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位于歐亞大陸北部，地跨歐亞兩大洲，國土面積為1707.54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那么關于俄羅斯的發展歷史是怎樣的呢?一起來看看小編給大家精心準備的資料，歡迎閱讀!

　　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特點

　　俄羅斯歷史的基本的，最確定不移的一個特點就是它發展的緩慢性以及由此發生的經濟的落后性，社會形式的原始性，文化的低下水準。

　　龐大與荒脊的平原，對東風與亞洲的移民都洞開著，它的居民由于自然的本身之故，是命定著要度長期落后生活的。與游牧民族所作的斗爭，差不多延長到十七世紀之末。與那在隆冬帶來嚴寒，盛夏送來亢旱的風所作的斗爭，便是在目前也還不曾完結。一切發展的基礎——農業，是以擴展的、粗放的方法來推進著：在北方砍伐與焚燒森林，在南方則開發原始的草原;人們對于自然的征服是向廣的方面而不是向深的方面。

　　當西歐的野蠻人定居在羅馬文化的廢墟上時，那里有許多古舊的石塊可作他們的建筑材料，而東方的斯拉夫人在那荒蕪的平原上，卻沒有找到任何遺產，因為他們祖先的程度，比他們自己的更低。西歐民族很快憑著各自天然的邊界，建設起產業城市的經濟與文化的雛形群體。東方平原的居民則當人口剛顯得擁擠一點時，立刻就深入林中，或遠走邊區的荒地了。在西方，農民中最有創意力與最有企業心的分子，就成為市民，手工業者，商人。但是在東方，積極與勇敢的分子，卻是一部分變成商賈，而大部分則成為哥薩克人，邊疆居民與拓殖者了。社會分化的過程，在西方是緊張的，在東方則被擴張的過程所延遲與沖淡了。彼得大帝的同代人維可寫道：“莫斯科維亞國的沙皇雖是一個基督教徒，卻統治著一些心智懶惰的人民。”莫斯科維亞人的“心智懶惰”，反映著經濟發展的緩慢速度，階級關系的無定形，內部歷史的貧乏。

　　埃及、印度與中國的古代文明，具有一種頗能自足的性質，且享有足夠的時間，能使各自的社會關系，不管生產力的低下，差不多達到這樣一種精細的完成的地步，即各該國中的手工業者已能生產自己的工藝品了。俄羅斯不僅在地理上，即令在社會與歷史的方面，也介于歐亞之間。它與西歐各異，但也與東亞不同，在各個不同的時代，它以各種不同的特點，或近于此，或近于彼。東方給它以韃靼人的羈軛，這在俄國國家的結構上，成為一個重要成分。西方是一個更可怕的敵人，但同時也是一個教師。俄羅斯沒有能依照東方的形式主義組織起來，因為它老是要適應于西方軍事的與經濟的壓迫。

　　俄羅斯封建關系的存在，曾為以前的歷史家所否認，但最近的研究，可算已無條件證實了它。而且俄國封建制度的基本成分，還是與西方的一樣;不過單是這一個事實，即封建時代的存在都得經長期科學爭論才能加以確定，就已足以證明俄國封建制度的不完成，它的無定形性以及它的文化豐碑的貧乏了。

　　落后國家消受著先進國家物質的與智慧的成就。但這意思并不是說：它奴顏婢膝地追隨它們，重復著它們過去的一切階段。維可及其在晚近的信徒們所說的歷史循環復演論，乃是依據著對于古舊的，前資本主義文化的軌道的觀察，一部分是依據著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經驗而來的。在愈加新近的場合中，某種文化階段的復演，其實是與整個過程的褊狹性與插話性相關聯的。而資本主義的意義卻就是要克服這些條件。它準備了，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實現了人類發展的普遍性與永久性。即此一點，就已排除了各國發展形式復演的可能性。落后國家雖不得不追隨先進國家，但它并不遵守程序，歷史的落后性的特權——這種特權是存在的——允許或更確切些說它強迫一個落后國家去采取一些比預定日期更早完成的事物，去跳過許多中間階段。野蠻人放下了弓箭，立刻拿起了步槍，他們并不經歷過去介于兩種武器之間的旅程。移殖到美洲去的歐洲人，并不把歷史從頭做起。德國或美國在經濟上之超過英國，恰巧由于它們資本主義發展的后起。反之不列顛煤業中那種保守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麥克唐納(英國工黨創始人及領袖，改良主義者)及其朋友們的頭腦里的保守的昏亂思想，正是過去的報復，即英國在太久的時期中起著資本主義霸主的作用。就歷史上說是落后的民族，他們的發展必然要把歷史過程的各個階段，加以特殊的結合。他們整個發展的歷程，帶有一種無計劃的、復雜的、綜合的性質。

