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和竇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戰(zhàn)略家、軍事家、詩人。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唐太宗的真實歷史，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唐太宗的真實歷史：

　　如果從秦始皇建帝號算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統宣布“退位”止(公元1912年)，在這兩千一百多年中，大約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統一的皇帝約有一百二十多個。在這些諸多皇帝中，昏庸、殘暴、荒淫之君眾多，但也還有為數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為的杰出明君，他開創(chuàng)了中國封建歷史上的“貞觀盛世”，史稱盛唐時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為李世民個人來說，這與他18歲從軍南征北戰(zhàn)的經歷大有關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滅亡，無道暴君煬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訓，看到人民的力量，從而能兼聽納諫。不過，他的納諫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參見《貞觀政要·求諫》)，而且說到做到。當大臣們奏事時，則和顏靜聽，鼓勵大臣們大膽提出錚諫之言。同宰相們商討國家大事時，允許諫官旁聽，并對直言錚諫者予以獎勵。

　　在唐太宗認真求諫的鼓勵下，貞觀一朝君臣確曾一度形成了一種直言進諫、納諫之風。民部尚書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膽進諫力爭。司馬光就說：“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參見《資治通鑒》)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點兵年齡問題上采納了封德彝之諫，將年齡由21歲改為18歲，下了幾次詔敕，魏征則堅持認為不可，壓發(fā)詔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見魏征，指責魏征固執(zhí)。魏征回答說：“陛下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來，才短短幾個月，已經有幾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誠信治天下呢?”太宗聽了魏征一席忠言，覺得有理，反而高興地說：“過去我總以為你固執(zhí)，不悉政事，今天聽了你分析國家大事，甚為中肯。如果號令不信，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呢?看來是我錯了。”于是點兵仍依原制，年齡仍限制在年滿21歲的壯丁中，魏征也因為敢于直諫得到唐太宗獎賞。

　　貞觀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讀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意。”(參見《資治通鑒》)在這里唐太宗以史為鑒，將大禹治水與秦始皇修宮殿作比較、分析，同樣是搞“建設”，為什么人們對大禹沒有意見，對秦始皇卻怨恨得甚至造起反來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為了人們的利益，修建宮殿是為了個人享受。然后說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宮殿，材料都準備好了，鑒于秦始皇的教訓，決定不修了。這時太宗才29歲，頭腦是清醒的，能做到“鑒秦而止”。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說的話忘了，下詔征發(fā)勞力修復洛陽的隋代乾元殿，以備巡幸之用。大臣張玄素上疏反對，指出修復乾元殿有“五不可”，并說，如果陛下要這樣做，“恐甚于(隋)煬帝遠矣”(參見《貞觀政要·納諫》)。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見張玄素問道：“你認為我這樣做還不如隋煬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紂又怎樣呢?”張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復乾元殿，那我看就同歸于亂了。”(參見《貞觀政要·納諫》)唐太宗見張玄素把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經過一番思考后，為之轉念，并感慨地說：“朕沒有認真考慮，以致做出了這個錯誤的決定。”于是下令停止修復乾元殿工程，并表彰了張玄素直言進諫的精神說：“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一切準備就緒，結果未去。魏征問道：“陛下為何不去了?”太宗笑著回答說：“害怕愛卿責怪我，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鷂，把鷂玩得正高興的時候，魏征來奏國事，太宗慌忙把鷂藏于懷中，魏征奏事不停，鷂竟被捂死懷中。這種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屬罕見。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為魏征直言所激怒，罷朝回宮，向皇后說：“魏征每廷辱我。”我要殺魏征，深明大體的長孫皇后聽了反而向太宗祝賀說：“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靜下來，覺得皇后說得很有道理，轉怒為喜。看來，太宗的納諫和睿智賢達的皇后也大有關系。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漸不克終疏》批評唐太宗說：“聽言則遠超于上圣，論事則未逾于中主。”意思說，皇上說起大道理來遠遠超過了歷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實際行動上并沒有超過一般的君主。魏征針對太宗“求駿馬于萬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為，而不是憑空而談的。《疏》中又指出：“陛下……雖愛人之言不絕于口，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意思是，您雖然在口頭上念念不忘人們的疾苦，但是實際上對自己的享樂是最關心的。這種尖刻的批評，氣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況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唐太宗對魏征的批評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復研尋，深覺詞強理直”，并寫在屏風上，朝夕瞻仰，又令“錄付史司”抄給史館載入史冊，給魏征和直諫的人以獎勵。這種接受批評的水平應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誠于納諫之舉，確實在封建歷史上少見。從武德九年到貞觀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為鞏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惡如仇，犯顏直諫，前后向太宗諫奏二百多條。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儉”、“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任賢受諫”、“任賢無猜，可以興矣”、“薄賦斂輕租稅”等等。這些都為唐太宗采納，對唐王朝的鞏固和強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為某一件事和太宗爭得面紅耳赤，弄得太宗難看，下不了臺，事后太宗仔細一想，覺得魏征堅持得對，言雖逆耳，卻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誠。為表彰魏征賜書寫道：“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魏征接過賜書一看，搖頭說：“謝陛下賜書。不過，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問道：“愛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說：“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繼而追問道：“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說：“做臣子的對人君言聽計從，忠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進諫，匡正人君過失，君臣協力者為良臣也。”太宗聽罷連連稱贊，提筆將“忠”字改為“良”字。

　　貞觀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嘆息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歿、朕亡一鏡矣!”

