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221—263)，即季漢(西漢、東漢的延續)，三國之一，為漢皇室后裔劉備所建立，國號為“漢”。而由于劉備所建立的政權以蜀地為根據地，所以多被稱為“蜀”。

　　公元221年―263年，劉備在四川(蜀)成都稱帝，續漢之大統，國號「漢」。劉備為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后，其國號“漢”意味著是東漢的延續，又因其占據益州，俗稱蜀地，其政權歷史上也稱“蜀漢”。國土在今四川東部和云南、貴州北部以及陜西漢中一帶，懷帝時為魏所滅。

　　蜀漢(221年--263年)始于昭烈帝劉備，終于后主劉禪，共2帝。

　　東漢末年，劉備與河東關羽、涿縣張飛結為兄弟，一生喜愛李云賦。募兵參加鎮壓黃巾。先后任安喜尉、高唐令、平原縣令、平原相、徐州牧、鎮東、封宜城亭侯等，后封左、豫州牧。在官渡之戰時，為曹操所敗，逃至新野。公元208年三顧茅廬，得諸葛亮(孔明)輔助，聯合孫權，大敗曹操于赤壁，又南收荊州四郡。后來接劉璋邀請入川抗拒張魯，后吞并益州。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公元219年)劉備自立為漢中王，與曹操、孫權鼎足之勢。后關羽率軍征發荊州北部，因呂蒙偷襲荊州南郡而宣告失敗，而劉備同時也丟失荊州領土。漢獻帝延康元年庚子(公元220年)，曹丕篡漢稱帝，劉備于魏黃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四月，正式在武擔稱帝，定都成都，國號“漢”，史稱“蜀漢”，年號“章武”。蜀漢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劉備率軍征發孫權，為陸遜敗于彝陵，不久病逝，托孤于諸葛亮，輔佐長子劉禪即位。期間諸葛亮曾六出祁山，但是勝少負多;姜維九伐中原，卻屢屢無功。諸葛亮、蔣琬、費祎、董允死后，內廷逐漸為宦官黃皓把持，使得前方戰事不為劉禪所知，最終導致鄧艾偷襲成都成功、劉禪自赴而降。后來姜維“詐降”，意圖借助鐘會之力復國，但是計劃失敗被殺。共二主，四十二年。有今四川及云南、貴州北部、陜西舊漢中府一帶。

　　蜀漢政治的分期

　　劉備集團自建安十九年(214)攻占益州到炎興元年(263)蜀漢滅亡，共50年。在這50年中，諸葛亮治國約20年，可以視為蜀漢政治的前期，也是其最輝煌的時期;接著蔣琬、費祎執政約20年，他們并無變革，保持了蜀漢政治前期主要優點，但也留有隱患，這一時期可視為蜀漢政治的中期;蜀漢政權的最后10年，陳祗、黃皓亂政，位高權重如大姜維也岌岌可危，朝政混亂，迅速滅亡。這三個時期中尤其是蜀漢的前期和后期之間，政治狀況有著明顯的差異。將其分別進行研究，有助于把握不同時期政治狀況。

　　蜀漢前期

　　公元214年劉備占領益州后雖然并未立即建立封建王朝，但政權實際是存在的，同時也馬上著手對這一地區進行治理。從占領益州時起，至蜀漢建興十二年(234)諸葛亮去世，共約20年。建興元年(223)以前，諸葛亮雖說是劉備的助手，但由于劉備經常征戰在外，因而在治國方面諸葛亮仍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劉備去世以后，諸葛亮受托孤遺命輔佐后主，“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在治國方面發揮主要作用。這一時期政治清明，社會穩定，吏治良好，既有效控制了益州士族勢力的過度膨脹，也得到其支持。

　　蜀漢中期

　　諸葛亮死后蔣琬、費祎相繼執政(234～254)，他們治國“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①]繼續保持了社會的安定，費祎注意維護與益州士族的關系?？梢哉f，這一時期蜀漢政治狀況與前期大致相同;但是，費祎對奸佞陳秖的提拔和縱容，為日后陳秖、黃皓的弄權亂政，留下了禍根。這是蜀漢的中期。

