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之際的學術思想發生劇烈的變動，主要受傳統思想的變化與政治斗爭有關，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動而變為循名責實，歸于申韓。因尚名務虛偽反動而為自然、率直，歸于老莊。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三國時期的學術思想是怎樣的?

　　由于東漢晚期政治敗壞，局勢混亂。曹操與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來恢復社會秩序。曹操提倡信賞必罰，主張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觀念打破以門第或名教的標準。諸葛亮也提倡法治觀念，入蜀后修明法制，執法公平。提出“治國之要，務在舉賢”的主張以任才適用。他也重視軍法，如街亭之戰馬謖違反軍令而被斬，他也自貶三等。漢末魏初的名法思想為此后魏晉玄學思潮提供了基礎，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將焦點由名法的具體問題轉向玄學的抽象思辨。

　　經學方面，漢末鄭玄之經學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晉之世，王肅繼承父學而注經，其對經學的見解與鄭玄不同，遂有鄭、王兩派互相駁難。曹魏末年，司馬氏篡魏為晉。當時政治黑暗，知識份子之思想趨向反動、消沉而無出路。傾向曹氏者多是失勢士子，采取清談方式批評政治，主張自然。傾向司馬氏者，則主張維持名教，使儒家作風漸起分化。因晉武帝為王肅外孫，遂被立為官學，一時黜鄭申王，使王學成為宗主。

　　魏晉時期最突出的思想為玄學。其基本教義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玄學家好談玄理，不談俗事，稱為清談，流行于魏晉時期。在240-248年的醞釀期，以何晏和王弼為代表。玄學家認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見的表象“末”，進而提倡“以本統末”的理論。又視“本”為“道”，類比為沒有形體的“無”(原理、趨勢)，視“末”為實際現象的“有”，并認為“萬物皆產生于無”。

　　之后到司馬炎篡魏建晉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代表，他們把焦點由思想理論轉移到人生問題上。當時政治黑暗，司馬氏壓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飾。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張儒教的禮法壓抑人性且虛偽，強調人性的解放與自然真誠。他們帶頭實現這個理論，形成一股解放個性的風氣。到了西晉之后，清談之風蔓延到政治舞臺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裴頠對“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

　　宗教思想

　　本時期為佛教與道教的發展時期。由于天災人禍不斷，人民紛紛尋求宗教慰藉心靈，使得能夠逐漸發展。南中諸夷族的原始宗教，具有很濃厚的巫風。其性質是神話崇拜，具有多神、崇拜自然的特點。在西南地區有長遠的歷史，形成早期的原始宗教。

　　東漢民間流行黃老之學，張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張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雛型，到西晉時則稱為天師道。張角的太平道，在道術方面較重“守一”。以《太平經》為主要經典，又稱《太平青領書》。內容龐雜，“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其社會思想既有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貧苦人民的部分。張角擁有廣大教眾后，于東漢末期率其弟張梁、張寶與部屬張曼成發起“黃巾之亂”，最后被東漢朝廷擊敗而漸漸式微。張道陵于漢順帝時入四川鶴鳴山，造作符書，創建五斗米道。該教可能是黃老之學與當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至巴蜀巫術。五斗米道與太平道教理教義基本相同，事奉黃老之學。張魯使教內“祭酒”誦習《老子五千文》，《道德經》成為主要經典之一。《老子想爾注》反映早期道教對《老子五千文》的解釋。經其子張衡(道教)、其孫張魯的傳播，流行于四川與漢中一帶。張魯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漢流傳到江南一帶。

　　佛教早在東漢初期即傳入中國，但當時儒學興盛，發展不大，至三國后方有發展。當時大乘佛教受貴霜帝國影響而傳播四周。西域受其影響，于闐、龜茲等地佛教興盛。之后又有天竺曇柯迦羅、安息曇諦和康居康僧鎧等僧侶到洛陽翻譯經典，將大乘佛教傳至中國。曇柯迦羅推廣戒律，這是中國僧侶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為律宗的始祖。曇諦所譯的《曇無德(法藏)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為中國僧侶出家之始。由于當時經文翻譯未善，朱士行為求原經研讀，于260年自雍州出發至于闐，成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侶。他寫得《大品般若》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陽，最后由竺叔蘭譯成《放光般若經》。發展方面，在東漢末期笮融曾于江東大興佛寺。三國時期的佛教重鎮，北方以洛陽為主，南方則為建業。曹魏魏明帝大興佛寺，曹植也喜讀佛經，并創作梵唄。孫吳方面，當支謙、康僧會先后入吳，受孫權推崇并支持發展。孫皓稱帝時，本要毀壞佛寺，因康僧會說法感化，終而放棄。在蜀漢，佛教不是很興盛，規模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