6月，“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近衛文麿終于“出山”。被軍部掃地出門的廣田弘毅在老朋友近衛的力邀下，再度出任外務大臣。廣田第一次入閣是在1933年齋藤實內閣期間，在他的任命儀式上天皇特別對他說道：“陸軍總和別國發生事端，令人非常為難。好像海軍方面在努力防止這種情況，廣田那邊也要注意，不要引起事端。”當時廣田誠惶誠恐，之后馬上找來美國駐日大使格爾，表示改善日美關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礎。他還對原田熊雄表明他的決心：“在這五、六年間不能對外釀成事端，首先有必要改善對華關系，哪怕只有一點也好。”在之后的岡田內閣，廣田留任外相，未改初衷。在1935年1月25日召開的第六十七屆通常國會上，政友會的蘆田均在質詢中問道：“政府對目前的國際形勢過于樂觀，廣田外相主張的‘協和’外交的實質是什么?有什么具體政策?”廣田回答說：“雖然說未來會有戰爭，但至少以我今日之信念，相信在我外相任內決不會發動戰爭。”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這次擔任外相期間，日中間爆發了全面戰爭(從“盧溝橋事變”發展為“華北事變”，進而發展為“支那事變”)，發生了南京大屠殺事件。廣田在他從盧溝橋和南京經過巢鴨(位于東京的戰犯監獄)走向墳墓的泥濘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腳印。

廣田在1938年5月第一次近衛內閣改組時將外相之職讓給了宇垣一成，但實際上他作為外相的氣數在這一年1月16日發表“日華聲明”(第一次近衛聲明)時就已經到了盡頭。這個聲明提出“兩個放棄”，即放棄不擴大日中戰爭的方針和放棄通過外交手段解決日中間問題的方針，廣田選擇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廣田作為政治家對此應負的責任是無法估量的，“兩個放棄”的提出使得日中戰爭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更深地陷入國際孤立。而且作為這個時期的特征，只要中國與主要國家沒有一起反擊日本，日本沒有必要選擇這種不計后果的政策。可見日本對中國是端著肩膀，趾高氣揚，要求對方采取低姿態，而自己毫不讓步。現地的軍隊更是這種心理。國際社會原本對日中戰爭持觀望態度，對日本采取綏靖政策，不想刺激日本。日軍攻陷南京，在南京進行進行大屠殺，而且宣布放棄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使國際社會改變了對日本態度。

盧溝橋事變

對于“盧溝橋事變”，中國政府根據國際聯盟規約第十、十一、十七條，就日本的戰爭行為向國際聯盟提出上訴，使問題國際化。1937年9月13日，國際聯盟第十八屆大會接受中國上訴，并列入大會討論議題。外務省于15日發表聲明稱：日本已經退出國際聯盟，因此不便對國際聯盟的討論內容發表評論。但是中國的上訴與事實嚴重不符。國際聯盟接受上訴說明聯盟沒有正確認識東亞事態，因此國際聯盟的介入將使事態進一步惡化。日本政府對于本次事變的處理方針是，堅持現地解決，不擴大事態，日本的真實意圖在于要求中國政府作出反省，放棄排日政策，從根本上改善兩國關系。

日本最終選擇了放棄不擴大方針，使戰爭長期化，因此必須通過處理這次事件來制定出根該國策。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場“事變”，而實際上是日中間全面戰爭。以此為轉折點，日本開始制定戰時體制，而另一方的中國沒有利用“盧溝橋事變”強調“保衛祖國，全面戰爭”。

在戰局方面，近衛內閣將戰爭由華北擴大到華中。日本在國際上找不到一個友好國家，成為亞洲中的孤島。不祥的前兆開始出現。根據國際環境和戰局的發展趨勢，政府制定了“支那事變處理綱要”，提出希望通過第三國從中斡旋，與中國進行外交交涉。但是12月30日，日軍攻陷南京后，這一綱要即被束之高閣。同時發生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成為日本陸軍歷史上最大的污點，日本因此成為國際社會指責批判的對象，這個孤島開始被潛在的敵國包圍起來。1938年1月16日，廣田會見德國駐日大使迪爾庫森，感謝德國長期以來在日中間斡旋，同時通告了今后日本對華不再進行外交交涉的決定。正午時候，政府根據內閣秘密起草提出的對華聲明案，發表了與中國斷交的聲明(即“帝國政府今后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第一次聲明)。這個政策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失敗。

對華聲明

這份對華聲明中稱：“帝國政府在攻陷南京后尚給中國政府留有反省的最后機會。然而國民政府不理解帝國政府之真誠心意，大肆策劃抗戰，內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顧東亞地區和平之大局。帝國政府今后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待真心與帝國進行合作的中國政府的產生，改善兩國關系，屆時帝國政府將對新支那的建設提供合作。帝國政府從來的尊重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以及各國在支那權益的方針沒有絲毫改變。如今，帝國政府愈發深感對東亞和平責任重大，希望國民為實現這一任務更加發憤圖強。”

