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學者都漸漸注意到一個現象:西方工商業對晚清經濟的正面剌激,主要限于一些沿江沿海的大埠,而中國內陸市鎮與農村的經濟仍然保持著傳統的形態。亦即晚清社會并存著兩種經濟形態:‘通外商埠’的現代型經濟和內陸的傳統經濟。

　　康有為和戊戌新學的形成介紹

　　近代“新學”是相對于舊學而言的中學的近代形態,它標示了一個不同于傳統的陳陳相因的新的學術文化形態或風尚的形成及其運動趨向。從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將求知的目光探向域外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先行者們,就在不斷挖掘著知識新泉,涓涓細流匯集著所有旨在改變中國現實、挽救陳腐沉悶學風的思想文化支流,奮力沖出了一道新的河床。濫觴于鴉片戰爭之后的這股細流,經過洋務運動的推波助瀾,到戊戌時期在康、梁的努力開掘下,終于匯聚成江河之勢,啟開了一個學術文化新時代的到來——近代新學。

　　梁啟超在《康南海傳》中說:“先生以為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歸講學于粵城,歲辛卯,于長興設黌舍焉。……先生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其教旨專在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達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由此,“爰有康、梁新說之奮興焉”。

　　甲午戰爭是中國學術文化和思想的一個轉折點。譚嗣同說他30 年以前所學都是舊學,30 年后所學都是新學,而“三十年適在甲午,地全勢忽變,嗣同學術更大變”。梁啟超也認為,“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役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蓋當時之人,絕不承認歐美人除能制造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之外,更有其他學問,而在譯出西書中求之,亦確無他種學問可見”。無疑,甲午戰爭這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及其年代,就構成了中國傳統舊學向近代新學轉變的一個歷史界標。

　　“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學者都漸漸注意到一個現象:西方工商業對晚清經濟的正面剌激,主要限于一些沿江沿海的大埠,而中國內陸市鎮與農村的經濟仍然保持著傳統的形態。亦即晚清社會并存著兩種經濟形態:‘通外商埠’的現代型經濟和內陸的傳統經濟。一般而言,我們也可以說,在一八九五年以前的中國文化思想方面也有著類似的現象: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混血文化’,另一方面是‘傳統文化’。這個二元化的趨勢反映一個很重要的事實:自五口通商以來約有半個世紀,西方文化對晚清文化的沖擊限于沿江沿海的商埠中的工商階級和政府少數負責辦理所謂‘洋務’的官吏。除此以外,其影響,對于絕大多數的士大夫而言,是極微小的。易言之,在一八九五年以前,士紳階級仍然大多數生活在傳統的思想世界里。”除了洋務本身開辦的新式教育外,在清政府正式的傳統教育體制里,西學的滲入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在廣州那樣的通商口岸城市里,五口通商50 年后,在當地重要的書院里,也少有西學痕跡。梁啟超回憶說,在1888年后的兩年間他曾在廣州幾個大書院如學海堂、菊坡精舍、粵秀書院和粵華書院讀書,所學皆是傳統的“舊學”即經學和詞章之學,所能接觸到的也都是正續《皇清精解》、《四庫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書》、《粵雅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等舊學典籍,對于西學可謂茫無所知。

　　但是,學術思想界的這種情形,在 1895 年以后開始有了極大轉變。隨著甲午戰后新的傳播媒介如舊書院的改制和新學堂的設立、各種近代學會的設立(據計,甲午以后到戊戌時期成立的各種學會達72個)和新式報刊的出現,西學和“新思想”在內陸城市的士紳階層中已經逐步擴散傳播。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以后,思想上的變化不但是‘量’的,而且是‘質’的;不僅只是西學的散播,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內容上起了激烈的變化。”“儒家的社會倫理,因新思潮的激蕩而在基礎上動搖。”甲午之戰,一蹶不振,人們才更加痛切地認識到,“外人所持者為兵甲之堅,科學之利,此非研經鑄史考訂詞章所能有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