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俄文：Распад СССР，英文：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91年12月25日，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當晚，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蘇聯宣告解體，國際共運遭受重大挫折，標志著冷戰，兩極格局結束。那么蘇聯為什么會解體?

　　當全世界震驚于普京的“新威權主義”政治理念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當年蘇聯的瓦解?其實今天俄羅斯的“新威權主義”政治特征正是蘇聯這個龐大帝國轟然倒塌之后留下的后遺癥。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史教授、冷戰史專家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的《失敗的帝國》一書，旨在研究蘇聯從斯大林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奠定蘇聯帝國霸權，直到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解體的歷史過程，并探索蘇聯帝國倒塌的根本原因，是站在蘇聯角度、立場的冷戰史和外交關系史的總結性著作。

　　蘇聯為了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1990年以來，經過官方調查，人員損失數量達到2660萬，其中穿制服人員約866萬，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領導人認為，贏得勝利后的蘇聯理應成為一個新的“帝國”，大國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傾向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領袖與蘇聯精英之間的一條共同的紐帶，蘇聯大肆擴張在東歐的勢力范圍，并最終建成一系列社會主義衛星國。

　　在斯大林統治期間，蘇聯劃定了“社會主義帝國”的基本藍圖，冷戰局面的形成除了與二戰后蘇聯意圖建立“帝國”霸權的新世界格局有關之外，蘇聯與英美之間意識形態和社會形態的差異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震驚了世界，在蘇聯看來這是一種用武力震懾別國的“原子外交”，1946年3月，丘吉爾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對斯大林和蘇聯在歐洲的擴張行為進行批評和警告，而蘇聯這時卻更堅定地選擇了一種陳舊的安全觀———你得到的領土越多，你就越安全。

　　斯大林動員全國開始“備戰備荒為人民”，為了備戰，蘇聯繼續增加稅收，戰前的生活水平已經很低，但到1946年看來，卻像是無法企及的夢想，而二戰時打開國門的蘇聯軍隊發現了自己祖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斯大林塑造的神話正在人民心中悄悄瓦解。

　　斯大林去世后，蘇聯在赫魯曉夫領導下開始“新”對外政策，試圖打開莫斯科在冷戰前擁有的外交空間，戰爭和革命階段必然到來的斯大林主義命題讓位于一個新命題：資本主義體系與共產主義體系長期的“和平共處”和非武力競爭，盡管赫魯曉夫開始了與西方對話，但并沒有放松軍備，反而與美國開始了核武器的軍備競賽，成立一個新兵種———戰略火箭部隊。

　　他還多次承諾，要贏得與美國的經濟競賽并使蘇聯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幅度提高，然而事實證明，既要生產槍炮又要生產黃油的承諾，要比赫魯曉夫想象的要困難，“古巴導彈危機”成為了美蘇軍備競賽的一個轉折點，也是蘇聯從冷戰的強勢一方逐漸滑向弱勢一方的標志性事件。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開始奉行“緩和”的外交政策，努力與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達成和解，避免再次出現類似“古巴導彈危機”那種事件，盡最大力量避免戰爭是勃列日涅夫外交政策的目標，美蘇之間的核對決成為勃列日涅夫拼上性命也要避免的噩夢，在他努力下，美蘇兩大集團達成了多個限制軍備的條約、協定，軍備競賽終于可以緩口氣了，而實際上蘇聯的國內經濟也漸漸無法承受軍備競賽所需要的巨大開支。

　　以蘇聯的經濟實力和計劃經濟體制，在軍備競賽中追趕美國是一種自殺傾向，從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起，蘇聯每年有超過四分之一的GDP被用于擴軍的經費，“這一政權通常都是靠挪用人民的儲蓄、出售伏特加和暗中積累預算赤字來填補漏洞。”蘇聯的經濟利益要求削減給中歐各國的如此慷慨的援助，但“社會主義帝國”的利益以及集團內部的義務卻要求加大援助的力度。

　　最后，戈爾巴喬夫上臺，蘇聯大權終于從斯大林主義的受益者那里旁落到新的、相對沒有經驗的領導人手中，他在外交政策中首次提出了“新思維”，并很快成為徹底重估意識形態的同義語，像戈爾巴喬夫這樣帶有理想主義和天真氣質的政治家在歷史上是很罕見的，大概只有我國歷史上的王安石和日本歷史上的平清盛可以跟他相提并論吧?戈爾巴喬夫宣布放棄全球性的權力游戲，承認蘇聯的安全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可以部分共存的，他計劃徹底改變蘇聯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經濟體制，并使蘇聯真正地對外開放。

　　對于蘇聯的解體，祖博克在《失敗的帝國》一書中認為，戈爾巴喬夫負有最主要的責任，他認為蘇聯失敗的原因有三：

　　一是，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改革沒有計劃和步驟，行為缺乏連貫性，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戈爾巴喬夫則是希望一蹴而就地轉變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

　　二是，激進的改革使蘇聯社會內部制造出種種失控的政治離心力，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蘇聯國內經濟與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當時的學者和政治家都認為不廢除蘇聯的舊制度，就沒有辦法進行改革，但這種激烈的“休克”療法的后遺癥是非常巨大的，在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共產黨的書記和部長們搖身一變，成了銀行家和富有的寡頭。

　　三是，蘇聯領導層內部思想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從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開始的。

　　祖博克說：“冷戰是兩個遠房表兄弟之間就實現這個世界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最好道路問題而展開的競爭”，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本來就是現代西方文明的一體兩面，沒有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如何克服資本主義天生的殘酷和不平等的缺陷?沒有市場調節的經濟和民主、法制的保障也注定社會主義不能長治久安。

　　祖博克認為西歐成功之處在于，“將市場的好處與社會規劃結合起來，在經濟一體化以及最終在政治一體化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做得也比蘇聯集團的國家成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