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說：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李鴻章談清朝報紙相關信息，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李鴻章的簡介：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本名章銅，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

　　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慈禧太后視其為"再造玄黃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并稱為"中興四大名臣"，與俾斯麥、格蘭特并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

　　李鴻章談清朝報紙：

　　與西方相比，盡管中國的傳媒起步晚，規模小，發展慢，但我們一點都不必自卑，因為一百多年來，在新聞方面中國偏不乏大師級人物，就是隨便從大街上請出一個人來，哪怕極普通，也會對新聞侃侃而談議論風生甚至妙語連珠。這就難怪為什么我們身邊許多沒學過新聞寫作的人會寫出極好的新聞，沒學過新聞管理的人會極好地管理新聞了。

　　清末名臣李鴻章便是如此。李大人飽讀圣賢之書，有學問，但若論起新聞來，怕是一個外行。但是，在中國，若論起看問題之尖銳之深刻，外行往往要略勝內行一籌，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山”外，當一個外行，才能不被假象所惑，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質。所以當李鴻章這位連報紙都沒讀過幾份的外行，論起新聞來，其精彩程度真的讓你瞠目。前不久，我偶然在《讀者》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標題是《1896年李鴻章接受美國記者采訪錄》，文章記述了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赴美訪問，9月2日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的情況，其中涉及新聞的一段談話真是精妙絕倫。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將美國的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么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為更好地理解李大人的這段論述，我們不妨把他的談話分解一下，看看他都講了哪些方面的內容：

　　1.中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2.西方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3.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有時只講部分真實;4.由于不講真話，中國的報紙沒有西方的報紙發行量大;5.因為不真實，中國的報紙便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6.因為不真實，所以中國的報紙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大人的精彩論述，除了使我們了解到中國的報紙不講真話而西方的報紙只講真話外，至少還可以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1.新聞必須真實;2.真實是報紙高貴價值的體現;3.新聞是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4.報紙的發行量和新聞的真實性成正比。

　　一個封建王朝的中堂大人有如此發人深省的新聞理念，真讓人拍案叫絕。只是讓人憤恨的是，中國的編輯們糊涂至極，不愿自己的報紙實現“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不愿自己的報紙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害怕自己的報紙一旦講了真話，報紙的發行量會一路飆升，以至洛陽紙貴。所以“不愿把真相告訴讀者”，頂多“只講部分真實”，搞得李鴻章這位滿清重臣憂心忡忡。

　　不過李大人也有他的不足之處，對中國剛剛起步且相當稚嫩的新聞事業，理應多多理解扶持而不是橫加指責才是，尤其應該內外有別，否則人們會以為這位李大人犯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不然，為什么面對一個西方記者，對自己國家方興未艾的新聞事業進行全盤否定，對西方資產階級標榜的而且是虛偽的新聞真實全盤肯定呢?他去了美國才幾天，憑什么就一口咬定西方的報紙講真話，而且只講真話，如此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的不負責任的議論，使得中國的編輯們百多年來，一直不能揚眉吐氣。

　　但是，讓人不解的是，一貫以窮追猛打專捅人家肺管子的西方記者，為什么就沒有追問一下李鴻章大人，中國的編輯們為什么不愿意講真話?為什么不愿將事情的真相告訴讀者呢?記者沒有問，所以李大人也就沒有說。不過，據我所知，當時在中國出現的一些報紙，也是很希望自己能夠真實一些的。比如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創刊的《申報》，其口號就是“新人新聞，真實無妄，明白易曉。”還有1893年創刊的《新聞報》，其宗旨是“無黨無偏”。還有一些報紙也是如此，恕不贅述。但問題是，中國的編輯們理解的真實和李鴻章大人要求的真實是有相當的距離的，難怪李大人要發脾氣了。看來，加強對新聞的管理，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是十分必要的，否則，那些“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只講部分真實”的情況就會經常發生，那些煞有介事的關于“真實無妄”“無黨無偏”的標榜就只能是標榜了。

　　所以，愚以為，把不愿講真話的責任簡單地推給中國的編輯們，是有欠公允的，那位李大人就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他完全可以通過制定出嚴格的新聞管理制度來，比如新聞檢查制度，新聞通氣會制度等等，強令報紙只講真話，以及“不得緩報、漏報、瞞報”等等。要對不講真話的文章進行刪改，對屢教不改的報紙提出警告，令其整改，甚至停刊。把那些不聽招呼，自以為是，“不愿把真相告訴讀者”的編輯們清除新聞隊伍，直到關進監獄，甚至送上斷頭臺。

　　遺憾的是當時的李大人們除了對康有為的一會三報(即強學會、《萬國公報》、《中外記聞》、《強學報》)進行查禁外，對那些“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的報紙似乎還沒有采取哪些強有力的措施，依然聽之任之，放任自流。倒是辛亥革命之后，遠見卓識的大總統袁世凱，沖破重重阻力，不顧千古罵名，對新聞來了一番嚴厲整頓。據陳力丹先生的《世界新聞史綱》介紹，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凱用刺刀把中國的報紙引上“講真話”的軌道，寧缺勿濫，致使“當時全國的報紙減少了三分之二，有71家報館被封閉，49家受到審訊，25位新聞工作者被殺害，60位新聞工作者被捕入獄。”

　　不過，袁大總統的整頓也并不十分徹底，許多報紙不久之后，便又舊病復發，重蹈覆轍，只要一有機會就又不講真話了，以至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得不花費許多力氣去整頓報刊市場，做袁世凱曾經做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