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的重要性
《遼史》的特點是列表較多，共有八表，僅次于《史記》和《漢書》。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遼史的重要性，歡迎大家閱讀：
遼史的重要性
《遼史》的缺陷雖多，《遼史》作為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系統、完整地記載了遼朝歷史事實的著作，其珍貴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遼史》保存了許多由耶律儼的《遼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二書所記載的許多材料，因而其史料價值還是比較高的。后人對《遼史》的增補、校注，有清朝厲鶚著的《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搜集各類書籍三百余種，對《遼史》加以補充校訂，很有參考價值。此外還有清朝楊復去著的《遼史拾遺補》五卷，對《遼史》進一步作了補充。
遼史于元順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與金史同時刊刻，只印了一百部，這次的印本已經失傳。明初修永樂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這個初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幾種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殘本拼湊而成，雖有不少脫誤，但也有許多勝于后出諸本的地方。明南監本源于百衲本所據的元本。北監本脫誤與南監本同，且偶有誤改。清乾隆殿本系據北監本校刻。道光殿本據四庫本改譯人名、官名等，有失原書面目。
清厲鶚《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摘錄《遼史》原文為綱，參考他書條列于下，凡有異同，則分析考訂，綴以按語，引用群書至三百余種，足備參考。楊復吉又以厲鶚未曾見到的《舊五代史》和《契丹國志》等征引未臻周備的資料作《遼史拾遺補》五卷，都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遼史的補正與修改
在《遼史》出現后的約300年間，此書及遼朝史沒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視。有明一代，僅有楊循吉撰《遼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況有所變化，陸續有關于《遼史》補正、考訂之類撰述問世。
(一)拾遺補闕。如厲鶚撰<遼史拾遺>24卷。該書廣采博搜，征引書籍358種，或注或補，將有關紀事系于《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雖未臻完善，有許多史料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鄭麟趾《高麗史》等，厲鶚都未見過全本，但它還是給后來治遼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啟超說：“遼金元三史最為世詬病。清儒治遼史者莫勤于厲樊榭(鶚)之《遼史拾遺》二十四卷”(《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94頁，中國書店，1987年)。后來，楊復吉又撰《遼史拾遺補》5卷，采厲鄂未見書及散見他書中有關遼事400條，與厲書相輔流行。厲、楊兩書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書。
(二)增補表志。補表有萬斯同<遼大臣年表>、汪遠孫《遼史紀年表》等。補藝文志尤多，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吳騫《四朝經籍志補》、厲鄂《遼史拾遺》補經籍志、楊復吉《遼史拾遺補》經籍志、倪燦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附遼代部分、《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繆荃孫《遼藝文志》等，分別含有或專補遼藝文。
(三)紀事本末體史書編撰。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40卷。分正文與考異兩部分。正文以《遼史》為主，參之以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考異占全書大半，凡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細，兼仿裴松之補注《三國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鑒》，并取司馬光所著《考異》30卷散入各條例，分載每條之下。本書對人名、地名、職官、年代等多所考證，征引書目達600多種。有光緒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詩文輯錄。由于遼代“書禁甚嚴”，所印書籍不許流至境外，“傳入中國(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加之以后的散佚，所以遼人著作流傳下來者甚少。因此遼人詩文輯錄工作受到學者的關注。清周春撰《遼詩話》1卷，后來增補為2卷，定名為《增訂遼詩話》(1797年)。書中除收錄遼人詩作外，還有宋人使遼詩以及后人詠遼代遺跡的詩。光緒中葉，繆荃孫輯《遼文存》6卷，所收資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先談關于《遼史》補正、校勘和遼人著作輯錄。
進入本世紀以來，有關這方面的撰述相繼問世。有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5卷，這應是本世紀最早出現的《遼史》考訂之作。是書“于遼五京州縣山川悉為考核，標明今之某處，凡舛錯者逐一駁正，疑者闕之”。此外，將四捺缽，五國部，南北各三關，散見于紀、志、傳中者為《遼地附錄》二篇，《天祚播遷處考》、《西遼地考》各一篇，并附于書后。本書以《遼史》正文為本體，中加小字，詳為考證。丁謙《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1卷(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標王府者，計四十余國為主，有遺采他條補之”。吳廷燮《遼方鎮年表》，為氏所著《歷代方鎮年表》之一卷。黃任恒《遼代年表》1卷(1915年)，以遼為主，與“中國”(五代、宋)、西夏、高麗紀年相對照。譚其驤《遼史地理志補正》、《遼史訂補三種》(《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后者包括“訂正皇子表”、“補皇子傳”、“訂正皇族表”三日。羅繼祖《遼漢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遼史》中“漢臣有傳者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于是采摭有關史書、文集，編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張亮采《補遼史交聘表》5卷(有中華書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遼史》無之，作者乃“鉤核群籍，綴補闕遺，以備研史者考覽”。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史語所集刊》14本，1949年;后收入《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主要據李燾《長編》，參照《遼史》、《宋會要》、《宋史》以及宋人筆記文集等，編成此表，并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1卷、黃任恒《補遼史藝文志》1卷等，是繼前人所作有關遼代藝文志的補殘綴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將以前諸家所有，悉皆標注，又補30余種，統加考證，并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及清人談遼書目凡26種，與以前同類補志相比最為完備。后收入《遼海叢書》第6集。陳漢章《遼史索隱》8卷(綴學堂叢書初集本，1936年;中華書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異聞”，“探頤索隱”，將有關紀事系于《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重在考證地理。
《遼史》校勘成果可觀，是本時期遼史學取得進展的一個重要標志。《遼史》的缺略、訛誤勘稱二十四史之最。對于《遼史》的缺略，如前所述，從清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為之拾補;而對其訛誤的校勘，到本世紀才有較大進展。主要有：馮家昇《遼史初校》。馮氏自1931年秋起，遍閱所能見到的《遼史》各種版本，凡23種，歷時2年，撰成《遼史初校》。以同文書局本為底本，以“百衲”、“南監”、北監”各本互校。此書后來收入《〈遼史〉誤證三種》(中華書局1959年)。羅繼祖《遼史校勘記》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遼史》“繆戾非僂指所可計”，撮其要者約為四端：一曰姓名之異，二曰名字互稱致稱歧誤，三曰記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參以元刊及明南北監本校之。此書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張元濟《遼史校勘記》(稿本)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馮家昇《〈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史學年報》2卷1期，1934年;后收入《馮家昇論著輯粹》)，傅樂煥《遼史復文舉例》(收入《遼史叢考》)，也屬《遼史》校勘方面的著作。這些校勘成果，為后來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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