　　唐太宗納諫如流，貞觀業(yè)績，為后世傳為佳話。看到史書的記載，令人嘖嘖贊嘆!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這該不是史家們筆下有泡沫吧，該不會是有些夸大的包裝吧?該不會是撰寫《貞觀政要》的吳兢“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吧!但不管如何，縱觀諸多史料，贊太宗納諫如流者甚多。

　　唐太宗在中國封建帝王中，實為一代明君。從策動其父晉陽起兵反隋，到貞觀前期的20年間(即20歲到39歲)這段時間是唐太宗的光輝年代。但是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唐王朝統治地位的穩(wěn)固，封建專制“君臨天下”唯我獨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們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使唐太宗往驕奢的方向變化。這樣，貞觀前朝較開明的局面開始有所下降，陰暗面開始擴大。唐太宗本人也逐漸驕奢起來，聽不進直諫良言。正如貞觀十年(公元636年)，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貞觀初年是“聞善驚嘆”，到貞觀八、九年還能“悅以從諫”，但已不像從前。從那以后就變得“漸惡直言”了，雖有時也能勉強納諫，但不像以前那樣豁達、痛快了。這樣一來，心術不正的佞臣、逢迎討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肆其巧辯”，“妨政損德”，貞觀盛世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唐太宗在貞觀后期納諫精神減退，聽不進反面意見，盲目自信膨脹起來。不聽大臣勸阻，于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對高麗用兵，勝小失大。“游獵太頻”，大臣紛紛諫阻，太宗反唇相譏，說什么“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疏，朕游獵僅在后宛，不煩百姓，有什么不可!”其實游獵早超過“后宛”范圍。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好“游?”而廢學。另一位兒子吳王恪在安州“數出?獵，頗損居人”。太宗又不惜國庫，于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竟下詔說：“從今以后，太子所用庫物，有關部門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發(fā)取無度”，張玄素上疏反對，差點被太子家奴打死。太宗也忘記了貞觀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鑒秦而止……宜體朕此意”的話，更把當年接受張玄素批評，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腦后。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就大動民力修仁壽宮，后改名九成宮，不久又修復洛陽宮。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又營造大明宮，意欲給太上皇李淵玩樂居住，但在第二年李淵還沒住進去就一命嗚呼了。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陽建飛山宮，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華宮，并說要“務令節(jié)約”，結果仍是“費資巨以億計”。這些勞民傷財之舉和貞觀前期他贊同采納魏征的“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相去甚遠。

　　貞觀后期太宗“輕用人力”，“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不吸取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麗損失慘重的教訓，甚至連自己說過的話，征高麗“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也忘記了，不久又于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再次發(fā)兵征高麗，并下詔大造海船。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數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來造反，有些州弄得民“賣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慘境地。

　　看來，唐太宗在40歲后，無論在思想、作風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漸衰退的道路。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豪邁煌煌偉業(yè)之中又帶了些悲劇性色彩。

　　太宗45歲時已經早衰了。他不隱諱地對大臣們說：“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貞觀政要·太子諸王定分》)其后，他同樣遇到皇位繼承問題，太子謀反，魏王被黜，輔國大臣相繼去世，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刺激，這更加速了他的“衰怠”。再后來是多種疾病纏身，健康每況愈下。太宗曾嘲笑秦皇漢武相信方士長壽之術，但他自己仍然沒有擺脫方士的長壽邪說，食方士金石之藥。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又派人從中天竺訪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食了這個異國騙子的“延年之藥”，使疾病急劇惡化。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唐太宗帶著沉重的病體，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赦令，五月腹瀉不止，名醫(yī)為之束手，彌留之際，向太子李治、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爾后永遠地離開了他統治23年唐王朝皇帝寶座。

　　我們在談到唐太宗和顏納諫創(chuàng)貞觀盛世的歷史時，必須認識到這并不是什么民主。因為納諫本身僅是封建專制皇權的自我約束，并非權力制約機制。諫可納，也可以不納;秦可鑒，也可以不鑒。納不納諫，鑒不鑒秦完全取決于君主個人。唐太宗“先納后犯”現象，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