　　當然，跳過中間階段的可能性，決計不是絕對的;此種可能性的大小，最后還是要由國家經濟的文化的量能來決定。而且落后國家借來的現成的成就，常常會由于適應到自己更原始的文化而加以降低。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消受過程的本身就帶有矛盾性質。這好像在彼得一世大帝的時候，由于某些西歐的技術與教育，首先是軍事的與工業的技術與教育之介紹，鞏固了農奴制度，讓它成為一種勞動組織的基本方式。西歐的軍器與西歐的債款——兩者無疑是較高文化的產物——加強了沙皇制度，回頭又阻滯了國家的發展。

　　歷史的規律性與迂腐的圖式主義絕無共同之點。發展的不平衡性，這個歷史過程之最一般的規律，在后起國家的命運上暴露得最為明顯與復雜。在外來必然性的鞭笞之下，落后性不得不從事跳躍。從不平衡這一個普遍的規律中，發生出另外一個規律，這因為缺乏更適當的名稱時，可稱之為配合的發展律，這意思是說：各階段路程的接近，各個階段的聯合，古代形態與最現代形態的混合。沒有這個規律，(當然要取其全部物質的內容，)就不能了解俄國的歷史，也不能了解一般的，所有停留在第二，第三，乃至第十等文化品級上的國家的歷史。

　　在較富的歐洲的壓迫之下，俄羅斯的國家比西歐的國家，吞占了人民財富之遠較龐大的相對部分，這不僅使民眾遭受著雙倍的貧困，而且也減弱了占有階級的基礎。同時因為國家需要后者支持，它便強迫著與規定著它們的成長。結果則官僚化的特權階級便從來不能充分長成，而俄羅斯的國家也更接近于亞洲式的專制。拜詹廷式的專制，乃是由莫斯科維亞國的諸沙皇在十六世紀之初采取了的，它得到貴族(Nobility)的幫助，臣服了封建的貴族諸侯(Boyars)，更使農民成為貴族的奴隸，因此制服了貴族，從而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建成彼得堡皇帝的絕對主義。整個過程的落后性充分地表示在這一事實中，即農奴制發生于十六世紀之末，形成于十七世紀，極盛于十八世紀，而只在1861年才算在法理上加以取消。

　　僧侶追隨在貴族后面，在沙皇專制制度的形成中，也起著不小的作用，但完全是奴仆的作用。教會在俄羅斯從來不曾發達到像在西歐所達到的那種睥睨一切的高度，它自滿于專制統治下一個精神婢仆的地位，并且把自己的順從算是一種功績。主教與大主教們只當他們為世俗權力的代表人時，才能擁有權力。總主教與沙皇同時更迭。當彼得堡時期，教會對國家的依存關系更為奴式。二十萬教士與僧侶，實質上成為官僚的一部分，是一種在信仰方面的特種警察。為要酬報這一種功績，正教僧侶在信仰、土地與收入諸事上的獨占權，乃由一種常規警察來加以保護。

　　斯拉夫本位主義，這種落后性的救世主義，把自己的哲學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即俄羅斯人及其教會是十分民主的，而俄國的政治則是彼得大帝強加于俄羅斯身上的德國的官僚制度。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批評道：“也正是以同樣的方式，條頓族的蠢驢們把費烈特立希二世的專制等事，責備法國人，仿佛落后的奴隸不常需要開化的奴隸來給他們以必須的訓練似的。”這個簡短的批評，不僅徹底結果了斯拉夫本位派的舊哲學，而且也結果了“種族主義者”最新的發明。

　　不僅是俄國封建制度的貧乏性，而且也是全部舊俄歷史的那種貧乏性，最悲慘地表現于作為工商業中心的，真正中世紀式城市的缺乏。俄國的手工業不曾脫離農業而獨立，且保持著家庭手工業的性質。舊時的俄國城市是商業的，行政的，軍事的與地主的，因而是消費的而不是生產的中心。甚至那不受著韃靼人羈軛的諾夫哥羅德(Novgorod)，很近似于中世紀的同業公會(Hansa)，但也只是一個商業的而不是工業的城市。誠然，農民手工業之分散于各個區域，發生了對于大規模商業媒介的需要。不過游牧式的商人，絲毫不能在社會生活中占有像西歐那些手工業行會的與兼營工商業的中小資產階級所占有的地位，他們不可分解地與自己農民的環境相結合著。加以俄國人經商的大道是越過國境的，所以很古以來，就已確保了外國商業資本的領導權。且使整個過程帶上了半殖民地的性質，即在這個過程中，俄國商人是西歐城市與俄國鄉村之間的中介人。這種經濟關系在俄國資本主義時代獲得了更大的發展，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找到了它極端的表現。

