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十年又稱南京十年、十年建設，是指1927-1937年間建都于南京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執政的時期。在此期間，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基建、文化、教育、社會政策、邊疆民族政策、外交、軍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體為近代中國較高水平。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黃金十年的基礎建設，希望對你有用!

　　民國總統蔣介石先生圖片

　　黃金十年歷史追溯

　　在政治方面，一方面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競逐爭斗，并讓中原大戰與國共內戰等戰事于中國山東、江西等地持續爆發。但在中國其他地區，以軍事強人蔣中正為首的中國國民黨逐步于中國建立起相對穩定、鞏固的統治機器，于安定中，同時開啟了中國政治、經濟等發展的新進程。惟年代中末期之1937年開始，鄰國日本的軍國主義政府卻發動了全面性的侵華戰爭，陸續增兵入侵中國，使得十年間的建設成果毀于一旦。

　　黃金十年的基礎建設

　　①交通建設

　　1934年年6月，國民政府派出徐庭瑤、俞飛鵬等一行21人赴歐洲考察軍事、交通。1935年中國實行了幣制改

　　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國貨款，開始大力推動基礎建設計劃。1936年底，國民政府制定國防交通建設計劃，使交通建設得到了高速的發展。單從1936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鐵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達1353公里，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間年建筑速度的6.5倍。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公路干線例如平漢，粵漢，浙贛等鐵路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1928年北伐完成后，國民政府特設鐵道部，積極發展鐵路交通，總計，在黃金十年建國期間，國民政府共修鐵路3793公里(東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計在內)，使中國本土(東三省未計在內)鐵路共達1.2萬公里。

　　公路方面1935年后，國府將原來的公路網作了加修和延長。到1936年底，各省聯絡公路已完成2.1萬余公里。同時，國府亦積極幫助閩、粵、桂、魯、川、滇、黔等省修建聯絡公路，共建成6000余公里。至1937年7月，連接各省的公路網已基本形成，總長度109,500 公里。包括完成公路工程者43,521 公里，未完成公路工程的道路 65,979 公里。至1937年，全國共有公路營業客車1萬輛、貨車1.3萬輛。

　　及時在抗戰爆前建成的交通系統發揮極大效力，尤以鐵路建設成效最為顯著，例如抗戰初期，廣九鐵路就從香港運輸大量武器補給，再轉往東南戰場。可以說沒有戰前的交通建設，國軍在抗戰初期的機動性和作戰能力將會大打折扣。

　　②建設戰略大后方

　　國民政府計劃中的戰略大后方，是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四省。1935年4月，蔣介石任命吳忠信為貴州省主席。在四川，同年2月任命劉湘為主席，國民政府從持久戰的戰略出發，把抗戰作戰軸心由南北向轉為東西向，把西南地區

　　作為抗戰的戰略根據地，經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更重要是，西南地方當局，在民族危難的大前提下，都愿意跟中央達成共識，配合中央的調度。例如龍云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就敦促國民黨中央重視加強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設，開發西南資源，將云南建設成國防后方。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府把發展后方工業放在戰略關鍵位置，提出“三分軍事，七分經濟”的口號。先將沿海地區大量的工礦企業和技術人員轉移后方，為后方發展工業創造了物資條件和提供充足的技術人才，并且加快了發展后方工業的步伐。興辦工業企業的種類從鋼鐵、機械、有色金屬冶煉擴大到化工、電子等方面，發展工業地區也從湖南、湖北、江西擴大到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甘肅、青海等省區，很快形成了重慶、川中、廣元、昆明、貴陽等11個工業區，使戰前中國工業地區分布不平衡、輕重工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有了明顯的改變。國民政府的措施也催生了一批新興產業，推動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進程，不論重工業或輕工業;軍工或民用，但凡國防民生之物，差不多一應俱備。抗戰期間，中國第一次建立了鋼鐵制造、特殊合金鋼制造、電解銅、精密機床制造等新興工業。幾乎覆蓋當時中國有能力生產的所有產品，形成了一個基本能夠自給的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

　　③西北大開發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日矛盾激化，為了國防戰略需要，國民政府把目光投向遙遠落后的西北地區，希望籍著加快西北地區農業，及工業近代化，促進商貿與及東西部經濟文化交流，改善中國戰略環境，為未來的全面戰爭造好準備。事實上早于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曾發表《實業計劃》即"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提出了改善西北交通與及開發西北資源的一系列構思。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即依孫中山的建國方略

　　，逐步提出開發西北的計劃。1930年，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就制定了《西北建設計劃》。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國府即加強國防建設，社會也發出開發西北的呼聲。1934年，《開發西北》雜志創刊，蔣介石親筆題寫"開發西北"，這一時期開發西北的各種言論及計劃紛紛出籠。社會上各界人士爭相到西北地區進行考察。而各大公私營銀行皆到西北建立分支機構，擴展業務。可以說，由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之間，國民政府將開發西北的構思逐步具體化，并且構想以西北作為未來的戰略基地。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國民政府更加積極推進西北開發，加大了對西北開發的資源投入。國民政府依西北特殊地理環境，在西北的交通水利、農業開發和工業近代化的發展上，都取得不少成就。

　　國府開發西北，先從交通水利著手，尤其以鐵路建設為重，隴海鐵路1937年通車，全長1075公里大大便利西北對外交通，公路建設方面，更逞爆炸性倍增，西蘭公路，甘新公路及各條新建公路及整修公路，皆于此時期完成，其中1937年通車的迪伊線迪哈公路，是一條重要的國際交通線，抗戰時大批蘇聯援華物資就是通過這條公路運往中國的。

