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吃“炸牡丹”的趣聞
明清時炸花片成流行小吃,蘇軾詩作曾提“炸牡丹” ,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推薦的明清小吃“炸牡丹”的趣聞,希望您能夠感興趣哦。
明清小吃“炸牡丹”的趣聞:網友在微博中戲謔地列舉蘇軾的“代表作”,有東坡肘子、東坡肉、東坡羹、東坡燒賣……引來一片會心的笑聲。大約沒有哪一位文豪像東坡居士這樣,在身后,被附會成那么多種美食的“發明人”。其實,有一樣夢幻色彩的雅食也不妨借用一下東坡的名號,名之曰“東坡炸牡丹”。
把鮮花的花瓣扯下,一片片的加以油炸,當作賞春應景美食,聽著似乎像是小說中虛構的細節,不過,蘇東坡確實有兩首詩作談到這個做法。其一為《雨中看牡丹》:“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另一首為《雨中明慶賞牡丹》:“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
當然,依古人記載來看,東坡居士并不是炸牡丹花的首創者。宋人祝穆《古今事文類聚》中就有“酥煎牡丹”一條,引錄了一則軼聞: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酥同贈,且曰:“候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秾艷。”其風流貴重如此。(《復齋漫錄》)
按其所述,五代西蜀的時候,逢到牡丹盛開,兵部尚書李昊不僅要向每位好友都送上多枝鮮花,還會同時贈以上等的牛酥油,并且囑咐:“等牡丹花將要凋謝的時候,就用酥油煎炸一下吃掉,不要讓如此的華艷遭受被遺棄的命運!”這么說來,在五代時,炸牡丹鮮花片的做法就已經出現,李昊即使不是發明人,也是積極的倡導者。
無論如何,蘇東坡兩次在詩中提到“酥煎牡丹”,顯示他對這一道奇巧炸食頗為愛好。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一書引錄邱濬《牡丹榮辱志》,“花屯難”中有一條為“酥煎了下麥飯”,就是說,把牡丹花片用酥油煎炸成小吃之后,卻當咸菜一樣,用來下粗糧飯。在《牡丹榮辱志》的作者看來,如此的做法是和頭戴鮮花上廁所、圍坐花叢前斗茶酗酒一樣,都是牡丹的災難。既然出現了這一論點,那么,顯然,酥煎牡丹在宋代確實存在,是風雅人士當中流行的一款芳饌。所以,東坡詩中并非杜撰,他和他的同好們真的會將微凋狀態的花片炸熟了品嘗。
傳為宋人林洪所作的《山家清供》也提到,南宋初年,吳太后喜歡將“牡丹瓣”“用微面裹,煠之以酥”。該書還介紹了一款“薝蔔煎”,是把大瓣的梔子花片用熱水燙一下,晾至微干,裹上甘草水調成的稀面糊,在油中煎熟,據說品嘗起來“清芳極可愛”。
實際上,到明清時代,炸花片竟是風行度頗高的清口小吃,并不稀罕。明人王世貞于《弇山園記》一文便特意提及,“弇山堂”前“左右各植玉蘭五株,花時交映如雪山瓊島,采而入煎”——直接從書房前的玉蘭樹上摘下盛開的鮮瓣,送到廚房中隨即炸制,成品乃是“芳脆激齒”。據清代著名食譜《調鼎集》,炸玉蘭花瓣的具體方法為“面拖、油炸、加糖”,在裹面油炸之后,還要撒上糖粉。同樣,芍藥花瓣也可以“拖面粉,油炸”,此外還有炸玉簪花、炸荷花。
依文獻記載來看,從梔子花到玉蘭花,都是用植物油——素油——炸即可。但在宋人那里,炸牡丹花片卻是靠“牛酥”。所謂牛酥,是把煮沸的牛奶晾涼,揭取凝在表面上的一層奶皮,煎成油。居然講究用這樣的葷油來煎炸盛開的牡丹花,想來一定有必然的道理。
推測起來,牛酥炸的小吃,味道與口感應該接近今日的奶油炸食。也許,能有高人按照宋時古法恢復“牛酥煎牡丹花片”,然后命名為“東坡炸牡丹”,讓老饕們不僅吃遍環宇,還能穿越古今。
蘇軾蘇東坡簡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中國北宋文豪,“三蘇”家族成員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詞,賦,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罕見的全才,也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與歐陽修并稱歐蘇;詩與黃庭堅并稱蘇黃,又與陸游并稱蘇陸;詞與辛棄疾并稱蘇辛;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現存詩3900余首,代表作品有《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賦》等。
蘇軾的詩現存約兩千七百余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葉燮(字星期)《原詩》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趙翼《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為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其詩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少數詩篇也能反映民間疾苦,指責統治者的奢侈驕縱。詞開豪放一派,對后代很有影響。《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傳誦甚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蘇軾的詞現存三百四十多首,沖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蘇軾在我國詞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將北宋詩__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并立的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沖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名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開豪放詞派的先河,與辛棄疾并稱“蘇辛”。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后,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于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后,人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后期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后,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并樂在其中。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