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閉關鎖國歷史
“閉關鎖國”是鴉片戰爭前，清政府限制和禁止對外交通、貿易的政策。清朝末年，在對外關系中清政府執行控制貿易及隔絕與外國交往，該政策限定廣州十三行一口通商，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清朝閉關鎖國歷史。
閉關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絕大陸人民與鄭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以后則著重防禁“民夷交錯”，針對外國商人，以條規立法形式，嚴加限制對外貿易。
順治初年，清廷對來華貿易的外國商船，閉關鎖國沿襲明朝成規，不許進入廣州，只準于交易。隨后，由于東南海上鄭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嚴出海之禁。順治十二年(1655)六月，閩浙總督屯泰請于沿海省份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于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貿易，如有“將違禁貨物出洋販往番國，并潛通海賊(指鄭成功)”，“或造大船，圖利賣與番國，或將大船賃與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皆交刑部治罪”。
但仍有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繼續與鄭氏貿易往來。順治帝認為此乃立法不嚴所致，于十三年，下達“禁海令”，嚴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違者不論官民，俱行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緝，從重治罪;保甲不行首告，論死。沿海可泊船舟處，處處嚴防，不許片帆入口，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軍法從事，督撫議罪。順治十八年，清廷進一步下達“遷海令”，以保證“禁海令”的施行。強迫海島和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不得逾越。又在法律上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棉出境貿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官吏庇縱者同罪。“禁海令”和“遷海令”使沿海居民流離失所，謀生無路，并嚴重地影響了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內，滿目荒涼。
清朝禁海期間，沿海官民仍在進行走私貿易。康熙帝曾說：”向雖嚴海禁，其走私貿易，何嘗斷絕“。據統計，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間，赴日商船每年平均有三十艘左右。三藩戰后，一六八一年春，福建巡撫吳興祚，即奏請”應定西洋、東洋日本等國出洋貿易，以便收稅“。當時派往廣東處理三藩善后事宜的刑部侍郎宜昌阿，奏請留用原來為尚之信經營海外貿易的商人沈尚達、周文遠等一百三十人。但在廷議時，大學士明珠與內閣學士等均持異議，以為”海舡不宜入大海“，”皇上富有四海，寧少此項銀兩，何用奸人重為地方之累“。康熙帝因”海寇未靖“，臺灣鄭氏尚未降附，暫停此議。一六八三年臺灣鄭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決定廢止海禁，開海貿易。對奉差福建廣東回京后的內閣學士席柱說：”先因海寇，故海禁不開為是。今海氛廓清，更所何待?“又說：”凡議海上貿易不行者，皆總督巡撫自圖射利故也。“(《圣祖實錄》卷一一六)九月，康熙帝在給大學士等的詔諭中，曾對開海的目的有所說明。他說：”向令開海貿易，謂于閩粵邊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財貨流通，民生有益，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貿易，非貧民所能，富商大賈，懋遷有無，薄征其稅，不致累民，可充閩粵兵餉，以免腹里省分轉輸協濟之勞。腹里省分錢糧有余，小民又獲安養，故令開海貿易“(《圣祖實錄》卷一一六)。
一六八四年，清朝對海上貿易先后作了若干具體規定：一、沿海廣東、福建、江南、浙江、與省，聽百姓裝載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貿易捕魚。預行稟明該地方官登記名姓，取具保結，發給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海關，管理來往船只，并征收稅銀。外國貢船所帶貨物不再收稅，其余私來貿易者，聽所差部臣照例收稅。三、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各省，先定海禁處分之例，盡行停止。若有違禁將硫磺、軍器等物，私載在船出洋貿易者，仍照律處分。
當時海外貿易發展到日本、閉關鎖國東南亞，遠至。東洋即日本，在當時中國對外貿易中居于首位。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記載，清朝沿海城鎮，包括、寧波、南京，泉州、廈門、漳高州、廣州等地，先后都有商船前往貿易。日本在長崎設”唐人館“，專供中國商人居住。到長崎貿易的華人商船，康熙二十三年為二十四艘，次年增為八十五艘，康熙二十七年多達一百九十二艘，商人船夫共一萬余人。日本政府為了限制白銀外流，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頒布”亨貞令“，對中國商船的數量與商品額進行限制，因而此后略有減少。每艘商船到長崎后都要寫一份簡要報告，后來被輯為《華夷變態》一書。據該書統計，從一六八五年至一七一四年的三十年間，赴日本長崎的”唐船“共計二千五百多艘，平均每年八十五艘多(包括部分南洋商船，大部分是華僑商人)。比前此每年平均三十艘左右增加二倍多。
東南亞包括巴達維亞(雅加達)、暹羅、呂宋、爪哇、麻六甲等國。明末清初有大批華僑來到這里墾荒經商。清朝開海后，沿海商人及東南亞的華僑商人，不僅往返交易，而且在中國--東南亞--日本之間，從事海上販運，轉手買賣。其中以雅加達的貿易最為發達。一六八五年，從福州、廈門開赴雅加達的商船”十余艘“，一七○三年增加到二十艘。到其它國家的商船，每年為三、四艘或五、六艘不等。總計每年赴東南亞的商船，大約為三十艘到四十艘左右。
