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漢卿，號毅庵，生于遼寧省鞍山市臺安縣，畢業(yè)于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張學良的人物生平，歡迎大家閱讀。

　　張學良的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1917年在其父張作霖軍中服役。1919年就讀于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在校內結識戰(zhàn)術教官郭松齡，兩人成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畢業(yè)，初任東北軍第三混成旅第二團團長，負責保衛(wèi)張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維持治安，他將郭松齡一同帶至奉軍。

　　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戰(zhàn)爆發(fā)，張學良與郭松齡指揮的東路軍奉軍第三混成旅，張學良任旅長，經過霸縣戰(zhàn)斗和山海關阻擊戰(zhàn)，成為了第一次直奉大戰(zhàn)當中，奉軍惟一取勝的部隊。

　　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戰(zhàn)爆發(fā)，張學良率領奉軍第三軍與姜登選的奉軍第二軍為東北軍入關的主力軍，經過張學良部隊的猛攻，奉軍突破山海關，直搗北平。直系全面潰敗，全軍覆沒，吳佩孚成為張作霖手下，直系從此走入歷史。奉系由此一戰(zhàn)奪取了中央政權，張作霖成為了北洋軍閥領導人，奉系軍事實力此時達到頂點。戰(zhàn)后，張學良升為京榆地區(qū)衛(wèi)戍總司令。

　　東北易幟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開始統(tǒng)治東北。張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東北易幟”的果斷行動，宣布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張學良向國民政府發(fā)出《絕不妨礙統(tǒng)一電》，促使中國從形式上走向統(tǒng)一。后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陸海空軍副司令、東北邊防司令長官。

　　中東路事件

　　1929年7月，張學良欲取消蘇聯在東北的特權，查封哈爾濱蘇聯商業(yè)機構，開始著手收回中東鐵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蘇聯軍隊沿中東路一線向東北進攻，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敗給蘇軍。張學良被迫在伯力簽訂議定書，恢復蘇聯在中東鐵路的特權。

　　中原大戰(zhàn)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tǒng)治權，汪精衛(wèi)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fā)起挑戰(zhàn)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zhàn)，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史稱中原大戰(zhàn)。手握重兵的東北邊防軍司令張學良成為交戰(zhàn)雙方爭取的對象。反蔣派于4月1日任命張為陸海空軍副司令，9月反蔣派成立北平國民政府后任命張為國府委員 (共7人)、承諾政府一半的部長職務為奉系人員擔任，最后戰(zhàn)事不利時又許諾將察、綏兩省和平津地區(qū)讓與東北軍。

　　1930年6月21日，蔣介石也任命他為陸海空軍副司令，許諾平津地區(qū)的軍政、財權均歸張學良掌握，黃河以北地區(qū)全由張學良節(jié)制，還任命張學良部于學忠為平津衛(wèi)戍司令，王樹常為河北省主席，王家楨為外交部次長，又以數千萬元巨款收買。應蔣介石請求，英、法駐華公使也出面對張施加壓力。

　　張學良在雙方矛盾之初，于1930年3月1日發(fā)表《勸告蔣閻息爭通電》，表示“邦家多難，非息爭不足以圖存”，聲稱自己中立并調停勸和。為表示中立，擁有東北兵工廠的張學良向交戰(zhàn)雙方都出售武器。但實際上張學良較為傾向蔣介石，張與蔣的代表張群、吳鐵城、方本仁等很親近，對閻、馮等人的代表則較為冷淡。不過由于奉系內部對是否介入中原大戰(zhàn)以及幫助哪方有諸多分歧，張學良并未下定決心入關助蔣。

　　隨著中原戰(zhàn)火日益擴大，交戰(zhàn)雙方都極力拉攏張學良。1930年7月2日張學良以養(yǎng)病為由，避居葫蘆島一個多月。7月下旬，馮玉祥決定在隴海線發(fā)動總的攻勢，以配合晉軍奪取戰(zhàn)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閻軍配合不好，馮軍給養(yǎng)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軍又中途受阻，回師湘桂邊界。蔣介石趁機調動援軍增強隴海線防務，反蔣力量處于劣勢。當時張學良分析，如果蔣介石部隊奪回濟南，那么蔣在中原大戰(zhàn)獲勝的局勢就基本明朗了。至此，張學良感到攤牌的時機已到。