　　俄國城市的意義之不足道，最能促進亞洲式國家的形成，在特殊方面說，它排除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即不能以某種更適合于資產階級社會要求的現代化的基督教，來代替封建的與官僚的東正教。反對國家教會的斗爭，從來以農民教派創立為最高限度，而這些教派中最有勢力的一派，卻還是“舊信派”(東正教中的改革派)呢。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十五年，俄國發生了一次哥薩克人、農民與烏拉爾省的奴工們的運動，那就是有名的普加喬夫叛亂。為要將這次可怖的民眾暴動轉變成革命，還缺少一點什么呢?缺少一個第三等級。沒有城市的工業民主主義，農民戰爭便不能發展成革命，這和農民的教派不能達到宗教改革一樣。普加喬夫叛亂的結果，反而鞏固了官僚的絕對主義，它乃是貴族利益的保護人，這次又在困難的時候證明了他保護人的作用。

　　國家的歐化，形式上開始于彼得時代，但在繼起的一世紀中，它愈來愈成為統治階級即貴族本身的要求了。1825年，貴族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普及了這個要求，以限制專制權力為目的，竟實行了軍事陰謀。這是在西歐資產階級發展的壓迫之下，一些先進的貴族企圖代替那尚未具備的第三等級。但他們還是要把自由主義的制度與自己階層統治的基礎結合起來，所以他們頂害怕喚起農民。那末那次陰謀始終只是一些光耀而孤立的軍官的事業，且他們不經一戰而即行服輸，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這是十二月黨暴動的意義。

　　擁有工廠的地主，乃是地主等級上首先贊成以自由的雇傭勞動來代替農奴的。俄國谷物對外輸出之不斷增高也在這同一方面上給了一個推動。1861年，貴族的官僚依靠著自由派的地主，實行了自己的農民改良。在這次行動中，無力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起了恭順的合唱隊的作用。這是毋須說的，沙皇制度之解決俄國的根本問題，即土地問題，比普魯士皇朝在以后十年中之解決德國的根本問題，即它的國家統一，要更為丑惡與狡黠些。一個階級的任務要借另一階級的手來解決也是落后國家所特有的許多配合方法之一。

　　不過在俄國工業的歷史與性質上，配合發展律呈現得最為明確。俄國工業發生得晚，它并不重復先進國家的發展，而是將自己插入這個發展，把那發展中的最先成就，適應于自己的落后性。如果俄國的經濟進化整個地說是跳過了行會手工業與家庭工業時期，那末在個別的工業部門中也完成了許多超越技術生產階段的部門跳躍，而這些階段在西歐卻是以數十年來經歷的。因此，在某幾個時期中，俄國工業曾以極快的速度發展著。在第一次革命與大戰之間，俄國的工業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這在某些俄國史家看來，仿佛已足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即“關于落后性與緩慢生長的傳說應該拋棄了[4]”。其實這樣迅速生長的可能性，恰恰是這個落后性決定的，這個落后性，唉，不僅保持到舊俄羅斯消滅之時，而且還作為舊俄羅斯的遺產，一直保留到今天呢!

　　一國經濟水準的基本測量器，乃是勞動生產力，而生產力的本身，則又依工業在國家一般經濟之中的相對比重而定。在大戰前夜，當時沙皇治下的俄國達到了它富裕的最高點，每一個國民收入較北美合眾國要低八至十倍，這事實假使你注意到另一個事實，也就不會驚奇了，即俄國五分之四的獨立營生的人口從事于農業，而美國則一人從事農業，兩人半從事于工業。還有，大戰前夜，在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國有0.4公里的鐵路，德國有11.7，匈奧帝國有7.0。其他比較的系數也是同樣。

　　不過像我們上面說過的，正是在經濟領域內，配合發展規律以最大的力量表現出來。當農民的土地耕作法，最大部分在革命前簡直還停留在十七世紀的水準時，而那時俄國的工業，就自己的技術與資本結構來說卻已站在先進國的水準上，而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經超過了它們。小規模的企業，凡雇傭工人不到一百名的，在美國此類工人占全體產業工人數的35%;而在俄國則只占17.8%，雇傭一百至一千工人的中大企業，兩國的比重幾乎相等;至于最大企業，即每廠雇傭工人達一千人以上的，在美國占全體工人數的17.8%，而在俄國則占44.4%，如就最重要的工業區域而論則俄國的比數更高：在彼得格勒為44.4%，在莫斯科甚至是57.3%。假使以俄國工業和英國或德國的相比，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這事實被我們最初確定于1908年，那些對經濟落后性抱著庸俗見解的人，是難于相信這個事實的。不過這事實并不排斥落后性，而只是辯證式地補充了此種性質。