順治至康熙初年，歐洲國家，首先是荷蘭，接著是英、法、等國，相繼與清朝建立貢市貿易關系。一六五六年，準荷蘭”八年一次來朝“，一六六三年，”著二年來貿易一次“，一六六六年又定，”其二年貿易，永著停止“。英法等國的貢市貿易，一六六八年題準，”船不許過三只，每船不許過百人“，但無時間限制。一六八五年廢止海禁后，與西方國家的海上貿易也逐漸發展起來。次年議定：荷蘭”應準五年一次，貿易處所止許在廣東福建兩省“。一六八四年，在廈門設立”洋行“，一六八六年在廣州設立十三行，實有四、五十家。分別經營進出口貿易，并代納稅銀。英法等國商船，除以澳門為居留地外，一六八八年又在”定海城外道頭街西，建紅毛館一區“，作為商船停泊與中轉貿易之地。
清朝的海外貿易，輸出品主要是生絲和絲織品，其次是茶葉、瓷器、藥材、皮革、白糖、紙張、書籍等。《華夷變態》載有一六八六年一份赴日商船載運的貨物清單，計有”白絲三百擔，重綢五百捆零(每捆一百尺)，人參六百零斤，中綢紗二百捆，紅綃五十捆，剪絨二百八十籠，什物不數，白糖四千擔，冰糖二千擔，藥材二百零擔，毛邊紙三百捆“。其中白絲三百擔，絲織品六百五十捆，合六萬五千匹。同年，有四艘荷蘭商船，在福州購買白絲五萬斤，以及大量絲織品。福建省管轄的臺灣府，每年輸出紅糖二萬擔，鹿皮九萬張，在海外貿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輸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銅，是清朝鑄錢必需的原料，一六八五年，海關共辦銅二百九十六萬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動支稅銀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二十二兩八錢。后來不斷增加。銅一向是日本對中國的主要輸出品。其次是海產品，包括海參、鮑魚、魚翅、統稱”表物“。從東南亞輸入的商品，除海產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商船帶來了一些工藝品，還販運南洋海產，并載運大量白銀，到中國購買生絲、綢緞、茶葉、瓷器等特產。據廣東巡撫楊琳奏報：一七一六年到廣州的法蘭西船六只、英國船二只，俱系載銀來廣置貨。全年統共到有外國洋船十一只，共載銀約有一百余萬兩。廣東貨物不能買足，系各鋪戶代往江浙買貨。可見其貿易也有相當規模。
清朝在海外貿易中一直處于有利的地位。據佚名《東倭考》記述，”大抵內地價一，至倭(日本)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統計，從順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間，日本外流金額為二百余萬兩，銀額為三千七百多萬兩，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東南各省手工制造業與沿海城鎮的興起。廈門是對南洋的主要港口，廣州是對西洋貿易的主要港口，寧波是對日貿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時期南京、廣州的絲織業，蘇州、廈門的造船業，福建、廣東的制糖業，的冶鐵和制鍋業的制瓷業等的發展，都與海外貿易密切相關。康熙帝曾說：”朕南巡時，見船廠問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康熙時任明史館編修的姜宸英曾對康熙二十三年開海后的情景有過一段生動的描述：”民內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羅、真臘、滿剌加、悖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凡藏山隱谷方物、鑲寶可效之珍，畢至闕下，積輸入于內府，于是恩貸之詔日下，積澤汪 ，耄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盛。“(《姜先生全集》卷一)姜宸英的描述，顯見有意歌頌升平，但清朝開海后，海外貿易日漸發展，則是事實。
自開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于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嚴禁與南洋往來貿易，嚴令沿海炮臺攔截前往船只，水師各營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至乾隆時，清政府再次厲行限制對外貿易。當時，英國人為了向北方推銷其紡織品和接近產茶、絲地區，力圖在廣州以北擴張海口。英國通事洪任輝偕同英國武裝商船多次駛至浙江定海、寧波。英國武裝商船的到來，引起了清廷的重視。
閉關鎖國后期
為了整肅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將來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這是清廷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大轉折，即針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而厲行閉關政策，只準在廣州一口貿易。
在對外貿易中，清政府又實行商行制度，即廣州十三行，以進行壟斷。清政府只允許少數殷實富商設立“公行”，負責與外商從事進出口貿易，并代表清政府與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制訂《防范夷商規條》，規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必須冬住者只準在澳門居住;外商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商人借領外商資本及外商雇請漢人役使;嚴禁外商雇人傳遞消息;于外國商船停泊處撥營員彈壓稽查。“防夷五事”將對外貿易嚴加管理，有了明確的法規，使閉關政策形成為制度。嘉慶十四年(1809)，清政府又頒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先后制訂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條章程》。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規定外，又規定外國兵船只許外洋停泊，禁外國商人攜帶婦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輿，等等。其中有關嚴拿販賣鴉片人船等項，則是針對外國侵略者鴉片貿易的正確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