　　1930年7月18日張學良密電張群：“弟擬暫不返省，刻已派車迎岳軍(張群字岳軍)兄來島暢談， 耀(方本仁號耀庭)、鐵(指吳鐵城)兩兄如能同來，尤所祈盼”。吳鐵城、張群來島后，張學良向他們表示：“蔣軍如果奪回濟南， 就可以考慮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體出兵時間。8月初，張學良從葫蘆島到北戴河，進一步觀察時局變化，把握著出兵時機。8月中旬，蔣軍攻取濟南，反蔣聯軍出現無法挽回的敗局。

　　張學良感到出兵時機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電張作相、萬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現有事待商，希即來沈為盼。”1930年8月30日，張學良返回沈陽。1930年9月10日，張學良在北陵主持召開東北最高會議。在會上張學良詳細闡述了他決定出兵華北武裝調停內戰(zhàn)的原因。他指出：第一， 東北地處邊陲，日本窺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須國內統(tǒng)一，南京政府是全國統(tǒng)一的政府，支持了這個政府方能保證國內的統(tǒng)一;第二，擴大會議內部派系多，分歧大，閻馮反復無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蔣介石亦系一陰謀野心家，對東北無特殊關系，如想搞垮東北會不擇手段，為防止蔣介石繼續(xù)分化東北軍，只有從速實現全國統(tǒng)一，早停內戰(zhàn);第四，蔣軍已攻下濟南，“應實踐對蔣的諾言”。張學良的精辟分析是經過數月冷靜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據，使一向反對出兵的張作相也無話可說，與會者一致同意張學良的主張。應該說，張學良做出擁蔣入關的決定，既是維護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團的利益，又有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愛國心的考慮。

　　1930年9月18日， 張學良發(fā)出擁護中央、呼吁和平的“巧電”， 不失時機地出兵華北，10多天時間，東北軍即完成了對平津地區(qū)的占領。10月15日，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wèi)聯電張學良，表示接受和平解決。隨后，閻、馮聯袂下野，晉軍、西北軍分別為張、蔣收編。

　　中原大戰(zhàn)后，張學良成了贏家。張在中原大戰(zhàn)勝負已分時入關，未受到任何損失，他卻不僅在戰(zhàn)爭中靠賣軍火和索要軍費發(fā)了一筆財(張部一入關蔣即發(fā)開拔費500萬元)，還于戰(zhàn)后獲得了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青島三市的地盤，整編后的晉軍和西北軍一部也歸張指揮。政治上張學良還獲得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的職位，成為蔣介石之下、萬人之上的顯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進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戰(zhàn)后的張學良，實力和聲望達到了其人生的頂點。

　　但是，因為處理中原大戰(zhàn)的善后事宜，張學良對東北事務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戰(zhàn)后入關的大批東北軍沒有回防，1931年張學良為了討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調部分東北軍精銳入關，導致了東三省兵力的進一步空虛。這些都給圖謀東北已久的日本帝國主義以可乘之機。正好是張學良入關的一年之后的9月18日，日本少壯軍人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

　　在世界經濟危機的環(huán)境下，在南滿擁有鐵路特權的日本和長期處于內戰(zhàn)狀態(tài)的中國發(fā)生沖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張學良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zhàn)，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沖突，以公理為周旋”。9月6日張學良又致電臧式毅、榮臻：“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釁，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確實注意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fā)動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駐守北大營的一萬多名東北軍將士因遵循張的嚴令沒有抵抗。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1931年9月19日，張學良在北京協和醫(yī)院對天津大公報記者談話時說：“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于庫房”。

　　9月22、23日，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也分別發(fā)表講話和告國民書，要求“暫取逆來順受態(tài)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希望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沖突”，事實上默認了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張要求其率領的東北軍力避沖突，并退守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導下，張學良和蔣介石都寄希望于國聯，但到1931年10月24日，國聯作出決議，要求日方撤軍，而日本不但不加理會，反而于11月進攻嫩江黑龍江守軍，日本野心已暴露無遺，張學良自謂：“國聯自身本無實力，僅能調解糾紛，不能強判執(zhí)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謀解決辦法。”但在嫩江橋戰(zhàn)役中，當日軍和偽軍張海鵬部向嫩江橋進攻時，張學良令守軍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亂地方，仍舊依賴國聯。