　　水利方面，1936年全國經濟委員會制訂的《全國水利建設五年計劃大綱》，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關中八惠灌溉工程"、"整理綏遠、寧夏、甘肅水渠"等計劃案。西北各省中，陜西省的水利在抗日時期發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涇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織女渠、漢惠渠。

　　近代西北地區的經濟主要還是以農業為支柱，但農業生產發展卻停滯不前，有見及此，全國經濟委員會于1933年6月制定

　　了《西北建設實施計劃及進行程序》，提出"救濟西北，當以流通農村金融為首務"的西北合作事業計劃。除信用合作社外，西北地區還成立了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墾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產合作社等。農村合作社的廣泛建立，對緩和西北地區農民所受的高利貸剝削、發展農牧業生產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了財政上的援助，國府又推進西北農業科研，獎勵人民種植作為發展農業生產的主要途徑。包括1938年于甘肅成立了農業改進所，專門負責改進農村畜牧生產技術的工作。此外，因為棉花為重要的戰略物資，1934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會同陜西省建設廳成立棉花改進所，大力發展棉戶為之基本工作。凡此種種，皆對西北的農業科技水平發揮了積極作用。

　　西北工業近代化方面，抗戰爆發后，國府確立了戰時經濟體制，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業的政策和舉措。先是支持沿海工廠的內遷，果斷地把瀕臨戰區的工廠遷往內地，重新建立后方工業基地，作為戰時經濟支柱。1938年 國府組成以資源委員會為主辦機關的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實現了史上空前大規模的工業遷移，遷入西北的企業主要分布在陜西的西安、寶雞、漢中和甘肅的天水、蘭州等地。 國府在內遷工業的同時，還對后方的民營工礦企業實行獎勵扶持的政策，如1938-1939年，國民政府先后頒布了《非常時期礦業獎勵暫行條例》、《經濟部小型工業貸款暫行辦法》、《戰時領辦煤礦辦法》等法，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后方工礦業的發展。 國府又積極發展后方重工業，整個抗日時期，國民政府及所屬的資源委員會、工業部、交通部、中央石油公司、各大銀行，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戰區及各省地方政府，都對西北的廠礦建設進行投資，興建了一批石油、煤炭、電力、化學、機械、電器、建材等重工業企業。由此，西北作為近代中國重工業基地初具雛形，顯然，西北近代工業的全面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離不開國民政府的支持與投資。

　　總而言之，盡管西北開發仍受制于地理，資源，及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1930年代，中國開發西北的活動隨著戰爭步伐臨近與及西北戰略地位轉變而不斷掀起高潮。整體上，國民政府在面對艱難的條件和戰爭環境，為西北開發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西北開發與建設，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農產、工業等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對打破日本的經濟封鎖、支持長期抗戰并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起了巨大作用，并且也基本上改變了西北地區極其落后的面貌。

　　④市政建設

　　十年建國初期，在一批市政學家倡導，國民政府主導下，掀起了一場旨在推動城市現代化的“市政改革”運動。歷史上中國的行政序列向來沒有市的建制，近代市政建設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但真正開始按照西方現代城市體制建立現代城市市制的，是1926年北伐戰爭時期的廣州由孫科主持頒布

　　實行的《廣州市暫行條例》，標志著中國近代史上真正意義的城市改革拉開了序幕。1928年7月3日，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特別市組織法》和《市組織法》，正式將城市納入國家行政序列，奠定了近代中國城市建制。市政改革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對于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次改革使城市從封建行政體系附庸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政治經濟社會實體。至此，中國城市從傳統到近代的轉型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完成，形成了現代城市體系的雛形：首先是重組了中國城市的空間，修了馬路，蓋了樓房，城市的外在景觀開始有了現代氣息。其次是建立了新的市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立，從而使中國城市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單元第一次出現在國家行政建制上;使中國城鄉合治的傳統開始改變，傳統城市的功能單一性、政治地位的從屬性和與鄉村的同一性狀態開始改變。第三是城市管理法制化的探索成為“市政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初步確立了現代化的城市政府體制以及確保這種體制運轉的相關機制，如對政府機構及組成人員的產生、權力和義務、議事和辦事規則等方面予以規定，并初步建立起制度保障機制。

　　不過1930年代中國的“市政改革”及城市現代化進程，卻因抗戰爆發而中斷了。再者，當時中國的城市化比率極低，實現城市現代化變革所需要的完善的社會條件并不具備，城市基本上仍然處在貧窮落后的鄉村的包圍之中，整個國家工業化發展仍未足夠，大部分城市仍然還只是消費性的。加上中國傳統的專制體制和專制觀念仍然存在，城市獨立和市民自治仍缺少寬松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文化氛圍。盡管受到當時歷史條件限制，國民政府的市政改革影響仍然深遠，對近代中國現代化留下了許多深刻而有益的啟示。

　　推行市政改革同時，國民政府亦著手起草了可謂中國近代最早的城市規劃，即“首都計劃”。這部規劃于1929年底頒布，著眼于城市的百年大計，其后卻因戰事而擱置，但今時南京內城的基本格局，仍有當時規劃排布的沿襲與留存。“首都計劃”邀請了美國人亨利墨菲及古力治作顧問，墨菲就是清華園的規劃設計者，中方主事的則是林逸民負責的“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有論者指盡管以現代目光來看，“首都計劃”的時代局限性十分大，但其有關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間布局、道路系統、公園安置諸方面的用心深微還是令人感嘆的，可說是一部有情有心的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