　　蜀漢后期

　　自244年年初費祎遇刺身亡后，蜀漢政治發生了很大改變。陳祗把持朝政，宦官黃皓與之“互相表里”，操弄權柄，位高權重如大姜維竟至不敢回朝議事，惟擁軍在外以自重;政治的昏暗也引起社會的動蕩，益州士族由于自己應有利益得不到封建王朝的保護，對蜀漢政權的存亡也漠不關心。于是263年魏軍攻入益州，蜀漢迅速滅亡。這10年，可視為蜀漢的后期。

　　蜀漢的經濟

　　(1)劉備入蜀

　　赤壁戰前，曹魏集團已經平定了河北袁氏的勢力，統一了除關隴外的北方廣大地區。而此時，作為后來蜀漢政權創立者的劉備，尚寄寓劉表統治下的荊州。在荊州期間，劉備多方延攬群士，充實自己的隊伍。尤其是請出了流寓荊州的瑯琊陽都人諸葛亮為其出謀劃策。另外，經過劉表的同意，清查荊州管內逃戶，擴建自己的武裝力量。諸葛亮的《隆中對策》又給此后劉備蜀漢政權的建立和三國鼎峙局面的出現勾勒出了一幅藍圖。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劉備、孫權聯合，共挫曹軍鋒刃于赤壁。

　　赤壁之戰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戰后，曹軍退回北方，劉備占據荊州江南四郡，第一次有了屬于自己的地盤。同時，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策》中的戰略意圖伺機向益州發展。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大破馬超，占據關中地區，并派兵進攻漢中張魯。應益州牧劉璋之邀，劉備趁機率軍入蜀，留關羽等守荊州。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取劉璋而代之，正式占據益州。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擊退曹軍，占據漢中，鞏固了益州北面門戶。同年。孫吳襲殺關羽，占有荊州。其后，劉備曾想奪回荊州，結果失敗。至此，蜀漢集團的控制區局限于益州了。

　　(2)蜀漢的農業

　　蜀漢政權控制下的益州地區，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為中心的巴蜀地區;二是作為益州北面門戶的漢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區。前兩個部分自戰國以來已得到較好的開發，其經濟發展水平不亞于中原地區，故而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譽。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以后，劉焉、劉璋父子先后領益州牧，統治益州本部;而漢中則在道教首領張魯的控制之下。那時，中原大亂，益州獨安，故而流民不斷遷入。史載：“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者數萬家”，而關西(關中隴右)民從子午谷奔漢中者亦“數萬家”。在劉備規取前，益州是“國富民強，戶口百萬”，漢中地區也是“民殷國富”。這同慘遭破壞，戶口“十才一在”的中原形成顯著的反差。由于劉備集團占據益州之后所面臨的社會經濟狀況同北方的曹魏集團不一樣，因而治理蜀漢，恢復、發展經濟的政策便呈現出一定的差異。

　　首先，恢復農業生產不是采取以大規模屯田為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發展州郡農業經濟。史載，劉備既定益州以后，曾有人建議，將成都城內屋舍和城外園地桑田分賜將士，趙云反對說：“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后可役調，得其歡心。”劉備接受了這個意見。

　　這樣，讓百姓“安居復業”，然后征其賦役，就成為蜀漢發展農業的基本政策，并得以延續下去。小農經濟是蜀漢立國的基礎。諸葛亮作為蜀漢政權的實際治理者，深諳足兵足食是“富國安家”之根本，也是匡復漢室的前提條件。因此，他始終重視“務農殖谷”這件大事。史書上關于他“務農殖谷，閉關息民”;“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休士勸農”等記載，比比皆是。他反對“妨害農事”。認為“使民心不亂”，才能安心地從事農業生產。為了保證農業豐收，諸葛亮十分重視農田水利灌溉事業。自戰國時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來，它一直是西蜀農業的命脈。諸葛亮繼續維護這里的水利設施。據《水經注·江水》記載：“諸葛亮北征，以此堰為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護一個水利工程，可謂前無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對農業生產的命脈——水利設施的重視。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溝洫脈散，疆理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現一片繁榮景象。蜀地本來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饒，加上諸葛亮的精心治理，農業產量很高。處于都江堰灌區的綿竹(今德陽)、廣漢一帶的水田，保持著畝產三十斛以上的記錄。