　　江橋抗戰(zhàn)，馬占山可謂孤軍奮戰(zhàn)，未獲駐防錦州一帶東北軍的實力援助，張學良駐錦州隊伍毫“無戰(zhàn)斗準備”。江橋戰(zhàn)斗結束后，張學良受到社會輿論猛烈抨擊。上海救國聯合會說“黑省馬軍，孤軍抗日，效忠疆場，張學良未能撥援”。市民聯合會致電國民政府，指責“張學良坐視日寇侵略東北，辱國喪地，放棄職守”。全國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亦電請政府“嚴懲張學良，克日出兵”。

　　南京政府在認識到日軍必將占領東三省的野心和國聯的軟弱后，逐漸改變政策，1931年11月14日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衛(wèi)，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

　　而11月錦州事變中，張學良仍未下抗日決心，而是鐘情于“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稱“惟個人對此亦頗贊成”，并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安排東北軍撤出錦州。顧維鈞于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后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御。”蔣介石亦于12月8日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但12月21日，張學良致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范，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當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wèi)，以固疆圉”;張學良部隊開始從錦州撤退后，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但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日軍占領錦州及綏中一帶后，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完全占領。

　　1932年日本策劃的偽滿州國成立，從此東北數千萬民眾開始遭受日本長達14年之久的殘酷統(tǒng)治和掠奪。抗戰(zhàn)勝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國人視為國恥日。

　　過去長期認為九一八事變?yōu)槭Y介石一貫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實際上“不抵抗政策”是張學良和蔣介石在面對日本威脅問題上的共識。張學良之“不抵抗”，是由于東北軍沒有能力單獨抵抗日本的軍事攻擊，日本最希望能夠挑起戰(zhàn)端，所以不斷升級挑釁行為，而張一旦與日本開戰(zhàn)，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來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結果只會是丟掉東北的領土和損耗自己的軍事實力，所以他嚴格命令軍民百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給日本人挑起戰(zhàn)端的借口;而蔣介石之“不抵抗”，則是為了貫徹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路線。

　　在九一八事發(fā)當時，乃是張學良下令撤退，而蔣介石日記表明其遲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張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憶錄中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zhàn)事的借口。”

　　西安事變

　　張學良在東北1934年2月張任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營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總副司令并代行總司令職權。此時，日本侵華日亟，國民政府一再妥協。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全國要求停止內戰(zhàn)實行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到西安督戰(zhàn)。張學良與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同向蔣面諫，卻遭到蔣拒諫。蔣介石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進攻陜北紅軍，否則將其所部分別調往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9日，中國共產黨組織大規(guī)模的群眾游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學生，群眾非常激憤，決定到臨潼直接向蔣介石請愿示威。蔣介石強令張學良制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向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后，趕上游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眾表示一周內以實際行動答復學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兵諫蔣介石，共同逼蔣聯共抗日，造成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時的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fā)出關于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zhàn)。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的要求。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東北軍、西北軍內部出現主張殺蔣和放蔣的爭執(zhí)，但張學良、楊虎城二人都主張釋放蔣介石。據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西安事變發(fā)生后，楊虎城曾找張學良商議釋放蔣介石的四項條件：一是蔣介石之“安內攘外政策”必須改變，至少以談話方式向全國公開聲明(當時考慮由南京政府正式發(fā)表聲明是辦不到的);二是改組國民黨政府為抗日聯合政府，應有行動表現;三是東北軍、17路軍的駐地和政治地位不變;四是紅軍問題，由以后組成的抗日聯合政府解決。

　　囚禁生活

　　張學良與楊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貴州省修文縣陽明洞，1941年5月張學良轉囚貴陽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區(qū)距離很近，不久很多貴州人都知道張學良關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張移往貴州省開陽縣劉育鄉(xiāng)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貴州息烽縣陽郎壩，冬天再到桐梓縣天門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蔣介石在貴陽市黔靈公園會見張學良。不久之后，張學良被押往重慶歌樂山戴公館，1946年10月被送到臺灣，1947年移住井上溫泉(新竹縣)。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灣，1961年秋移居臺北市北投居所，在三地都過著軟禁生活。張學良原配夫人于鳳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婦“趙四小姐”。他后期信奉__，這是他早年讀教會學校的早期信仰，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規(guī)則，蔣中正令張與于鳳至離婚，和趙四小姐結婚。

　　恢復自由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執(zhí)政后，1990年起，張學良全面恢復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國探訪。1993年4月，受聘為東北大學名譽校長，5月受聘為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名譽理事長。1995年離臺，僑居美國夏威夷，在那里長居，直到逝世。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時50分(北京時間10月15日8時50分)，在美國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勞比醫(yī)院病逝，享年101歲。

