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為什么沒有出現過太監亂政的事情
太監是封建時期的罪惡無恥的產物，是封建時期最悲哀的怪現象。這些不男不女的男人有的膽小怕事，有的膽大包天，還有一些竟然名垂青史比如：高力士、鄭和、蔡倫等等。當然了除了這些名垂青史的還有一些遺臭萬年的太監，比如魏忠賢，趙高等等。那么你知道宋朝時期為什么沒有出現過太監亂政的事情么?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宋朝時期為什么沒有出現過太監亂政的事情，歡迎大家閱讀：
宋朝時期為什么沒有出現過太監亂政的事情
太監是皇帝身邊的人，可以這樣說皇帝一生和一個太監在一起的時期比和任何人的時間都多。因為太監的特殊地位縱然太監沒有任何權利下面的人也會巴結這樣一個和皇帝朝夕相處的人，由此也就容易造成太監和官員后宮之人勾結擾亂朝綱。漢朝時期有十常侍之亂、唐朝的唐敬宗 李湛被宦官毒死，明朝的魏忠賢勾結客氏穢亂后宮把持朝政，秦朝的趙高更是害死公子扶蘇扶持胡亥即位幾年后又殺死了秦二世胡亥立子嬰為王，以上種種都是因為太監的特殊地位造成的宦官亂政現象。然后宋朝卻是一個奇怪的朝代，宋朝和其它朝代一樣都有太監宦官，可宋體卻從來沒有出現一次宦官亂政的現象，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說起宋朝這種怪現象我們就不得不談談宋朝的政治制度，其實宋朝不但沒有太監亂政，就連大將亂政這種歷朝歷代都普遍的現象也少有發生。宋朝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在開創宋朝后制定的文人治國的政治制度，趙康胤杯酒釋兵權剝奪了所有武將的兵權，并且從此以后指揮權和帶兵權分立，武將只能指揮打仗卻無權調動軍隊。
宋朝的以文官領導武將的政治制度徹底解決了武將叛亂的可能，而那些天天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除了爭名奪利很少有真正的野心家。這些文官很難形成一股能撼動皇權的巨大力量，文官的特性就是喜歡拉幫結派搞爭斗，這正好成了皇帝搞相互制衡權利的手段。因此在宋朝的政治體制下，宦官很少有接觸朝臣的機會，就算宦官和大將文臣勾結上，他們也不會形成和其他朝代的宦官一樣的政治力量。
太監起源
關于太監的起源，中國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據專家考證，甲骨文中已有相關的記載，歷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潛書》中這樣描繪太監：“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近人情。”為什么這樣說呢?唐甄解釋道：他們長得臃腫，彎曲，好似長了癭結，鼻子里呼呼作響，如同牛和豬一樣，因此不像人的身體;他們長著男人的頰骨卻不是男人，沒有胡須卻不是女人，雖然面如美玉卻沒有一點生氣，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們的聲音好像兒童一樣稚細卻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樣尖細卻不柔媚，你說它嘶啞但又能成聲，你說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語，因此不像人的聲音;他們可以很愛人，也能下毒手害人，當他們憐憫你時流涕而語，而當他們憎惡你時，則斬殺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變態必然導致心理的變態，魯迅在《寡婦主義》中說：“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在那被賈元春稱為“見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監們肆意發泄著他們變態的性欲、權力欲、貪欲。僅以貪污而論，據明人趙士錦在《甲申記事》中載，明末李自成進京前，偌大一個明帝國的國庫存銀竟不到四千兩!而魏忠賢被抄時，居然抄出白銀千萬兩，珍寶無算，以致崇禎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監們：“將我祖宗積蓄貯庫傳國異寶金銀等，明比盜竊一空。”
崇禎的“痛心疾首”既讓人同情，又不讓人同情。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貴為天子，卻拿太監沒辦法;不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太監頭子，他是棵大樹，太監是在樹上筑巢的鳥，倘若同情皇帝，誰來同情太監呢?
然而，君主們依然堅持太監制。既然自詡為“天子”，就得龜縮在宮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離――讓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還了得!迷宮一樣的宮廷內便需要“絕對安全”的奴仆，怕戴綠帽子的皇帝便與不能人事的太監“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共同成為龐大的帝國大廈中的兩塊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監理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公元十世紀，正逢五代十國亂哄哄，南方有一個小朝廷史稱南漢。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劉巖割據一方，自稱皇帝，建都廣州，稱興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國理論，認為一般人都有妻兒老小，既有妻兒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無私奉獻自己于皇上，而太監“無鳥一身輕”，故只有太監最無私，沒有后顧之憂，必死命效力。傳位到他的孫子南漢王劉倀，更下了一紙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一律要閹割，達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化境之態，方能當官。劉氏父子的思維方式與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國歷史上蔚為壯觀的太監王朝產生了。王船山反復渲染太監的可憐可悲，這卻是他的書生之見。羨慕太監的人比羨慕他這位大學問家的多著呢。
然而，太監得勢的時代，民間往往相應掀起“自宮潮”，許多小康之家的兒子也忍痛自宮，以圖仕進，這確實是一條終南捷徑：讀書須受十年寒窗苦，自宮卻是一時痛終身富貴。據《<山堂別集>中官考十》記載：“南海戶凈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復乞收入。”一個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宮。整個國家呢?天啟三年，征募宦官缺額3000人，結果應征者多達2萬人。政府竟想不到會有如此多人，一時無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納不下這么多人，許多人不得不淪為乞丐和偷盜者。下有自宮之風，上有體制的膨脹，有明一朝，太監機構的編制不斷擴大，太監們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們贊美太和殿的精美絕倫，其實，太和殿與凈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一座紙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凈身房的地位遠遠比太和殿重要。對于萬歷這樣的皇帝來說，在位數十年，在太和殿舉行的朝會不過數次而已，有沒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沒有凈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沒有太監的服侍，就連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沒辦法維持。所以，凈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凈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監制基礎上的。
閹割是一種古典之極。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馬遷只不過幫李陵說了幾句話，就被皇帝將睪丸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價值觀可能跟法國思想家狄德羅所估計的相同。狄德羅在評價法國波旁王朝時說：“在宮廷，‘狂歡的工具’從來與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錯誤的司馬遷一生豈非只好以失去“狂歡的工具”，悲苦恥辱而告終?不然，他完成了《史記》。
中國不愧為文明古國，漢朝人將處宮刑的地方稱為“蠶室。”一個詩意十足的名字，一個丑陋的蠶變作美麗的蝴蝶的地方。閹割是文化的死敵，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閹割侵蝕著文化、吞咽著文化、改造著文化，當閹割內化為文化的本質的時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閹割的焦慮，而在特別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黃永玉先生所說：“一部文化史幾乎就是無數身體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為史，是由閹割與被閹割兩種不同性質的快感寫成的。”
從被閹到自宮只有一步之遙，從身體的殘疾到心靈的殘疾也只有一步之遙。當“去勢”成為奴隸們的義務時，那么口口聲聲說“連受之于父母的毛發也不應該損傷”的圣人們只好裝作沒看見。裝在瓶子里的太監們的“命根子”是保證皇帝的妻妾們的貞操的“證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們對“命根子”的沉默，則是保證皇帝們的權力暢通無阻的“證件”。
“太監化”是中國的知識者最大的特點。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知識確實是力量，知識如槍炮，關鍵槍炮口對準誰。中國溫文爾雅的士人們槍炮口對準他們腳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為帝制大廈添磚加瓦，這神圣的工作他們干得津津有味。多勞者必多得，他們獲得了如桃花般燦爛的封誥，例如張居正為“太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史，贈上柱國”，簡直令人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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