1938年1月22日，第七十三屆通常國會召開，近衛首相和廣田外相在演說中都提到了這個帝國聲明。近衛聲稱“不用說，以日滿支三國牢固的合作關系為基礎，確立東亞地區的永久和平，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這是帝國不變的國策。不久前，政府針對不思反省的支那國民政府提出不再以其為對手的方針，也是為了實現不斷增強與各國友好關系的國策。”

廣田外相則稱：“德國曾向帝國政府提出過作為日中兩國間的橋梁進行斡旋的好意。依此，為給國民政府以最后的反省機會，帝國政府為解決事變特提出以下四項條件：其一，支那政府必須放棄容共、抗日、抗滿政策，與日滿一起努力共同防共;其二、在有必要的地區設立非武裝地帶，且在該地區建立特殊機構;其三，日滿支三國間締結緊密的經濟合作協定;其四，支那對帝國作出賠償。這四項要求是帝國政府認為絕對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國民政府盡快依此條件求和。但是該政府對東亞局勢視而不見，無視中國政府的寬容和德國政府的好意，沒有拿出虛心坦懷、誠懇乞和的態度，事態發展至今也沒有作出什么誠懇的回答。國民政府這樣的態度等于是置帝國政府給他們的最后機會而不顧，使帝國政府感到等他們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國政府才在16日發表了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這樣的聲明是在國際聯盟已經就日軍空襲作出指責決議，認定日本的戰爭行為違反九國公約和巴黎不戰條約、并且日軍在南京進行了大屠殺的行為為國際社會所知的情況下作出的。18日帝國政府作出補充聲明，言語之中毫無寬容、博愛以及文化上的精練與睿智，真可稱得上是“語言屠殺”。日本政府把語言都作為武裝，并用語言的刀刃砍向中國。聲明宣稱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這比不承認國民政府還要惡毒，是想徹底抹殺國民政府。雖然如此，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也不是宣戰公告，完全是想在不宣戰的情況下抹殺代表一國國民的政府。這種作法完全是對他國殘酷無禮的行為。1938年5月29日，近衛以廣田在“近衛宣言”中所犯的失誤為由將其解職。廣田弘毅就此結束了其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奔波賣命的政治命運。

廣田弘毅的人物評價

因為被判極刑的七個人當中只有廣田是文官，所以為他鳴不平的聲音占了大多數。但是從兩個方面看廣田應算得上是現行犯。第一是他沒有阻止一不做二不休的軍部，反而走上他們的道路。在1941年底對美英宣戰之前，天皇招待閣僚和重臣一起吃飯，飯后天皇向他們征求對宣戰的意見。當時首相東條英機和內大臣木戶幸一在座。關于對廣田的印象，天皇有如下記述：“不知是不是由于他是由玄洋社起家的原因還是什么別的原因，只有他說進行戰爭為好，還推薦組成皇族內閣，說應該在征求統帥部意見的基礎上組閣。從他的談話完全無法想象他曾擔任過外交官。”還有一條也可說明他確實該受到極刑。比如在對華聲明問題上，近衛之后又發表過第二次、第三次聲明，逐漸修正政策軌道。廣田不論是與軍部的關系上還是在預測對自己的審判結果上，都表現出他是個一條路走到底的政治家。特別是在行刑之時，廣田無聲端坐，一臉漠然，坐待天命。他也沒有和其他被告比較對自己的量刑。

對青少年時代的廣田弘毅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恍恍惚惚的，而獄中戰犯的廣田卻是真實的。充滿人性魅力的秀才廣田，他在少年時代是一個少有的天賜之物，而作為一個文官，又落到從容坐等極刑以結束自己七十一歲生命的境地，實在令人嘆息。

廣田在擔任首相和近衛第一次內閣外相時代的政治責任十分重大。廣田不作任何解釋正是他安身立命之道。廣田的墓碑在福岡市的圣福寺內，旁邊是隨他自殺的夫人靜子之墓。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法號“弘德院殿悟道正徹大居士”。

廣田弘毅作為甲級戰犯被絞死，主要理由就是因為他簽訂“德日聯合防共協定”和他推行國家法西斯化。但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實際上是美國人需要絞死一個文官，殺一儆百(警示那些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文官戰犯)。真該絞死的首相近衛文麿已經自殺了，木戶幸一和東鄉茂德等人都罪不至死;法西斯教父平沼騏一郎年齡太大，絞死他不人道;就拿廣田來頂了缸。為了廣田該不該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國聯邦法院，而且美國聯邦法院居然受理這個官司!(這個遠東軍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國際”的?)后來美國聯邦法院勉勉強強以5比4的微弱多數表決決定：美國聯邦法院無權干涉另外一個國際法庭(還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這才把7個甲級戰犯給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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