　　張學良與趙四小姐

　　趙一荻與張學良的初識和交往的具體時間和地點，應該是在一九二六年前后，地點是在天津，原來，當時北洋政府中有些達官貴人，嫌在北京過私生活有些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際場中品酒賞花， 高歌酣舞，玩?zhèn)€痛快。 趙一荻好奇，常到那里看熱鬧。張學良的天津私邸在舊法租界三十二號路五十四號，三層洋樓，頗為精美。他有時路過天津也小作勾留。趙一荻經大姐絳雪(即馮武越愛人)介紹，與張學良相識。兩人一見鐘情，很快墜入愛河。趙四小姐名趙綺霞，排行第四，父親是當時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趙慶華，得知小女兒和有婦之夫的張學良在一起，氣得臉發(fā)白，手發(fā)抖，大罵一通后，派吳媽和一個小丫環(huán)晝夜看守，一步不許出門。這種軟禁的生活給趙四小姐帶來無限的痛苦，在其六哥趙燕生的暗中幫助下，與家人不告而別，毅然追隨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張學良來到奉天(沈陽)。

　　趙四小姐的私奔， 在趙家掀起了軒然大波。 趙慶華登報聲明，斷絕父女關系，并從此不再做官。與此同時，帥府內也感到了微微的不安。張學良原配夫人于鳳至擔心趙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張家門庭，只給她秘書的地位，沒有正式夫人的名義。但這些都絲毫沒有動搖趙四小姐對張學良的愛情，心甘情愿地以秘書身份陪伴著張學良。心胸大度、溫柔賢慧的于鳳至感念趙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在帥府東側建起一幢小樓，并親自監(jiān)工設計裝飾，使小妹盡量居住舒適一些。趙四小姐搬入此樓居住，她把自己的臥室設在二樓西北角，這里雖然比其它房間陰冷，但抬頭就可以望見大青樓里張學良辦公室的燈光，心里頓時就會涌起一般似水的柔情，那種溫暖的感覺就會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一九二九年趙四小姐和張學良在這里有了唯一的兒子。

　　“九一八”事變時，全國轟傳張學良在北平正與影星胡蝶跳舞。當時廣西學者馬君武寫了一首詩，諷刺張學良：“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xiāng)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歷時五十一載，能背誦此詩者仍大有人在。

　　據當時張學良機要室主任洪鈁與張學良的代表胡若愚回憶，這中間屬于誤傳，馬君武則據誤傳而成詩。據稱，一九三一年胡蝶到北平拍攝張恨水的《啼笑姻緣》電影，曾拜訪張學良，并無其他關系。“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患傷寒病初愈，尚在協和醫(yī)院療養(yǎng)。那一夜，攜夫人于鳳至與趙四小姐，在前門外中和戲院看梅蘭芳的《宇宙鋒》。忽得瀋陽事變消息，立即退場，回到他的公館(清代順成王府)，召開幕僚會議，請示南京軍事委員會如何應變，覆電“日軍此舉，不過是尋常挑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不準抵抗”。蔣介石于九月二十三日也說：“暫取逆來順受態(tài)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后，張學良在送蔣介石夫婦回南京前，有兩件事放心不下。一是東北軍，他寫下手諭，交王以哲、于學忠等人代管;二是趙四母子，為防止不測，吩咐參謀長在他離開西安后，立即將趙四母子送往香港。但此時的趙四小姐，說什么也不肯離開張學良，直到大姐于鳳至匆匆從國外趕來，她才回到香港，可心卻一刻沒有平靜過，時時刻刻都在掛念著被蔣介石軟禁中的張學良。

　　一九四○年，于鳳至因病去美國就醫(yī)，趙四小姐將孩子托付給一位可信賴的朋友，又回到張學良身邊，以秘書的身份，盡夫人的責任，寸步不離地相隨左右，陪伴著他一起度過漫長的幽居歲月。一九--年，于鳳至為了張學良的宗教信仰，報答幾十年來一直照顧著張學良的趙四小姐，主動與張學良解除婚約，成全了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的愛情。同年七月四日，在趙四小姐五十一歲的時候，這對“牢獄鴛鴦”在基督十字架下終于結為正式夫妻。而這時他們已經相濡以沫，整整度過了三十六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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