　　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結合，在俄國所實行到的那種完備地步，又恐怕在其他任何國家中所不曾有過的。可是工業對銀行的附從，同樣也就表示它對西歐貨幣的市場的附從。重工業(五金、煤、石油)幾乎完全受著外國金融資本的統治，它在俄國開設有一個輔助的與中介的銀行系統。輕工業遵循著同一條道路走。如果外國人大約占了俄國全部股份資本的40%，那末就工業中占主導地位的部門而論，這個百分數還高出許多。我們可以毫不加以夸張地說：俄國銀行、作坊與工廠的具有操縱作用的大部分股票，都在外國;而英、法、比利時三國所持有的資本額，要比德國所持有的為多。

　　俄國工業發生的條件及其結構，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社會性質及其政治面目。工業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大資本家與民眾之間，并無許多中間階層。此外我們還得說明一點：最重要的工廠、銀行與運輸業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國人，他們不僅從俄國吸取了利潤，而且還因此在各個外國議會中獲得了自己的政治勢力;他們不僅不促進俄國議會制度的斗爭，而且還時常表示反對;人們只叫記一記法國官方所起過的可恥作用就夠了。這些就是俄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孤立與反民眾性的基本的與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歷史的曙光期，俄國資產階級還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當它應該起來領導革命之時，卻是過度成熟了。

　　與國家發展這一個總的進程相符，俄國工人階級所由形成的來源，不是行會的手工業，而是農村經濟;不是城市，而是鄉村。而且俄國無產階級的結成，并不是逐漸地，經過幾世紀的，像英國工人那樣拖著過去的重負的，而是跳躍的，經歷著環境、聯系與關系的突變，且常與昨天截然相決裂。正是這——再加以沙皇制度的集中的壓迫——使俄國工人樂于接受革命思想的最勇敢的結論，正猶之乎晚起的俄國工業，樂于接受最新式的資本主義組織一樣。

　　俄國無產階級常常在復演他自己簡短的發生史。一方面在五金工業中，特別是在彼得格勒，已經結晶了一層祖傳的無產階級，他們和鄉村完全脫離了關系;但另方面在烏拉爾，卻還多數是半無產階級半農民的一種形態。每年新的勞動力從鄉村流入一切工業區域，更新了無產階級與其基本的社會泉源間的關系。

　　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無能，直接決定于它對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系的性質。它不能率領工人在自己后面，因為工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敵對著它，而且他們早已學會了將自己的任務綜括起來了。但它表示出同樣地不能領導農民在自己的后面，因為它和地主是以一只共同利益的網聯結了的，它害怕在任何方式中財產權的震撼。這樣看來，俄國革命的遲發性，不僅是一個歷史紀年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切民族的社會結構問題。

　　英國完成它的清教徒革命時，它的全人口還不曾超過五百五十萬，其中五十萬人在倫敦。法國當它自己的革命時代，巴黎也只有五十萬人，而全國則為二千五百萬人。俄國在二十世紀之初，約計人口為一億五千萬，其中三百萬以上的人住在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在這些比較的數字后面，隱藏著好些最巨大的差異。非但十七世紀的英國，就是十八世紀的法國，都還不曾知道現代的無產階級。可是在俄國，在城市與鄉村的一切勞動部門中，工人階級在1905年就已經不下于一千萬了，如果連他們的家屬計算在內，那末有二千五百萬以上，即是說，比大革命時代的法國全人口還要多。自克倫威爾軍隊中堅強的手工業者與獨立農民起——經過巴黎的無套褲漢(下層平民)——一直到彼得格勒的工業無產者，革命已深刻地改變了自己社會的結構，自己的方法，同樣也改變了自己的目的。

　　1905年事件，乃是1917年兩次革命，即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序幕。在序幕中，已經包含了全劇的一切要素，不過沒有徹底演出罷了。日俄戰爭震撼了沙皇制度。在群眾運動的背景中，自由派的資產階級以自己的反對派立場來恐嚇皇朝。工人們對資產階級獨立地組織起來，而且在首次實現的蘇維埃的形式中，反對著資產階級，農民在全國廣大的地域中為土地而暴動著。不僅農民，連軍隊中的革命部分，也都被吸引到蘇維埃方面去，蘇維埃在革命最高漲的時期，已和皇朝公開爭辯到政權問題。不過，那時的一切革命力量，都還是第一次出場，它們既沒有經驗，又不夠自信。自由派正當這個時候，即革命暴露出不僅要震撼沙皇制度，而且還要摧毀它的時候，它們就示威式的退出了革命。資產階級與民眾之激劇決裂，加以它在那時，便已吸引到一大群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使皇朝更易分化軍隊，分離出效忠的部隊，以及用流血的方法來對付工農。雖然也損折了幾梗肋骨，但沙皇制度從1905年的事變中出來，還是活著，并且頗為強固了。