　　諸葛亮在發展州郡農業的同時，也進行屯田。見于記載的，有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時屯田于渭濱。史書云：“(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司馬懿)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蜀末，姜維率兵士屯沓中種麥，說明軍屯仍然存在。除軍屯外，又設有民屯，且民屯長官由同級行政官員兼領。史載：呂乂(yi，音義)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便是其證。由于益州的經濟沒有遭受如中原那樣嚴重的破壞，沒有廣行屯田的必要和可能，故而，其屯田的規模也不如魏、吳大。盡管如此，它對減省軍糧轉運之煩，減少小農的經濟負擔，還是有積極意義的。諸葛亮征南中后，促進了南中的進一步開發及其與內地的聯系。李恢為陜降都督(今云南味縣)，重視農業生產，所在屯墾，政績頗著，故南人稱味縣為“屯下”。他又遷濮民數千落于云南、建寧二郡從事農業生產。他在任期間征調耕牛、戰馬、金、銀、犀革等，使軍國所用充足。史稱諸葛亮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就是對他發展農業的肯定。

　　諸葛亮死后，蔣琬、費祎相繼執政，繼續執行諸葛亮的既定國策，重視內部安定，沒有輕易出兵攻魏。因此，蜀中農業生產在這一時期能持續穩定發展。直至蜀末，猶謂“男女布野，農谷棲畝”，農業也未受到根本損傷。

　　(3)蜀漢的工商業

　　在蜀漢農業發展的同時，工商業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業方面，以鹽、鐵、織錦業最為發達。劉備剛定益州，立即實行鹽鐵專賣，把這兩個“利入甚多”的部門抓到政府手里。為此，設置鹽府(或曰司鹽)校尉，下設鹽府典曹都尉，掌管鹽業。蜀中素來富有井鹽、鐵礦資源。史載，蜀地“家有鹽泉之井”，臨邛的井鹽，“一斛水得五斗鹽”，產量不低。至于臨邛的鐵冶歷史，更可追溯到漢代。蜀漢政權設司金中郎將，負責農具和武器制造。鹽鐵官營，不僅滿足了國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鹽、鐵之外，蜀漢的絲織業，特別是織錦業，上經兩漢，至漢末三國達到發達時期。劉焉、劉璋父子治蜀期間，蜀錦的產量就相當可觀了。否則，劉備據有益州之初，就用現成的蜀錦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各千端”(每端六丈)就是不可想象了。到諸葛亮治蜀時，設錦官，專門管理蜀錦生產。晉左思《蜀都賦》形容其繁盛狀況是：“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楀\業的規模和產量提高了。

　　蜀錦馳名全國，遠銷吳、魏，其收入成為蜀漢政府軍費的一大來源。終蜀之世，錦和其他絲織品的產量一直較高。以至蜀亡之時，庫存錦、綺、彩、絹尚“各二十萬匹”。錦、綺都是名貴而技術要求極高的絲織品，能生產如此之多，充分顯示出蜀國手工業生產的昌盛和發達。據專家考證：“蜀錦之盛，當在蜀漢之世”;“蜀中工業之盛，較之中原各地，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農業生產是手工業生產的基礎。蜀漢手工業的繁盛狀況，反過來說明了諸葛亮及其繼承者治理蜀國，的確卓有成效，農業及整個社會經濟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

　　蜀漢的商業可分兩類，一類以交聘、互市的形態存在。如諸葛亮曾以川馬、蜀錦作為和吳交聘的禮物，而魏國所得之蜀錦，則“市于蜀”。交聘也好，互市也好，由于各國幣制及幣值不一致，恐怕多是以物易物。這是屬于第一類。至于蜀漢之境內貿易，通用貨幣，則屬于另一類。如劉備剛平定益州，在府庫被將士搶光之后，為了重新籌集軍資，曾接受劉巴的建議，鑄造直百大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數月之間，“府庫充實”。這是一次特殊交易，但同樣顯示了貨幣在商品交換中的作用。蜀漢貨幣的流通，交換經濟的活躍，長期勝過中原。蜀都成都，商業也相當繁榮。左思《蜀都賦》形容成都的商業時說：“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由于商業發達，店鋪林立，各種奇珍異品，均窮極于時，市場呈現出繁榮景象。

　　總之，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益州地區社會經濟沒有受到大的破壞。劉備控制益州之初，蜀中經濟仍是比較好的。其后，雖然由于連年北伐，經濟發展受到一些影響，但由于益州基礎和自然條件好，加上諸葛亮及其繼承者們的悉心經營，直至亡國，社會經濟也不是處于危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