　　在分隔序幕與本劇的十一年中，歷史發展在力量的相互關系中究竟造成了怎樣的變化?沙皇制度在這時期中愈來愈跟歷史發展的要求相沖突了。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愈加有力，但正如我們所見過的，這種勢力憑借著較高的工業集中，且依賴于外國資本的繼長增高的作用。受到了1905年的教訓之后，資產階級愈加保守與愈加狐疑了。中小資產階級的比重，早先本來就不足道的，如今更低微了。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一般說來并沒有任何鞏固的社會支持。它能具有過渡的政治影響，但不能起獨立作用;他對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依賴性，極度地增大著。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能給農民以一個政綱的旗幟與領導的，只有那年青的無產階級了。在它的面前既這樣地升起了巨大的任務，那就迫切地需要有一個特殊的革命組織，以便一下子包括民眾，使他們能在工人的領導之下實行革命行動。因此1905年的蘇維埃，在1917年獲得了偉大發展。這里我們還不妨提一提：蘇維埃不僅發源于俄國史的后起性，而且也是配合發展的產物，這論斷甚至可以用這個事實來證明，即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德國的無產階級，在1918至1919年的革命高潮時期，除了蘇維埃之外，也找不到其他的組織形式。

　　1917年的革命還以推翻官僚主義的皇朝為它的直接任務。但與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現在以決定力量的資格出場的卻是一個新的階級了，它在集中化的工業基礎上形成起來，武裝著新的組織與新的斗爭方法。在這里，配合發展律以其極端的方式出現在我們之前：革命以推翻中世紀式的腐敗制度開始，在幾個月的過程中，它竟使以共產黨為首領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

　　這樣看來，就它的出發點而論，俄國革命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不過它在一種新的方式中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問題。當工人們已在全國遍設了蘇維埃，將士兵與一部分農民包括在內的時候，資產階級卻還在繼續討價還價：要不要給俄國召集立憲會議?在我們將來敘述這些事件的進程時，這問題將以其極具體的方式呈現在我們之前。這里我們只想提到蘇維埃在各種革命思想與形式的歷史交替中的地位。

　　十七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宗教改革的外殼之下發展了的。為要依各自的祈禱書來作祈禱而從事的斗爭，與反對國王、貴族、教會王公與羅馬的斗爭視同一體了。長老會派教徒與清教徒都深信他們把自己的俗世利益，置于天意之不可動搖的保護之下。各新興階級為之斗爭的任務，在他們的意識中，是與圣經里的經文與教會禮拜的儀式不可分離地結合著的。移住到美洲去的人民，將這染著鮮血的傳統帶過了大洋。盎格魯·撒克森人解釋基督教時那種特殊的活潑氣，即發生于此。我們看到：即令在今天，大不列顛的“社會主義者”大臣們，還是用這同樣神秘的條文給自己懦弱作支持，而這些經文，十七世紀的人們卻正用以辯護自己的勇敢的。

　　在法國則跨過了宗教改革，天主教以國教的資格，一直存在到革命。革命并不曾在圣經的經文中，而是在民主主義的抽象理論中，替資產階級社會的任務找到了它的表現與辯護。不管法國目前的統治者對雅各賓黨表示著怎樣的仇恨，但事實終歸如此：他們現在所以還能用那一時曾籍以摧毀舊社會的一些公式來掩蓋自己保守的統治，正應該謝謝羅伯斯比爾的激烈工作呢。

　　每一次偉大的革命，都劃出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新階段，及其各階級意識的新形態。正猶法國之跳過宗教改革一樣，俄國跳過了形式的民主主義。俄國的革命黨得在整個時代上蓋下它的烙印，它不在圣經里，也不在“純粹”民主主義的世俗化的基督教中，而是在社會階級的物質關系中，給革命任務尋到了表現。蘇維埃制度給這些關系以一個最簡單、最赤裸、最透明的表現形式。勞動者的統治，第一次實現在蘇維埃制度中，不管它歷史命運的如何激變，但它之一往不復地深入于群眾的意識，卻與當年宗教改革或純粹民主的制度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